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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鲁 一溪书院——心灵自由 问学求艺 烛照人伦 斯文一脉 以真求道 以善待人 以美授徒 以爱抚憎 人生至乐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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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现当代文学之杂谈

沈鲁 发布于:

现当代文学之杂谈

中国现代文学是本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文学的重要收获,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大门,其影响深远。现代文学在艺术上,是传统文学自身的巨大飞跃和突破,是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艺术潮流的回应;现代文学在思想倾向上,是对封建旧文学的彻底批判,具有反封建和反传统的强烈意识,是文学民族化和大众化的积极实践。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文学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变革作了准备,是新文学的思想先导。

新文学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都来自新文化的阵营。胡适的“文学改良”(八不主义)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推翻贵族文学,建设平民文学;推翻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推翻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启动了文学变革的潮流。鲁迅用他的白话小说创作为新文学提供了优秀的代表。五四以前,鲁迅就已创作了《狂人日记》,《药》和《孔乙己》,这些作品揭示了封闭黑暗的社会现实,愚昧压抑的人格悲剧,体现了新文学的悲愤,抑郁,焦虑和忧患,汇聚成新文学最早的悲壮有力的声声呐喊。传统文学的主体---------诗歌也当然的遭遇了新诗的有力冲击,郭沫若以《女神》唱响了来自黑暗社会的光明理想之歌。郭沫若的诗在思想上是新的,他挣脱了封建意识的层层捆绑和束缚,大声疾呼旧时代和旧我的彻底终结,呼唤新时代和新我的诞生,他的新诗无疑成为从五四大潮走来的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理想和信念之歌,郭沫若也不愧是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郭沫若的诗在艺术形式上也是新的,自由奔放的思想表达,似火山喷发一般的情感流露都拒绝传统诗体的拘谨和呆板,他的新诗不讲究格律和韵脚,音韵是自由而和谐的,是行云流水,是飞瀑流泉,是恣肆汪洋,是大气磅礴,他的新诗不以外在的镂金错彩,精雕细刻来制造节奏和气势,而是更加注重内在情感和思想的节奏,崭新的思想,强烈的情感是贯穿诗作的内在红线,是诗歌跳动的脉搏,酣畅的呼吸。郭沫若在现代文学史上始终是一个旗帜性的人物,鲁迅之后他更成为新文学的方向。他的创作紧跟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命运和历史变迁,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和许多优秀的新文学作家一样投身于民族抗战的洪流,献身于抗战文艺的发展与进步,这时的郭沫若更多的经历放在了戏剧的创作演出上,他在40年代的一批代表剧目如《屈原》,《虎符》,《棠隶之花》,《南冠草》和《孔雀胆》等都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重要作品,同时更是把对时代命运的思考寄托在了历史剧的创作中,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郭沫若的诗,一样的愤激,一样的慷慨悲歌。

说到慷慨悲歌,燕赵大地自古便多慷慨悲歌之士。这块土地上的作家也有慷慨悲歌的气度。我想起了从维熙在“文革”之后的“大墙悲歌”,“冤狱文学”,想起了玉兰花上飞溅的鲜血。鲁迅先生说: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对血色现实的态度就是一种正视的态度,他的小说是一种正视,杂文更是一种正视。鲁迅的杂文之笔,既有形象的具体和鲜明,又有严密的逻辑和政论色彩;既有严肃激愤的严词驳斥,也不乏灵活机智,幽默犀利的嘲弄和讽刺,反语,曲笔,夸张,变形,似锋芒的利刃,似投枪和匕首。鲁迅对待敌人和小人就是这样不留情面,而对进步的青年确实甘为“培植天才的土壤”,难怪当年的文学青年,今日的文坛老人巴金要写下《秋夜》这样情真意切的散文,回忆鲁迅先生的真诚和伟大。巴金被鲁迅称为:属于为数不多的好作家之列。巴金的文笔确实优美,只有优美的文笔才能切入家庭的恩怨,曹雪芹如此,巴金也是如此。巴金的《家》在文学史上更多的被当作是预示着封建宗法制度瓦解和青年人革命意识觉醒的生动教材,其实使作品成功的因素中人性的悲剧更有力量。人性,是文学永远值得开掘的资源。然而,当代文坛曾对人性二字,谈之色变,人性被带上了“资产阶级”帽子,一律统称为“资产阶级人性”或是“资产阶级情调,温情主义......”。于是,文学中的人物都成了无生命的符号,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有不少曾经或至今罩上艺术光环的形象,其实在人性的空间里根本没有栖身之所,其人性的审美价值为零。难怪沈从文这样的作家干脆在后半生彻底放弃了文学写作,想想看,人性不能写,身边琐事不能写,人际关系要单纯,男女爱情要回避,知识分子要改造,时弊矛盾要淡化,阶级对立要突出,阶级立场要分明.......文学还能写什么?想想看,“写真实”有罪,“现实主义深化”有罪,“小说反党”,“作品美化资产阶级”,“复辟,专政,大毒草”......文学还敢写什么?文学创作曾经成了悲壮的事业,勇敢者的事业。这在今天多少让“新生代”,“晚生代”作家们觉得好笑和不可思议。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是自由的,作家们的创作心态最开放,创作手脚最自由,创作题材最开阔。但是这段时期的文学却最凋敝,最寂寞,最不被当回事。文学不被当回事,文学有些寂寞并不要紧,可是文学不应该太凋敝。处于“边缘”状态的文学可以少掉许多“包袱”,可以更自由健康地发展,并努力在多元文化格局中找到自己的合理位置。说到多元文化格局,这可能是未来中国文学必须面对的文化语境。这种客观语境的存在,迫使文学必须保持自己独立的艺术品格和精神力量。当下的社会文化一片浮躁,大众文化在商业力量和传媒力量的操纵支持下,渐渐成为带有“霸权”色彩的文化,企图垄断一切。文学受到了它的影响,但文学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保持对文化应有的批判立场,必须拒绝平庸和堕落,必须能够引领人们走出精神的惶惑,走向生活理想的家园。左一个必须,右一个必须,是否让文学又成了“载道”的工具。文学应该有所承载,尤其是中国的文学。我们没有理由沉湎于根植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动辄就放弃思考,消解历史和深度,拒绝意义和价值。当下的很多自命新潮的文学现象,实际上是对现实生活与社会历史的消极回避和虚无主义,其结果无非是把曾经过于负重的文学,变成了“失重”的文学,轻飘飘的文学,花架子的文学。这无疑是文学从一个误区走进了另一个误区。看来中国文学还远没有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定位。由此,想到了国人经常谈论的话题:中国人怎么拿不了诺贝尔文学奖呢?答案很简单,我们还无资格获此殊荣。无论我们怎样自欺欺人地贬低诺贝尔奖的价值和意义,百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缺席”总是个事实,事实的存在有它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应该实事求是地思考这个文学事实。

文学是讲究事实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可是我们的文学史家们有时就是无视文学事实的存在,编写了不少“虚假”的文学史料,以致有些作家和作品被轻易而盲目地抬高了,而有些作家连同他们的作品却相应轻易而盲目地被贬低了,甚至忽视了,被“请”出了文学史。被“请”出了文学史的作家不优秀吗?绝非如此!他们的创作成果是个文学事实,一个被忽略的事实,他们是一群被文学史家活埋了的作家,但总有一部分读者顽强地接受着他们,铭记着他们。于是,看文学的历史,尤其是现当代的历史,也要看“野史”,而不能被所谓“正史”蒙蔽和愚弄了。这是否也是一种莫名的悲哀。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其实充满了悲哀。这种悲哀何来?来自文学的独立人格。中国的作家在本世纪前期是“铁皮屋子里”不幸苏醒的一群,他们有过呐喊,有过前驱,但更多的是彷徨,动摇,幻灭和不知前途何处的追求。他们曾经在延河之滨找到了理想的寄托和事业的方向,然而谁曾料想这理想和事业竟成为他们在本世纪后半期的困惑和压抑不住的心灵震颤。作家的命运如此艰难,文学的脚步又何曾轻松过。传统,西方,政治,革命,人文,功利,理性,直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感伤主义,唯美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叙事,结构,解构,颠覆,殖民,霸权,话语,私语,本能,本体,大众群言,精英独白,众语喧哗,杂语混响......我们的文学是否患有“浮肿病”和“哮喘病”,文学的美在哪里?

文学是艺术,艺术讲究美。这个文学概论里反复要讲解的命题,却被热心文学的人们忽略了,让人惊诧不已。现当代文学里有不少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开风气之先”的功劳所奠定,但在审美意义上,这类作品实属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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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鲁 (南昌)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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