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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关于内地/香港早期电影几个问题的再分析

赵卫防 发布于:

本杰门·布拉斯基(Benjamin Brodsky)

 

(原文发表于《当代电影》2010年第四期)

 

      2009年12月15日,在香港电影资料馆、香港大学等机构举办的“中国早期电影史再探”研讨会上,香港学者罗卡披露了他和澳大利亚学者法兰宾(Frank Ben)新近发现的关键性资料——美国《电影世界》(Moving Picture World)杂志1914年7月25日刊发的对香港早期电影有着重大影响的罗兰·F·万维沙(Roland F. Van Velzer)的访谈。史料记载,万维沙曾是对中国内地/香港早期电影业有着重大推动作用的美国片商本杰门·布拉斯基(Benjamin Brodsky)的雇佣摄影师,亲历了《庄子试妻》等香港早期电影的拍摄。万维沙在访谈中谈到了在香港拍摄《庄子试妻》等影片的情况:
     我们首先拍的一出本地戏剧叫做《庄周的名誉被毁》(The Defamation of Choung Chow,译者按:即《庄子试妻》)……在我留港期间我们再拍摄了另外的三部。它们是《瓦盆伸冤》(The Haunted Pot)、《艇家的梦想》(The Sanpan Man’s Dream)、《偷烧鸭》(The Trip of The Roast Duck),后者是简单的‘追逐’影片。
     万维沙在访谈中还谈到,他于1913年9月离开纽约远赴中国;再根据法兰宾在1914年5月19日香港英文报纸《中国邮报》(China Mail)上追查的当时外洋轮船离港的旅客名单,万维沙于1914年5月18日在香港登船启程回美国旧金山,据此可大致推断《庄子试妻》等影片拍摄时间应在1913年9月至1914年5月.2008年,法兰宾在1914年2月27日《中国邮报》上又发现了这样的报道:布拉斯基主持、万维沙供职的位于香港九龙的综艺影片交易公司(Variety Film Exchange Company)“有意向全中国进军;首部用本地演员演出的中国剧情片短期内将开始制作”。这篇报道证明了在当年2月底之前,《庄子试妻》等香港的首批中国剧情片还没有开始拍摄,据此可进一步推测包括《庄子试妻》在内的这批影片应当于1914年的2月至5月在香港拍摄,这一推论和《黎民伟日记》中的“甲寅与淑姬等担任制《庄子试妻》影片”的说法也是一致的。
     固然,不能因为上述资料的发现就得出了铁定的结论,但它毕竟对香港第一部电影为《庄子试妻》、出品于1914年等关键结论给予了更确切的佐证,对目前学界关于香港早期电影某些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大的推进意义,使这些争论不休的问题可以重新得以厘清和考量。据此,在2009年12月17日“中国早期电影再探”研讨会的最后单元,香港电影资料馆节目策划何思颖先生向香港媒体宣布:根据现有资料可以认定,《庄子试妻》极有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香港电影,它的出品年份极有可能是1914年,而被各界广为关注的香港电影百年也极有可能是在2014年。这个结论代表了香港电影资料馆的官方立场,也为学界大部分学者所接受,但有关香港早期电影的争论也许不会因此而休止。
     历史本来就应该在不断被发现的资料中修正,并渐渐呈现出其原貌,对内地/香港早期电影史亦应如是。随着众多新资料、新观点“浮出水面”,内地/香港早期电影史的许多问题也需要重新的梳理和分析。本文试图依据有关新资料对内地/香港早期电影的其他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考证,以求得新的突破。

                       

                                   再论《庄子试妻》的导演

 

     首先要说明的是,在《庄子试妻》拍摄之时中国并无“导演”这一艺术行当的称谓,据老影人陆洁记载,“导演”一词最早被翻译并确立下来是于1922年11月,在顾肯夫创刊的《影戏杂志》上由陆洁翻译而来的。本部分所说的“导演”实际上是指当时在《庄子试妻》摄制过程中行使导演职权的那个或那些人,如选演员、现场指挥调度、指导后期制作等。
     关于《庄子试妻》的导演等主创问题,在内地/香港电影史上的说法有过微妙的变化。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总结前人的资料,提出了《庄子试妻》一片“编导:黎民伟,摄影师:罗永祥”的说法并被后人沿用。上世纪80年代后,香港学者余慕云陆续出版了《香港电影掌故》、《香港电影史话》等著述,对香港电影史学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在其著述《香港电影史话》(第一卷)论及《庄子试妻》主创时,余慕云先是沿用了《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经典说法——黎民伟编导,但余慕云又在后面谈到:
     不过香港电影届老前辈、香港电影的拓荒者之一关文清先生对我说,《庄子试妻》一片的编剧,和反串庄子妻子的,的确是黎民伟先生,然而在该片扮演庄子,和执行导演工作的,实在是黎北海先生。
     此种说法在关文清撰写的《中国银坛外史》一书中也得到了验证。之后,香港和内地的多种电影史学书籍或相关电影工具书,在提及《庄子试妻》的主创时,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关文清对《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修正说法——编剧:黎民伟,导演:黎北海。
     关文清之说究竟是其自己记忆、听别人说或是有其他材料作证,现在已无从考证,但现有的资料能够证明“黎北海为《庄子试妻》导演”的说法似乎有些牵强。这样说,绝非有对黎北海、关文清这样的香港电影开拓者任何不敬之意,只是为了尽量还历史以真貌。首先,从新发现的万维沙访谈中看,万维沙称受雇于布拉斯基来到中国后,“起初说一切具备,到头来什么也没有,要我从头建立冲印室、厂房,找演员”。此段中万维沙谈到他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找演员”,而找演员应该是导演工作之一;“我过海到港岛郊区去探访业余剧团的一群成员,劝说他们在影机前扮演他们的一些舞台剧。”这说明万维沙不但将“选演员”付诸实施,还担当了“选剧本”的工作,这都应该是导演份内的事。万维沙也谈到他要“建立冲印室”,这应该是后期制作的关键,说明他在承担着导演另一主要工作——后期制作,后期制作的艺术指导和技术操作很可能全由万维沙一人完成。万维沙在访谈中更是直接谈到:“在我的经验指导下片子拍得不错,公映成绩出奇得美满。”在此不排除他有自夸的成分,但考虑黎氏兄弟当时对电影技术没有认知,而且要演出,万维沙在拍摄现场充当调度、指导表演等总指挥的作用是完全可能的,这就进一步推断出万维沙为现场导演的可能性。
     其次,从目前发现的其他一些相关英文资料来看,也进一步地排除了黎北海执导《庄子试妻》的可能性。在1914年9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的一篇专栏短文中,有关于在香港拍片的报道:
     ……一家美国制片公司在最近的两个月一直在香港和一些中国演员共同完成一个中国故事。主要的困难是男主角强烈反对被放在一个棺材中,而这对剧情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从内容上看,这部影片应该是《庄子试妻》,因为时间上吻合,且按照黎民伟的说法,该片中“伟任庄妻,姬煽坟”,主要应是“煽坟”一场,这场戏中有庄子假死躺进棺材的情节,剧情也吻合。此处拒绝进入棺材的男主角应是庄子的饰演者黎北海。而1916年8月27日美国《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刊发的一篇记者乔治·科夫曼(George S. Kaufman)对布拉斯基的访问综述中,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
      大部分中国影片都着重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与神灵崇拜。祈求祖先的庇护无疑是他们生活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本土宗教崇拜也经常出现在中国电影之中,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部分都需要不断地引导演员,才能到达预期效果。有一位演员,断然拒绝在棺材里拍戏的要求,他把这个问题归结于最高宗教信仰使他无法饰演一个已故的人。不过最终,他还是被说服了,在棺木中躺了36个小时。附加条件是,如果他不按照要求来做,就将永远留在棺材里。这样,现场才终于得以控制。
     从与布拉斯基相关的背景及剧情来看,这篇报道所述的仍是《庄子试妻》的拍摄现场,而且对黎北海的现场反应描述更为激烈。再从两篇报道的共同指向来看,黎北海在拍摄“棺材戏”开始阶段是决不听从现场安排与表演指导的,需要他人不断地引导和说服。试想,如果他真是本片导演的话,怎能自己不按照剧情去表演反而需要他人的引导和说服?对此,合理的解释应该是黎北海只是其中的演员,而说服他进棺材表演的那个或哪些人才是本片的导演。
     第三,从目前的材料看,《庄子试妻》是以黎民伟主持的清平乐剧社(与布拉斯基合作时改以“人我镜剧社”的名义)为演员班底、以布拉斯基和万维沙为制作班底。资料显示,1914年之前,清平清乐剧社并无电影经验,即便是拍完之后看成片时,黎明伟还惊奇于片中庄子灵魂忽隐忽现的画面呈现,而黎明伟妻子林楚楚后来的回忆,也进一步印证了黎民伟等人当时对电影技术的陌生:
     看完(《庄子试妻》)后更觉得电影的效果,远驾乎文明戏之上,他就与罗永祥等友人讨论自己如何摄制。但这几个年青人当是对电影技术的确一窍不通……他们只得汇一笔钱到美国去购买大批电影技术书籍,由书中举例慢慢观摩。
     此说和黎民伟之回忆也非常吻合,说明黎氏兄弟及剧社其他人在拍摄时不懂电影技术,不太可能为现场导演。但他们曾排练过多部文明戏,应该说有相当的戏剧经验,据资料显示,清平乐剧社就曾排练过文明戏《庄子试妻》。所以,如果说能和导演沾边的话,清平乐剧社应偏重于该片剧情设计等方面的戏剧指导,而万维沙、布拉斯基等人则主要致力于现场调度、拍摄及后期制作等重头戏。即便是清平乐剧社这里的戏剧指导,也可再继续考究黎氏兄弟中谁的分量更重一些。先从《黎民伟日记》来看,在他19岁所记的“办革命”一条中,较为清晰地记载了他和众多革命者创办剧社的情况:
     在香港大道中一四七号和玉烧腊店三楼,组织“清平乐白话社”,粉墨登场,鼓吹革命……第一剧为《戏中戏》,其它有《黄花影》、《侦探毒》、《爱河潮》等剧均大受社会欢迎。
     再从别人对其评述看,如辛亥革命元老邹海滨所写的《黎君民伟小传》中称黎民伟“组织清平乐剧社,自任演员,所演戏剧,多鼓吹革命”。从这些资料可认为,黎民伟创办了清平乐剧社,并一直是其中的灵魂人物,组织、主演了多部舞台剧,相对于别人有着更多、更丰厚的戏剧经验。其演剧内容偏重于革命,可能正是为了掩饰这种政治色彩,黎民伟与布拉斯基合作时方将“清平乐剧社”换作“人我镜剧社”之别名。但史料对黎北海在剧社期间却鲜有进行戏剧活动的记载,如在1921年之前的《黎民伟日记》中,没有能找到特别标明的黎北海在清平乐剧社的活动或其他演艺活动。因此,很难推断出黎北海比黎民伟有更多的戏剧经验。从常理论之,当《庄子试妻》拍摄时,戏剧经验更为丰富并作为编剧的黎民伟应该更有可能充当该片的戏剧指导。
     根据以上推断,《庄子试妻》一片的导演为黎北海的说法,远不如是万维沙、黎民伟的说法应该更贴近史实,而万维沙还应当是该片摄影并兼冲印等后期制作,作为老板的布拉斯基,身份应当是监制亦或出品人之列。

 

             “亚细亚”及“华美”: 虚幻的布拉斯基之旅?


     目前,传统的中国电影史一般都将早期的上海亚细亚影片公司和布拉斯基联系起来,并做进一步的引申。这里,最早也是相对最权威的表述来自中国第一代电影“海归”程树仁于1927年撰写的《中华影业史》,在这份“鼻祖级”的材料中有如下的表述:
     前宣统元年(西历一九零九年)、美人布拉士其(Benjamin Brasky)在上海组织亚细亚影片公司(China Cinema Co.)摄制《西太后》《不幸儿》、在香港摄制《瓦盆伸冤》《偷烧鸭》。
     在以后的中国电影史著述中,许多权威论者沿用了这一观点,其中最突出的当属左翼电影导演郑君里于1936年著的《现代中国电影史略》,他全文引述了程树仁的资料,并对“亚细亚”的经营失败做了详细分析,之后,该文进一步引申:“直到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亚细亚公司的名义及其财产,经上海南洋人寿保险公司法律顾问美人鹿名的介绍,让渡与该公司经理依什儿。”
     1963年初版、1981年二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继续延续了这一观点,但将前述的“亚细亚影片公司”改为“亚细亚影戏公司”,同时又描述了离开“亚细亚”的布拉斯基的新去处:
     经罗永祥介绍,(黎民伟)认识了由上海经香港返美国的布拉斯基和万维沙二人,知道他们在上海经营过亚细亚公司,便和他们商谈合作摄制影片问题……以华美影片公司的名义制片并发行,这样,就摄制完成了短片《庄子试妻》。
     香港学者余慕云在著述中对布拉斯基的描述基本遵照了《中国电影发展史》。故此,传统的中国电影史,均描绘出了之于内地/香港早期电影史中的布拉斯基的轨迹:1909年在中国上海创办亚细亚公司,致力于制片和发行,后因经营不善于1913年将“亚细亚”转让给另一美商依什儿,然后在返美途中路过香港成立华美影片公司,和黎民伟拍摄了《庄子试妻》。这似乎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完美的描述,但布拉斯基的中国之旅真的有“亚细亚”和“华美”这两站吗?
     近来,有学者应用大量中文资料对上海“亚细亚”进行了系统的考证。其中,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黄德泉副研究员经过充沛的史料考证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综上所述,关于亚细亚影片公司可以简介如下:上海亚细亚影片公司由美商开办,存在于1913年至1915年1月底,大概坚持有一年多至两年的时间,具体成立和结束时间以及创办人待考。
     这一结论,首先说明了“布拉斯基1909年在上海创办亚细亚影片公司”之说无法成立;当然,当年也不会有《西太后》等相关制片活动,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程树仁的说法。其次,既然在1913年之前“亚细亚”不存在,那么布拉斯基在1913年之前也不会和这个不存在的“亚细亚”有任何关系。
     近年来,有关布拉斯基在中国进行电影活动的英文资料被不断发现,其中法兰宾和罗卡做出的贡献最为显著,他们挖掘出了诸多有关布拉斯基的一手英文资料。这些发现也从另一角度佐证了黄德泉的结论。
    首先看看美国《电影世界》杂志1912年5月18日刊发的H.J.H.对布拉斯基的专访特写,这可能是最早有关布氏于中国电影活动的英文记载,法兰宾这样总结了这篇特写中对布拉斯基的描述:
    “他从旧金山地震的混乱中走出来,找来一架爱迪生放映机、四五十尺旧影片”就去了天津,实行以放映电影维生。起初没人来看,当地人都怕外国人的机器和幕上出现的鬼魂,他得要出钱雇人来充场面……1912年他在纽约做什么买卖?他向底特律机器公司订购了12台“八匹马力的电灯系统”运往中国“尚未有电灯的”城市;前此,他的影画放映机是燃气发动的。他又为自已的发行公司Variety Film Exchange Co.大批搜购影片。该公司总部设在旧金山,分公司遍设檀香山、横滨、东京、威海卫、上海、香港。
     文中提到的旧金山地震发生于1906年,说明布氏1906年或稍后即来到过中国,而布拉斯基在中国也曾创办过公司,但不是“亚细亚”,而是布氏发行公司Variety Film Exchange Co.(综艺影片交易公司)在上海的分公司。除此之外,文中没有透露布氏再成立其他公司的任何情况,且全篇都在谈他在中国的发行放映活动,只字未提制片之事。
     再看看前文提及的那篇1916年8月27日美国《纽约论坛报》刊发的对布拉斯基的访谈,其中有关《西太后》、《不幸儿》的拍摄是这样表述的:
    一年之内,他们为准备拍摄《西太后》的胶片共12卷就可以运抵中国。中国政府为此特别出借了多达60,000人的军队完成影片的拍摄……《不幸儿》场景转换的流畅程度足以媲美以闹剧闻名的美国影片。如果去除其中的中国元素,事实上它可以在美国任意一家电影院放映,也许以后会放映的。
     从中可知,在布拉斯基接受采访的1916年8月,《西太后》尚未开始拍摄,《不幸儿》也刚刚摄制完成。因此,程树仁上述两片拍摄于1909年的说法不能成立,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黄得泉的1909年“亚细亚”并不存在的观点。
     但在同一篇访谈和其他英文文献中,又都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布氏在中国成立制片公司的情况,而且有了较大规模的制片活动,这篇访谈中有这样的表述:
     作为中国电影有限公司(China Cinema Company ,limited)的负责人,他就像一位使者,乐于尝试如何在电影事业方面实现垄断。
     在1916年8月11日美国《综艺》(Variety)周刊刊发的一篇题为《中国电影市场》(China Film Market)的报道中,也有有关布氏在中国的电影制片公司及制片情况的说明:
     本杰门·布拉斯基,是中国电影有限公司(China Cinema Co. ,Ltd)的中国香港区总经理,现在人在纽约,并且携带了一部十本的教育影片,名字叫《经巡中国》(A Trip Through China)……为了用当地的娱乐形式充实自己的剧院,布拉斯基在两年前投入十万美元成立起一个制片厂和实验室,并且他所有的电影都由当地人才在此制作完成。每星期都有六千英尺的剧情片和四千英尺的喜剧片制作完成。
     这两份文献中,均提到了布氏在中国创办的制片公司的英文名字为China Cinema Company ,limited,但都未提及成立的时间。这个公司的英文名字和上海亚细亚影片公司的英文名字—China Cinema Co.基本一致,那么它们是否就是同一个电影公司呢?为弄清这一问题,不妨再看看1916年8月27日《纽约论坛报》上的那篇访谈接下来的表述:
     他控制着80家影院,辐射面涵盖了从北京到香港的广大地区,有上百名员工参与制作中国影片……这些天,两个制片厂每周都会出产一部影片,供给他们的80家戏院上映……上海的制片厂比较大,布拉斯基和他的合作伙伴共同拥有一家有着三百多名演员的股份公司。
     从这篇访谈可看到,布拉斯基的中国电影发行与制片事业在当时可谓是如日中天,特别是位于上海的电影制片厂竟有300多名演员。这种情况和《综艺》周刊的那篇报道所述的“每星期都有六千英尺的剧情片和四千英尺的喜剧片制作完成”的火爆情况非常吻合。这说明,在采访当下的1916年,布氏在中国的电影事业正处于红火之中,其大型纪录片《经巡中国》也是在此期完成。但按照黄德泉的考证,上海亚细亚影片公司早在1915年1月底就关门大吉了。这就表明,布氏在中国成立并一直经营的中国电影有限公司(China Cinema Company ,limited)并不是上海亚细亚公司(China Cinema Co.)
     近期,法兰宾在香港公司注册处的网站上查证,布拉斯基曾在香港注册过英文名字为China Cinema Company Ltd.的公司,注册日期为1914年11月27日,注销日期为1918年7月6日。上面文献中提到的那个“中国电影有限公司”,推测应该就是这个在香港注册的公司。《综艺》周刊还提到布拉斯基是中国电影有限公司的“中国香港区总经理”,也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推测。
      据此可推测,1909年布拉斯基并未在上海创立亚细亚影片公司,当然也没有相关制片活动;他于1912年或更早的时间在上海成立了综艺影片交易公司上海分公司,从事电影发行,可能于1912年前后以该公司为依托开始制片;1913年底在香港成立了综艺影片交易公司香港分公司(下文对此将详细考证),1914年11月又在香港成立了中国电影有限公司,并开始了大规模的制片活动。布拉斯基在中国从事的电影发行与制片活动,和1913年在上海成立的亚细亚影片公司应该是毫不相干,自然,他也没有后来向依什尔等人的“公司让渡”经历,布拉斯基中国之行的“亚细亚”站,更像是后人为其描绘的虚幻之旅。
     “华美”一站,是布拉斯基中国之行又一令人质疑的站点。但这种质疑并非如“亚细亚”那样,“亚细亚”似乎从来就没有和布拉斯基有任何关联,而“华美”似乎和布氏有一定的联系,但这一站同样又显得有些虚无飘渺。
     《中国电影发展史》和余慕云的《香港电影史话》(第一卷)对“华美”的说法前面已作表述。重要当事人黎民伟也对“华美”有着清晰的记载: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美国人布拉斯基(Benjamin Brasky)和万维沙(Van Velzer)君来港在九龙弥敦道成立华美公司,摄制新闻片,我那时正继续办着清平乐剧社……《庄子试妻》一片拍摄,是由我们以“人我镜剧社”名义与华美公司订约,
     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华美”由布氏创办,及具体时间、地点和制片活动。但余慕云在著述中对“华美”又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华美’在香港根本就没有根基,甚至连写字楼也没有。因此,它亦是香港第一间有实无名的电影公司。”黎氏笔下的“华美”是一间如此清晰的公司,但到了余慕云那里却又“有实无名”,其中似乎传达了余慕云对“华美”的某种质疑。这其中有怎样的寓意呢?为探究这个问题,还得从追寻布拉斯基这一时期的香港之旅开始。
     有关布氏此期香港之行,目前较为确切的资料,是法兰宾根据1913年12月17《中国邮报》上外洋轮船抵港的旅客名单及当时的酒店入住记录所追查到的信息。根据法兰宾的考证,布氏夫妇于1913年12月16日到达香港,12月18日入住香港大酒店。不久,1914年2月27日的《中国邮报》便报道了布拉斯基的香港公司Variety Film Exchange Company 拍摄的有关赛马的报道,并特别提出该公司在九龙弥敦道的放映室有一场《王者的体育》(The Sport of the Kings)的特别放映。该篇报道还称:
     位于九龙的Variety Film Exchange Co.(综艺影片交易公司) 成立只两个多月,但空间和设备足以作大型发展。每天可冲洗胶片8千尺,有50万尺影片可供应市场之用。
      这则报道透露了关于布拉斯基的诸多信息:第一,他在香港成立了Variety Film Exchange Co.(综艺影片交易公司),根据上述H.J.H.的访谈,猜想此公司应该就是布氏Variety Film Exchange Co.总公司的香港分公司。第二,这个公司在1914年2月27日前两个月成立,大概时间为1913年年底;也表明这是在中国电影有限公司成立之前,布氏先在香港成立的公司。第三,该公司地址位于九龙弥敦道。这些信息,不仅让人和黎氏笔下的那个成立于1913年、位于九龙弥敦道的“华美”公司联系起来。
     再查当时的香港中文报刊,至今没有发现有关“华美”的任何报道,而英文报刊倒是有一些关于综艺影片交易公司在本地进行影片摄制的报道。除了上述的赛马纪录片报道外,香港英文报纸《香港电讯报》(HK Telegraph)在1914年4月4日还有这样的报道:
     我们知道位于九龙弥敦道34号的综艺影片交易公司(Variety Film Exchange Co.),正在安排制作一部取材于高山“老虎”胡作非为的滑稽电影。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已经完成,并且场景被设置在山顶,“老虎”是一个男演员化妆出演的。公司非常欢迎各种可以增加影片趣味性或幽默感的想法,而被采纳的建议将于不久后在九龙面向公众放映。
     这里准确提到了综艺影片交易公司位于九龙弥敦道34号,说明了这家公司正式地存在着,也印证了1914年2月27日《中国邮报》上的该公司“位于九龙弥敦道”的报道。并且从“人扮演老虎”、“趣味性征集”等报道细节,表明该公司已经具备剧情片的摄制能力。再从1914年7月25日美国《电影世界》上刊载对万维沙的访谈等资料考证看,《庄子试妻》等剧情片拍摄于1914年的2月至5月间,和“老虎”影片是同一时期,那么可以推断《庄子试妻》也应该是综艺影片交易公司的同期摄制。
     如此,黎民伟所说的华美影片公司,应该就是综艺影片交易公司。后续中文资料更是对此只谈“华美”不论“综艺”。但为何黎民伟对“华美”有清晰的记载而不提后者呢?推想一方面可能是当时英文报刊虽大量出现“Variety Film Exchange Co.”的公司名称,但却不见该公司相应的中文名称,而黎民伟将其译作“华美影片公司”。另一方面,也是最有可能性的方面,布拉斯基在与黎民伟合作时没有用“综艺影片交易公司”而是以“华美影片公司”的名义进行的,就像黎民伟在合作时没有用“清平乐剧社”的名义而用了“人我镜剧社”的名字。这两组公司名称中,前者都是真实的实体,而后者均为虚设的名字。故此,才可能有了余慕云的“有实无名”之说,同时也表明,“华美”在布拉斯基的中国行程中,又是一个虚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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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卫防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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