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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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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有声影片的发明和好莱坞的黄金时代

潘天强的课程课件 发布于:

 有声影片的发明和好莱坞的黄金时代

[世界电影专题参考资料]

 

有声影片并不是一种新鲜的事物。远在1899年,电影在爱迪生的实验室里已经能够发出一些声音。卢米埃尔、梅里爱以及其他一些人曾经天真地利用在银幕后面说话的办法,使得电影带有声音。1900年以前,百代曾经举行过几次歌唱片的放映会,同时,巴隆和劳斯特则设计了一种巧妙的声画同步方法。

 

20世纪开始的第10年代里,法国亨利·约利和高蒙的努力已经有了成就。同时爱迪生和阿克托封在美国,海普华斯、劳斯特和威廉森在英国,麦格努森和保尔生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也获得同样的成果。

 

但是,此时电影还始终停留在无声艺术的阶段。人们已知道如何将动作和台词同步起来,利用压缩空气来扩大声音,使集聚在高蒙大剧院的6000观众都能够听见,可是,发出的声音却带有浓重的鼻音,而且同步方法仍不完善。演员必须将他们嘴唇的动作同留声机唱片“重现”的声音设法配合起来。1914年,有声电影几乎已被放弃了。

 

留声机是从电话机产生的,而电话机本身则又是从电报机发展出来的。无线电报——和电影几乎同时发明——和以后无线电广播的发展,使有声电影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能通过“扩音器”的电气录音和“三级真空管”(李·德·福尔斯特发明)的音响放大办法而获得解决。制造无线电器材的大电气公司于是成了有声电影机专利权的占有者。

 

这些专利权当时被两大集团,即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西方电气公司”集团和德国的“AEG.——托比斯公司——克兰影片公司”所垄断。“西方电气公司”曾向一些同样受摩根银行控制的美国大电影公司提议用它的录音方法。但这些公司对这种危及好莱坞霸权的有声电影不愿接受。“西方电气公司”在失望之下,转而向华纳兄弟接洽。后二人创立的小影片公司当时方收买了“维太格拉夫”这家古老的公司和一个由15家影院组成的小放映网。这两位制片人对于在电影院里用扩音器来代替管弦乐队的方法很感兴趣。在他们初期摄制的有声片中,用“维他风”有声电影机发出的音响还只限于一些音乐和一些喧闹的声音。

 

“华纳公司”虽然和它的两个明星——男演员约翰·巴里摩尔及狗明星林丁丁——订了合同,当时仍处于将要破产的状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这家公司决定冒险摄制一部由巴里摩尔主演的歌剧片《唐璜》。这部有声片的成功,对继续制作这类影片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华纳兄弟当时用最后的资本来拍摄这部影片,它聘请了游艺场的著名歌手阿尔·乔生,由没有什么名望的阿兰·克劳斯兰德来指导他的演出。影片剧本和杜邦的影片《巴鲁希》有些类似,叙述一个贫穷的犹太歌手成名的经过,借这个主题,片中穿插了许多著名的歌曲和小调。

 

  这部影片获得了很大成功。它在美国的上映收入达350万美元,几乎接近于《宾虚》一片所创造的纪录。但后一纪录,不久就被华纳公司另一部由阿尔·乔生主演的新片《爵士歌王》所打破,这部影片的上映收入达到了500万美元之巨。好莱坞其他公司看到这种辉煌的成就,也开始寻求有声电影的专利权。威廉·福斯已经有了一种根据德国的发明转化出来的“摩维通”。其他一些公司也不得不接受“通用电气西方公司”所提出的苛刻条件。不久洛克菲勒所控制的无线电公司也研究出一种“福托风”有声电影机,但到其他公司的抵制。洛克菲勒财团为了利用这种有声电影机,特地在好莱坞设立了一家新的电影公司——“雷电华影片公司”,这是把“百代影片贸易公司”、“互助影片公司”、“三角影片公司”这些旧公司和一个很大的过去经营游艺场的联营公司——“凯斯—奥芬公司”合并在一起、并由各无线电公司(如“CBS.”、“马可尼”等)予以支持的一家公司。

 

美国早期有声电影

 

1926年,华纳兄弟影业公司拍摄了用唱片来配唱的由J.巴里摩尔主演的歌剧片《唐璜》(A.克罗斯兰导演)1927106又首映了由A.克罗斯兰导演、A.乔生主演的有歌唱、对白、声响的《爵士歌王》,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声故事片。192876华纳公司又推出了“百分之百的有声片”《纽约之光》。自此,有声电影全面推开。至1930年,除卓别林继续拍摄了几部无声片外,全部故事片均为有声片。

 

在导演中间最先适应有声片制作并拍摄出富于创造性影片的有:R.马莫里安的《喝彩》(1929)和使用了主观镜头的《化身博士》(1932)L.迈尔斯东的《西线无战事》(1930)和《头版新闻》(1931)、刘别谦的《爱情的检阅》(1929)和《微笑的中尉》(1931)K.维多的《哈利路亚》(1930)。卓别林也拍摄了他的第一部有声片《城市之光》(1931)

 

  好莱坞的制片公司是1912年开始相继建立的。随着1928年雷电华影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组建,形成了美国电影业的8家大公司。它们包括5家较大的影片公司,即派拉蒙(组建于1914)20世纪福斯(始建于1915,合并于1935)、米高梅(合并于1924)、华纳兄弟(1923)和雷电华(1928)3家较小的公司,即环球(1912)、哥伦比亚(1924)和联美(1919)

 

有声片悲喜剧

 

本世纪二十年代,格里菲斯所创建的电影语言,在德国和苏联导演手里,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电影已成为一种相当成熟的艺术形式。电影导演们已经学会了怎样通过构图和剪接有效地叙述和抒情,电影艺术技巧的各个方面都已被发现了,接下去只需做些修修补补的改进。就在大家踌躇满志,以为电影艺术的革命已经大功告成的时候,一场新的革命正在悄悄降临。1927年10月6日,纽约的观众在观看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爵士歌王》时,突然听到主角开口说了话:“等一下,等一下,你们还什么也没听到呢。”这一句话,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让电影开口说话,这个探索,自电影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所谓的无声片,并非真正的无声,都有配乐,大一点的电影院都有乐队演奏,小电影院则至少也有一架钢琴在一旁弹奏。配乐的乐谱或者由电影公司提供,或者由电影院自己找人谱写。有的导演,比如格里菲斯,在发行影片时都同时提供配乐乐谱,甚至尝试过把配乐录在唱片上与电影同步放音。在《爵士歌王》之前,华纳公司已发行过两部同步配乐的电影,很受欢迎。《爵士歌王》最初就是打算拍成同步配乐的无声片,最后拍成的基本上也还是无声片,大部份的对话都是用字幕交代的,真正开口说的话不过三百多个单词。这些话都不像是台词,可能是在拍摄时无意中录下的,拍完了才决定给予保留。这三百多个没有意思的单词却引起了轰动,华纳电影院的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华纳兄弟公司见有利可图,不失时机地在第二年推出了一部百分之百的有声片《纽约之光》,在影片中,角色们都在滔滔不绝地交谈,几乎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是通过对话交代的。

 

华纳兄弟公司在当时,还是大电影公司中的老小,在其他大公司的压迫下处境相当艰难,孤注一掷,试图通过开发有声片摆脱财政困难。这个睹注下得非常准,到1929年,华纳公司的利润就从一年前的两百万美元一下子增长到了一千七百万美元。华纳公司的音响系统是把声音录在唱片上的,搞不好就没法与画面同步,在实际放映中经常出差错。另一家公司,福克斯公司,也同时在开发有声片,他们采用的是光学记录方法,把声音转换成光学信号与画面同时记录在胶片上,这项技术,在1930年以后成了标准。

 

 但在当时,除了这两家公司,其他公司都对有声片采取观望态度,还不想向华纳或福克斯交专利费。他们这么做,当然纯粹是出于财政的考虑。要拍摄有声片,需要投资一大笔钱添置新设备。大家都知道怎么拍无声片,但还没人知道该怎么拍有声片,新的探索又得浪费许多经费。要是都改放有声片,以前拍的那些无声片岂不就都没用了?正在拍摄的无声片不就白拍了?许多无声片的电影明星,讲话的声音并不那么动听,或者讲不好英语,那些从欧洲来的演员,有的根本就连英语都不会讲,这些人都是已跟公司签了合同的,就这么白养着了?最后,还有一个世界市场的问题。好莱坞拍的无声片,只要把字幕换一换,就可以在其他国家发行,有声片就没那么简单了,翻译、配音或加字幕,都会使出口成本大大上涨。

 

与此同时,电影评论家们也都不看好有声片,认为有声片只是一项新鲜玩意,一旦观众的猎奇心理得到了满足,有声片就会销声匿迹。至少,无声片是会跟有声片共存的,有声片不过是廉价的娱乐,真正的艺术还得靠无声片。电影评论家们做此预测,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当时拍摄无声片时,为了避免录下机器噪音,要把摄影机以及摄影师关在隔音的玻璃房子中,镜头移动相当困难,更不要说摄影机的运动了。演员们为了能让暗藏着的话筒录下台词,在讲话时也不敢随便走动。其结果,有声片倒退到了早期电影的水平,成了戏剧舞台表演的记录,甚至连戏剧表演都还不如,至少戏剧演员还可以在舞台上自由走动。这样的有声片,显然算不上艺术。

 

一般的观众才不管什么艺术不艺术呢,在他们看来,有声片就是要比无声片过瘾。电影公司也不管什么艺术不艺术,既然观众爱看,就应该拍。进入三十年代以后,除了卓别林等极少数的顽固分子,实际上已没人拍无声片。许多电影评论家都哀叹说:电影艺术死亡了。

 

电影艺术当然没有死。有声片的艺术也逐渐得到了改进。消音摄影机发明了,虽然摄影机因为给裹上了厚厚的消音材料而笨重不堪,但毕竟可以放在拖车上运动,从玻璃房中被解放了出来。台词录音的问题是一个演员想出了解决办法的,而且非常简单:不把话筒暗藏在道具中,而是绑在钓鱼杆上吊在演员的上方,随着演员移动,这样演员的行动也不受限制了。后来又发明了后期配音的办法,先是像拍无声片那样拍摄,然后再在录音室中把声音加上去。这样,有声片对电影语言的应用至少可以像无声片一样成功。还有人要证明有声片可以比无声片更艺术,像音响效果、声画蒙太奇之类的新的艺术技巧,也逐渐被发明出来。有声片不必再使用字幕,也使画面的流动更为连贯。

 

即便如此,有声片的出现对电影艺术的发展并非没有消极的作用。拍摄无声片,所需的成本较低,拍摄设备、技术都比较简单,甚至导演一个人就可以包揽下来。而拍摄有声片,成本昂贵,没有大公司的资助很难拍得动,开拍前就不能不考虑市场的需要;拍摄设备、技术都非常复杂,一个摄影组,若没有五六十号人马,很难玩得转。其结果,电影拍摄越来越迎合观众的口味而不敢做艺术探险,越来越依赖于集体创作而减少了导演的个人色彩,从一定的程度上说,也就越来越非艺术化而且,有声片也限制了电影艺术的传播。无声片是属于全世界的,世界各国的人,不管讲的是何种语言,都可以完整地欣赏无声片。但是对于有声片来说,如果你不懂一部电影所讲的语言,你就无法完整地欣赏该部电影,配音破坏了演员表演的完整,字幕则破坏了画面的完整。翻译一部电影要投入很大的人力、财力,也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电影交流无法像无声片时代那样方便、频繁。

 

  此外,让人物开口说话,固然能使电影更逼真,却也可能使电影失真。让古人讲现代话,或让外国人讲本国话,对于追求真实的电影艺术来说,是一种讽刺。不论是好是坏,从无声片过渡到有声片,是电影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大革命,对电影界所造成的冲击,绝非以后的彩色电影和宽银幕电影所可比拟。当时的导演、演员都经受了一次严酷的筛选。有声片的出现,成了压垮本来就已在制片厂制度下苦苦挣扎的格里菲斯、斯特劳亨等无声片大师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好莱坞创天下、甚至已功成名就的欧洲演员们纷纷打道回府。即使是美国土生土长的演员,也可能因种种原因而无法适应有声片。无声片的影后璧克馥以及吉许姐妹,在试拍了一两部有声片后就从影坛退休或半退休了。善演哑剧的喜剧演员发现自己开口说话并不那么有趣,也逐渐让位给靠耍嘴皮子逗乐的演员。最不幸的是言情片的大明星吉尔伯特,早期的录音机无法很好地记录下他的男高音,他的影迷们第一次在银幕上听到他开口说话的时候,都非常失望,原来这位白马王子的声音是这么难听甚至吓人。在尝试了几部有声片都失败了之后,吉尔伯特的自信心完全丧失了,从此借酒消愁,在四十一岁时即过早地去世。这一年是1936年,卓别林刚好出品了他的最后一部无声片《摩登时代》,标志着无声片的寿终正寝。

 

好莱坞的黄金时代

 

1929年,是让电影制片厂的老板很伤脑筋的一年。电影从无声过渡到了有声,需要添置昂贵的拍摄、录音设备,雇佣新的技术人员(特别是编写台词的作家和录音师),导演、演员要更新换代,公司所属的电影院也要添置音响设备。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偏偏在这一年,华尔街的股市崩溃,美国经济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大萧条时期(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美国大发战争财,经济萧条恐怕还不会那么快结束),使得资金的征集困难重重。不过,与其他行业相比,美国电影业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不大,只在1933年陷入了困境,很快就恢复了。

 

实际上,美国经济最为糟糕的三十年代,却是好莱坞的黄金时代。在这十年间,好莱坞每一年都生产五百部左右的电影,最多的是1937年,共生产了五百三十八部;而六十年后,1997年生产的美国电影不过差不多两百部。在当时,平均每周有八千万美国人去看一场电影,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五;而在现在,平均每周大约只有两千万美国人去看一场电影,还不到美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在今天的美国,去看一场电影有点像是去看戏一样,是一种特别的活动;但在三十年代的美国,看电影却是日常的娱乐。当时的电影院到处都是,票价也要比现在便宜得多(当时在大城市一张票约三、四十美分,现在则是七、八美元)。事实上,三十年代的美国人看电影类似于今天的美国人之看电视,而当时的电影也很像电视,也盛行拍十几、几十集的连续剧。尽管当时的美国人绝大多数都已破产,在贫困线上挣扎,他们却心甘情愿地交出最后一毛钱去看电影。电影院也想方设法让观众饿着肚子来看电影,比如一张票可看两场电影,幕间休息时做“并够”之类的有奖游戏,运气好的人可以赚点小钱回家。

 

在好莱坞所制造的虚假、梦幻的电影世界中,美国人暂时忘却了现实生活的烦恼与苦痛。美国电影不仅让观众暂时逃避现实,而且也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做着政治宣传。现实中的大多数美国人都交不起房租、买不起衣服,银幕上的人物却都住着豪华的房子、穿着华丽的衣裳。好莱坞所展示的富裕生活给饥寒交迫的观众打了一剂强心针: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最能粉饰太平的莫过于让人赏心悦目、美妙动听的歌舞剧了,这一最具美国特色的电影类型随着有声电影的出现而登上了舞台,并且迅速征服了美国观众。1930年第二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得主就是米高梅公司拍摄的一部歌舞剧《百老汇的旋律》,这部电影,被公认为是历届奥斯卡最佳影片中最差的一部。它的成功,完全是由于迎合了当时观众的需求。

 

关注观众需求的不仅有电影制片商,还有社会卫道士。只不过,制片商所关心的是如何尽量吸引观众,而卫道士却是致力于不让观众接触到含有不良内容的电影。至于不良的标准,当然是要由卫道士来制定的。就在1930年这一年,天主教教会人士制定了好莱坞生产准则《海斯法典》。由于担心教会发动抵制而影响收入,好莱坞的制片厂都接受了这套准则,并且请教会人士负责生产准则管理署。任何一部电影都必须经过该管理署的审查、批准才能发行。如果有哪个制片人敢于私自发行电影,则会被判处两万五千美元的罚款。这套准则为电影的内容制定了标准,而且还极其详细地规定电影台词所使用的语言。流行在街头巷尾的俚语俗话是不能在电影中出现的,更不用说脏话了。任何与性有关的字眼,不管是多么的含蓄,都是不允许使用的,甚至连“性”这一词也不能用。任何与性有关的行为都是不能表现的,更不用说描写婚前、婚外性行为了。甚至在银幕上夫妻也不能同床共枕,而必须睡在分开的单人床上--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好莱坞之床”。性和暴力向来是最能吸引观众的两大卖点,既然性的表现被禁止,大家就只能在暴力上面动心思。黑帮电影就在这时候兴起,再加上经久不衰的西部片,枪,成了美国电影中最常用的道具。如果我们从美国电影来了解美国,会以为美国生活无时无刻不处于枪林弹雨之中。美国社会也许的确是世界上最充斥暴力的社会,但这类电影仍与反映现实无关,因为生产准则规定电影内容必须惩恶扬善,坏人绝不能有好下场。审查制度和制片厂制度一起,成了扼杀艺术创造的两只手。

 

好莱坞的黄金时代,也是制片厂制度的全盛时期。电影制作的分工越来越细,流水线作业也越来越成熟。牢牢地监督整个生产过程的是制片人。他批准剧本、指定导演、选择演员。一部电影的产生,先有一个粗糙的设想,由制片人交给编剧部完成剧本,有的人写脚本,有的人写台词,有的人写分镜头剧本。镜头的分解都是规范化的,每一个场面都由一个长镜头开始囊括全景,再穿插一些中景、特写镜头。镜头的位置、角度、变换都只是为了让观众看清动作和反应、说话和听话者(正反打),此外不会有别的用意。往往只在拍摄的前一天,剧本才交到导演手里。导演就根据剧本,原封不动地,用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进行拍摄和录音,然后把底片交给剪辑部门,在制片人的指导下剪接成最后的版本发行。只有极少数最重要的导演,才享有参与编写剧本和后期制作的特权。在发行之前和发行中,制片人会根据情况决定花多大的人力、财力为影片做宣传和广告,以及发行的范围。如果一部影片在纽约等大城市首映时票房不佳,制片人可能就会觉得不值得再花钱为它做广告,而让它自生自灭甚至收回发行。这一整套制度,盛行于自1930年到1946年,至今在好莱坞也还未完全消失。

 

我们现在倾向于把导演当成电影的作者,但在当时,人们却认为制片人和电影明星是远比导演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电影制片厂和电影明星也就决定了一部电影的风格。要研究这个时期的美国电影,知道是由哪家制片厂生产的和由哪个明星主演的,要比知道是由哪个导演拍摄的更为重要。当时的电影工作者就像现在的电视工作者一样,认为自己是在搞娱乐,而不是艺术。艺术当然并未在美国电影中完全消失,只不过是在批量生产的工业品中无意识地存在着。极少数天才的导演,也能在制片厂制度的控制下努力表现自己的特色,在类型电影的框架中求新求变。约翰·福特就是这样的全才,他导演的《公共马车》(一译《关山飞渡》)、《我亲爱的克莱蒙丁》、《搜索者》给西部片注入了艺术生命,而他在1940年导演的《愤怒的葡萄》,乃是美国电影史上罕见的现实主义的杰作。但是在这个时期最具特色的导演可能是深受德国表现主义影响、注重视觉效果的斯登堡。电影界有句名言:“导演死后就成了摄影家。”这句话,用在斯登堡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他那些巧妙地运用了构图和灯光的电影的剧照,就像是一幅幅精彩的摄影作品。

 

  1939年,好莱坞推出了其巅峰之作《飘》(俗译《乱世佳人》)。这也是好莱坞历来最兴师动众的一部电影,花了差不多四百万美元,雇佣了十余个编剧、五个导演,光是为了选女主角就面试了一千四百人。制片人大卫·西尔滋尼科从头到尾监视流水作业的每一个细节。其结果,这部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乏善可陈的工艺品却获得了每一个制片人都梦寐以求的商业上的成功:在发行的第一年就获得了高达七千七百万美元的票房收入,远远超过排在第二位的《奥兹巫师》(一译《绿野仙踪》,四百五十万美元)。这部电影后来几次重新发行,在美国本土的票房收入累计近两亿美元,如果把通货膨胀率算进去,则超过了八亿美元,这一记录,至今仍未被打破。其底片被保存在一金罐中,正是好莱坞拜金主义的绝妙写照。但是从那以后,好莱坞好景不再,其黄金时代也就要随风飘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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