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博主之前香港电影人物研究系列中，除杜琪峰外其他均为1990年代之前的香港影人，他们的创作高峰基本集中在1990年代之前（其中徐克跨越这个时代）。在之后的这一系列中，本博主将陆续推出1990年代之后的香港影人研究文章，如周星驰、成龙、王晶、王家卫、刘伟强、陈果、关锦鹏等人的研究。而且这些文章将不像前面的那样系统、全面，大都是就某一方面的分析，故难免有偏颇之处，希望喜爱电影特别是香港电影的朋友们给予批评指正，本博主将不胜感激！
成龙：续演英雄神话
（本文主要探讨90年代之后的成龙电影，在此之前的成龙作品不作深入展开）
和周星驰电影的概念一样，成龙电影亦是泛指成龙主演的影片，这些影片绝大部分为动作片，成龙除是主演外，有时还承担兼职、编剧、导演等其他角色。总之，这些影片中成龙为创作灵魂，他主宰着影片的风格，也成为香港电影的品牌之一。成龙电影从70年代的功夫喜剧一鸣惊人，到80年代的警察片趋于成熟，逐步完善了商业美学模式。90年代后，成龙在银幕上演绎最多的形象依然是警察，继续以往警察片中英雄神话的叙写。成龙的形象在强化后逐步被定型：象征不平凡的英雄，充满斗志、永不言败；而国际化背景、挑战身体极限的动作以及独特的电影语言，利用高科技手段来营造爆炸、追逐、烟火灯光特效等特技等也定型于这一时期成龙电影的美学模式中。
这一时期成龙电影的第一个特征，表现其英雄形象起落沉浮的变迁。1995年之后，成龙电影开始由香港背景转移至国际化的背景，以更为广阔的视觉空间来凸现这一香港警察英雄，也成功打入了欧美市场。早在80年代初，成龙便在“嘉禾”的安排下与好莱坞合作制片，主演了“嘉禾”在美拍摄的《杀手壕》（1980）、《炮弹飞车》（1981）等影片，但在好莱坞并未获得大的反响。1995年成龙推出的以美国纽约为背景的动作片《红番区》（1995）却在美国引起轰动，首周票房高达1000万美元[1]。该片的成功改变了成龙电影的制片方针，之后他的大部分影片都以国际化大制作为主，背景移至海外。开始阶段，其故事空间以西方国家的城市为主；而且片中成龙的“警察身份”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从一般的香港本岛警察升级为超级警察，进而成为国际刑警，甚至是超级特工。这种空间与角色的扩展，更能显示出成龙跨国界、跨民族的动作技艺，无论是《红番区》中的纽约街头追逐、《霹雳火》（1995）中日本赛车场上的竞技，还是《简单任务》（1997）中乌克兰雪山上的惊险逃亡、《我是谁》（1998）中的非洲土著舞蹈以及《特务迷城》（2001）中土耳其迷城内的连环恶斗，都使成龙的英雄神话得到进一步的张扬；成龙面对的已不再是本土的黑帮势力，而是庞大的国际犯罪集团，除身体打斗与枪战外，更加凸现了成龙在各类危险场面中展露的个人智慧[2]。
国际化路线的成功，让成龙渐渐离开了他滋生的母体——香港，1999年他凭《尖峰时刻》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一举奠定了他在好莱坞动作明星的地位，在好莱坞连续拍摄了《上海正午》（2000）、《尖峰时刻2》（2001）、《燕尾服》（2002）、《飞龙再生》（2003）、《环游地球80天》（2004）等影片。这些因片中，不但背景国际化，连人物也远离了他经典的香港警察形象。远离英雄角色的成龙尽管依然智勇双全、动作奇观刺激有趣，但他在好莱坞终究只是一个被猎奇的东方文化符号，好莱坞看中的只是他的拳脚功夫和搞笑本领，真正让他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这种状况下，成龙影片不可能在有什么突破，其票房也一再滑落。2004年，成龙终于放弃了苦心经营的好莱坞市场，重新回到香港这块孕育他艺术灵感、成就他英雄形象的故土。当年，他与陈木胜合作，借助他的成名题材《警察故事》系列片的影响力，推出了动作大片《新警察故事》（中影集团、成龙英皇，导演：陈木胜，主演：成龙、谢霆峰），再次重塑了他的英雄警察形象。在重回香港的这部影片中，成龙的英雄形象也开始了转型与超越，当年无往不胜的成龙这次不再是超级英雄，而是恢复了普通人的身份，他不仅要迎战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险考验，还得忍受无尽的屈辱和精神折磨，往日诙谐逗乐的模样和神态一扫而光，转而成为身负深仇的“悲情人物”，也正是这种不经意间的角色转换，使观众感受到一丝沉重之后的释然和由此而引发的深沉思考。同时，在片中人物的拯救和自我拯救之间，人物自身得到救赎。也正是这种救赎使成龙摆脱了以往电影中单纯的果敢无畏的“城市猎人”角色，而成了内蕴更深刻，形象更为多元的“悲情英雄”。也正是藉此片，成龙摆脱了自己在旧式港剧与好莱坞模式之间的游离，正式归位于新的香港电影。至2005年的《神话》（中影集团、成龙英皇，导演：唐季礼，主演：成龙、金喜善），成龙的形象又一次地转型，他不再是现代警察，而是一个穿越时空的现代考古学家和古代秦国将军的复合体；在现代，他保护古代文明，在古代他保护美丽的公主，是另一种英雄形象。同时，影片不再以成龙的拳脚功夫作为最大噱头，而是把重点放在了男女主角辗转千年的爱情故事和天马行空的拍摄场景上，背景不仅有中国的名山大川，还有印度的圣山、神殿、古墓等景观。
这一时期成龙电影的另一特征表现为其挑战极限的高难度动作。这一特征并非这一时期独创，而是对90年代之前成龙电影中这一模式的革新与发展。成龙电影以其危险动作和近乎亡命的演出而著称，借用自己的身体作为电影景观的展示，浮现出充满表演意味的“男性特质”（masculinity）[3]。成龙电影从以下几方面在银幕上建构其“男性特质”：其一，使用精准的电影语言将其呈现出来。如全面运用场面调度和电影镜头，用广角、或在最合适的角度拍摄下最富特征的镜头，加上精巧有力的剪接，使之最大限度地具有真实感、节奏感、合理性和美感。特别表现在多角度、多机位、多次展现惊险动作，这些在90年代中期之后的成龙电影中被进一步强化。如《红番区》中成龙从一边的天台停车场凌空跳到对面露台的特技镜头，影片就从不同的拍摄角度，将同一镜头重复四次，一再刺激观众的观赏兴趣。此外，成龙电影还善用现场的环境与道具，变换各种形式的招式，并通过剪辑和声效，进一步强化每个动作的速度、力度、动感和美感[4]。其二，从功夫喜剧直到90年代末期，成龙电影中的武打场面，无论是拳脚打斗或是枪战，都是以成龙的“个人表现”为主。无论故事情节的最初的发展是群欧式场面还是警匪集体开战，最后总是剩下成龙一人独战群雄。这种武打设计，尤其在成龙中后期饰演的警察片中，往往表现在枪林弹雨与霹雳火爆的场面里，成龙执行任务一般都会从集体行动变成单枪匹马、上下翻腾地直捣敌巢，凸现出其个人英雄主义[5]。当成龙从好莱坞回港后，成龙电影中的“个人表现”出现了异数，成龙在《新警察故事》中一改以往一人独打天下的状态，请来杨采妮、谢霆锋、蔡卓妍、王杰等一大帮明星撑场，也正因为这些角色大放异彩，才成就了《新警察故事》的辉煌。其三，成龙电影中成龙的动作都是真人表演而非电脑合成的效果。开始时的成龙电影，由于资金所限，打斗场面和动作多用成本低廉的土法特技，及至90年代后的大投资影片，为了突出个人身体动作，成龙电影仍使用土法特技和真人表演。因此，成龙电影中没有凌空飞天的画面而只有上下翻腾的动作，他也基本不依靠电脑加蓝幕的合成技术，以自己的身体为“武器”，展示个人体能，力图缩短电影与现实的距离，令观众相信他无论戏内戏外都是超呼常人。
这一时期成龙电影的第三个特征表现为其体现的健康与喜剧精神。首先成龙电影始终有一种健康品格。相对于李小龙，成龙很少赤裸上身、满怀悲愤地与人埋身肉搏；相对于张彻，成龙的镜头从来没有血花四溅、肢体残断；相对于徐克，成龙的奔跑从来没有飞天遁地。其次，成龙电影强调喜剧元素与动作类型的结合，从功夫喜剧开始，成龙电影就造就了这种经典的结合。90年代后，在和好莱坞笑星克里斯·塔尔完成《尖峰时刻》后，他的喜剧天赋随被好莱坞看中。喜剧与动作的结合，在影片中免除了暴力血腥，同时动作层面的北派杂耍与舞蹈结合，又强化了动作本身的优美。这种结合还使成龙的动作显得机灵敏捷、随机应变，使成龙的性格显得幽默、随和，虽然成龙具有挑战身体极限的“超人”性，但其喜剧化的动作和性格又使得他主演的角色没有高不可攀、让人难以接近的气派，反而增强了日常生活感和亲近性，比较贴近香港小人物的性格，也更能让观众接近和喜爱。成龙从好莱坞返港后，其影片中喜剧与动作的结合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新警察故事》和《神话》两部成龙电影不再延续其轻松搞笑的影片风格，但它们以非常罕见的细腻笔触在此类影片中构筑了一段段美丽伤怀的情感故事，动作的阳刚与温婉的情怀通过严整的叙事逻辑近乎完美地融为一体，节奏从容且别开生面。
成龙电影也和整个香港电影休戚相关，其中体现出英雄精神，被人誉为香港精神的集体投射[6]。成龙电影的起落沉浮，不但标志成龙个人成功的故事，同时也象征香港电影的充沛的活力、无限的想象力与可能性；成龙电影还以亲切的形象、超呼常人的体能、克服重重障碍的历险精神，再现了香港这个城市的生活面貌、理想追求和发展潜能。成龙电影转型的失败，似乎也在衬托香港电影工业滑落的讯息。当成龙重返香港后，以《新警察故事》、《神话》、《宝贝计划》（2006）等影片在话语影坛上再次制造出了票房神话，这是否表明香港电影也在走出低迷、迎来新的辉煌？
[1] 炜言《进军荷里活第二批香港导演预测》，载1996年3月3日第1425期香港《明报周刊》，第42页。
[2] 洛枫《盛世边缘——香港电影的性别、特技与九七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3]洛枫《盛世边缘——香港电影的性别、特技与九七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
[4]洛枫《盛世边缘——香港电影的性别、特技与九七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1—92页。
[5]洛枫《盛世边缘——香港电影的性别、特技与九七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6] 梁款《谁的鼻子最大？》，载《文化再拉扯跟红顶白》，香港人文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