柏拉不图·影像国

不喜欢人多，所以专门挑了周一上午这个“票房毒药时间”去感受一下“地震”。到了电影院，没想到竟有这么多“无业游民”闲的在周一上午给冯导捧场，或许是来影院避暑的也说不定。不管怎样，照这样的情景，他预计的5亿票房应该没有问题，这下他的白癜风应该有治了。“梨花体”教母曾经不无幽默的说，冯小刚的龅牙是天生的，但他的白癜风绝对是给中国电影累出来的。这话我同意，中国电影就是太缺少冯小刚这样的导演了。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电影一直处在一种严重分裂的状态，不是大俗就是大雅，缺的就是象冯小刚这种雅俗共赏的中层电影。一个国家的电影产业要想正常发展，不能光靠大俗大雅，大雅争的是名气，大俗争得是投机，只有雅俗共赏的电影多了，才能使电影产业呈现一种正态分布。

 

冯导的电影之所以能够深得人心，就是因为它特别关注普通的市民阶层。前两天香港导演尔冬升还夸冯导，说他电影中的语言对白，很有市民特点，如果他要拍文艺片，一定要找内地的编剧。言外之意，尔冬升已经把冯导的电影定位为文艺片，这马屁拍的。不过，现在中国电影的确太缺少对观众心理的研究了，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不要说和国外相比，就是和国内同类产业比如电视、网络、新媒体等相比，也几乎是空白。那些大雅的电影自不必说，最近几年流行起来的那些大俗的“恶搞”电影，号称“迎合观众”，归根结蒂，只不过是把观众简单的设想为一群白痴。他们只是在“迎合市场”，而从来不去研究一下“观众心理”，不要以为“市场”就是“观众心理”，决定市场的因素太多了。这些大俗的电影曾经也为中国的票房作出了不少贡献，但是今年刚刚公布的一份电影产业报告指出，这种大俗的电影，也正在出现一种负增长的趋势。毕竟，无论大俗还是大雅的电影，都离观众太远。

 

冯小刚的电影似乎是个例外，他对观众的研究几乎是无意识的，这可能源于他生活经历中的市民倾向。他关注现实生活远胜于其他。这从他对剧本选择的倾向性就可以看得出来，早期选择王朔（其实是王朔选择了他），后期选择刘震云。当年他尚未在电影界出名，还在电视剧行业里摸爬滚打时，就选择了刘震云那部现实感极强的《一地鸡毛》进行改编。所以跟其他的导演不同，第五代导演立足于艺术，第六代导演立足于自我，现代那些“恶搞”的导演立足于商业，而冯小刚始终立足于观众。当然现在他也向商业看齐，口口声声离不开票房，可是现在哪一派别的导演最终不指向了商业？就连孤高自傲的第五代不也跪倒在金钱的膝下？第六代的商业电影很少见，那是他们还没有机会，他们现在有多少人在电影之外靠拍广告、拍MV、拍电视剧赚钱？所以我就很奇怪，有些影评人看到《唐山大地震》中的几个植入式广告，就义愤填膺，甚至完全否定了这部电影。这已经不是墨镜的问题，而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问题。

 

《唐山大地震》令无数人泪洒影院，冯小刚靠的就是抓住了市民观众的心理，当然，这种心理不是一种简单机械的模式，而是基于中国市民社会的文化传统。北大教授张颐武曾经在一篇分析中国电影观众心理的文章里指出，中国市民社会所造就的观众力量主要基于两种心理——感伤和传奇。也就是说，中国电影百年历程，只要取得很好票房的，都离不开这两种心理。其实，这也是中国文学从古至今的文化传统。显然，《唐山大地震》很好的融合这两种心理。所谓感伤，也就是将“大历史的宏伟叙述转换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小历史叙述。”这一点，冯小刚做到了，特别是相比较去年陆川的那部《南京大屠杀》而言，《南京大屠杀》虽然也想这样做，但是由于电影中小历史线索太多，而且每一条小历史的线索又都在力图回归到大历史的叙述中，所以导致了一种分裂。当然，主要还是因为陆川对于那时的“小历史的日常生活”不甚了解。唐山大地震冯导可能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那个年代，他经历过，因此影片的时代质感，做的很强。

 

感伤自然涉及到了“情”，这也是《唐山大地震》做的最足的地方，也是最为影评人所诟病的地方。不信你在百度和谷歌里输入《唐山大地震》和“煽情”这两个词，看看会有什么结果。貌似在中国电影里，“抒情”这个词已经被部分影评人和谐掉了，只要电影里出现这一点感情的东西，二话不说，不是“煽情”就是“矫情”，绝对没有“抒情”这一说。我不知道这三个词之间是不是有明显的界限，多少感情算是煽情，多少感情算是矫情，多少感情又算是抒情？我觉得在很多日韩电影里，比《唐山大地震》感情宣泄更厉害的，人们却称之为“纯情”，敢情这墨镜在评论外国电影时，就摘下了来了？？？当然，这似乎也可以用中国文化传统来解释，因为中国人的感情比较内敛，所以在中国电影里，感情稍有一点宣泄，很多人就受不了了，但是，外国人的感情很奔放，因此，感情宣泄的再厉害人家也很纯情啊！不可否认，对观众心理的研究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就是为了控制观众。正如，影片中的情感宣泄，也有略微过分的地方，但是我相信，那略微过分的一点，是由市场决定的。一个导演不可能控制影片的所有，只要在他可控制的范围内，做好一切，就足够了。

 

影片中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地方就是徐帆扮演的元妮的形象，这个形象被塑造成了一种不只是任劳任怨更似乎要被竖一个“贞节牌坊”以资纪念的旧时代封建家庭妇女的形象。这个形象不要说以西方女权主义观点就是按照一般的普普通通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观点来理解，也似乎是一个应该被批驳的对象，部分影评人也对此做出了批判。但是我想说的是，尽管冯小刚的文化水平不高，不能和第五代甚至他的晚辈第六代相提并论，但是这一点现代意识他应该还是有的。他之所以这样塑造，一定有他的原因，除了故事本身的背景所决定——因为故事发生在七十年代，对于一个普通纺织女工来说，这种女权意识尚未如此强烈，在她身上流淌的依然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另一层意思我想是，有一种超越了所谓的现代的、知识的东西，从影片的结局来看，这种东西显然就是爱。其实，从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脉络来看，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一直是现代文化特别是后现代文化的重点之一。这也让我想起来某位老师上课时所说的，新的东西未必就是好的。当然，在此，我无意否定女权主义，更无意为“封建思想”保驾护航，我还没那么“经典”。在西方，这种电影所宣扬的观点基本上属于意识形态错误的，但是在中国，意识形态似乎仅仅被简化成了政治。我也曾经想过，如果活下来的是元妮的丈夫，这个故事该如何发展？

 

在一个商业电影的时代，有人依然能够坚守现实主义题材，真的很不容易的。如今，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几乎从大银幕上绝迹了。今年能数的起来的也只有老徐的《杜拉拉升职记》和张扬《无人驾驶》。看到有人将《唐山大地震》和《2012》相比较，总是感到很奇怪，一个是现实题材，一个是科幻题材，尽管2012的年代比唐山大地震那个年代离我们更近，但是在《2012》中，人们似乎只有被震惊的快感，而在唐山大地震里，却是实实在在的悲痛。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悲剧有一种净化人心灵的力量，类似于中国人说的“澡雪精神”。

 

所以，看完影片后，我想起了两段话。一段是老子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那是在看到影片中美好的生活瞬间被地震毁灭时想到的。还有一段话，在整个观影过程中始终萦绕在我脑海，即使走出影院许久，也不曾散去。它就是我最喜欢的美国作家卡佛在《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中的一段话：“你们彼此相爱。你们浑身都透着这股劲。你们因为爱情而光彩照人。但是，你们相遇之前也曾爱过其他人。你们也都结过婚，就象我们一样。甚至这之前，你们可能还爱过别的人……也许你们会说是保留下来的美德，这美德就是，如果我们中谁出了什么事——请原谅我这么说——假如明天我们俩有谁出了事，我想另一个，另一个人会伤心一会儿，你们知道，但很快，活着的一方就会跑出去，再恋爱，用不了多久就会另有新欢。所有这些，我们所说的这种爱情，不过就是一种记忆。甚至可能连记忆都不是。”冷峻的卡佛，很少在他的小说里发表议论，偶尔的一次，竟如晴天霹雳，令人醍醐灌顶。

 

卡佛的这段话，无形中给《唐山大地震》里徐帆塑造的那个“旧时代封建家庭妇女”元妮的行为作了最好的注解，当然，是一个反面的注解。这其中体现的是中西文化不同？还是有一种更深层次的东西隐含其中？一如卡佛在那篇小说里，用那对受伤的老夫妇的故事又为这句话做了一次注解。不过这次的注解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或许只有那我们摘下墨镜，才能看得清楚。

 

 

Ps.

看了这篇文章，有人一定要问，你是不是冯导的枪手啊？

问题的关键是，我如果说不是，您信吗？

所以，还是请您把墨镜摘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