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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某某

我是一个固执的悲观的完美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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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阿莫多瓦:西班牙式的巴洛克万花筒

某某某 发布于:

 

现今西班牙最具盛名、且最重要的电影导演,同时是少数几个非英语系电影、能部部保证在美国公开放映而卖座不俗的导演派德罗·阿莫多瓦这样说道:“我小的时候,我的‘过去’就是我从电影上看到的生活。现在我就在亲手建设代表我自己的下一个‘过去’,在我的电影里。黑暗的过去和现在的区别就在于我有能力在电影里创作一个我自己所创作的未来,那是我所决定、所想要的未来。”

除在电影创作上屡令人耳目一新外,这位西班牙电影大师在其他方面亦有惊人之举:他是80年代初西班牙首都常被人评头论足的“阿莫多瓦和麦克纳马拉”二人唱组合的主唱歌手;在自编、自导、自制的影片《激情迷宫》中,他化着浓妆、穿着女性服装,大胆地以女人的造型出现;1987年,他和弟弟组建了颇具实力的家族式“欲望无限”电影制作公司,西班牙电影有史以来票房最好的五部影片当中,有三部由“欲望无限”公司出品,分别是第一名的《濒临崩溃的女人》,第二名的《高跟鞋》以及第五名的《捆着我,绑着我》。

 

多元文化形式的象征

 

大众为阿莫多瓦贴上的一个惯常标签是“西班牙的国宝级电影大师”,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阿尔莫多瓦这个听起来有些肥胖意味的名字便如同烈酒、吉他、探戈和拉丁咏叹调一样已成为马德里展示给世界的多元化文化形式象征。“西班牙提供给我世界其他地方所不能有的激情,”阿莫多瓦说,“各个地方的自由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我的一切都代表了这个国家,我就是为电影而生。”

如今的阿尔莫多瓦已不再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班牙马德里大众文化运动La Movida的一位活跃分子和代表人物,尽管他的片子里仍然充斥着变性人、吸毒者、多元文化下的各种边缘分子,但他本人已被主流文化接受为“国际知名导演”。惟一他所不认可的改变是:“某种程度上讲我依然是个边缘人,我仅凭自己的判断来做决定,要往哪里去,而不是听电影工业的,也不听观众的,自己掌控自己的事业。大家现在喜欢我的电影并给了很多奖,但我依然保持跟过去一样的独立性。”

阿莫多瓦是公认的西方后现代电影先驱者之一,对后现代的理解和贯彻可谓达到了挥洒自如的状态,几乎所有电影史上的幽灵都得以重现在他的作品里。其影片捆绑了和纯商业片相似的情节,从美国类型片中取得借鉴却又无法归入任何类型,与一般纯商业片的差异极大,正如阿莫多瓦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去掉情节剧中最为虚假的部分,使之与现实结合……我舍弃了新现实主义中充满伤感的元素,而代之以黑色幽默。”他还谈到所受到的文化影响:“60年代盛行的‘波普文化’哺育了我……对我影响最大的欧洲电影运动是‘新现实主义’……我特别对美国影片感兴趣,像希区柯克的《眩晕》……美国的‘黑色影片’和西部片是我钟爱的类型……在我的影片中出现了其他的电影类型,不是因为我是一位电影爱好者,也不是因为我是那种善于引证其他创作者的人,我认为我的影片是极为独立的。其实也可以说我是一个贼,我借用了某些影片的片断来活跃我的作品。当在我的影片中出现了别人的影片片断时,这并不是对其尊崇,而是一种剽窃。我偷了它,让它融入到我写的故事中,因而出现了一种活跃的方式”。

除了对电影史的“模仿”,阿氏影片更是当代风尚的汇集:尽揽广告、MTV、新闻播报、摇滚乐、色情画插图等最流行媚俗的媒体文化,使之形成一个五花八门、缤纷离奇的后现代影像世界。阿莫多瓦尤为偏爱广告,他坦言:“广告犹如上帝和恶魔一样,无处不在。广告的类型就像电影的类型……广告是一种对荒诞、幽默、超现实主义敞开大门的类型,所以我对广告感兴趣,并把它看做小电影。”阿氏的影片不乏强烈的美术造型,这些造型十分接近广告片意义上的美学。

华丽斑斓的咏叹调

阿莫多瓦出道伊始,佛朗哥政权刚刚倒台,从桎梏中挣脱的西班牙需要“新生活”,年轻人不再满足于“欧洲中心梦”。当时的马德里剧院深夜场放映的是美国独立制片和法国新浪潮的电影,很多酒吧建立起非主流的电影场所。阿莫多瓦最早的电影即以这种被称为“午夜和仪式”的形式放映,这使得在传媒中“时尚”的阿莫多瓦在学术界却具有严肃的意义。对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电影发行商或资助人而言,法斯宾德和帕索里尼已经过世,而戈达尔和费里尼则已式微,法国新秀贝内和吕克·贝松尚未形成气候,只有阿莫多瓦称得上是质量皆备的“作者”—— 阿尔莫多瓦在以沉重、晦涩著称的欧洲艺术影坛树立了独属于自己的个性鲜明的旗帜:以嘲弄、戏谑的姿态、肥皂剧甚至闹剧的形式讲述着一个个怪异可笑却令人深省的通俗故事。他的角色总是带点荒谬色彩的特异分子,铺陈夸张的剧情混合着源源不绝的黑色讽刺幽默和离奇的想像力,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和娱乐性。“对于西班牙,他是最持续最具有想象力的贡献。”

然而阿莫多瓦并非横空出世。西班牙前辈大师路易斯·布努艾尔、卡洛斯·绍拉的影片都曾予以其无穷的教益,而在影片的风格化上阿莫多瓦则比两位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阿莫多瓦将布努艾尔的愤世疾俗和绍拉的冷峻严厉化为更具现代感的冷嘲热讽式的喜剧和闹剧,并配以浓墨重彩、感情炽烈的画面,融合好莱坞式的多种戏剧因素:爱情、凶杀、色情、同性恋、歌舞、精神变异、内心痛苦于一体,使得影片雅俗共赏。

影评人常将阿莫多瓦和“新德国电影的心脏”法斯宾德相提并论。但不同于法斯宾德的“绝望”母题,阿莫多瓦倡导的是一种无拘无束的享乐主义,是“希望”。在看似边缘、另类的故事里,阿莫多瓦讲述的是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的内心挣扎,发出的是自由、包容和自身解放的呐喊。阿氏电影中必不可少的元素——极端或异常人物和其行为方式并不能掩盖导演所要表达的温情,所有不可思议的感情都值得怜悯和珍视,人性本身的光辉不可遮蔽,而且从《颤抖的欲望》开始,阿莫多瓦便越来越致力于这种人性,使用的方式也趋于简约。阿莫多瓦说:“在我所有的电影中,救赎是我的主题,也是最吸引人的方面……不过,这只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我不会让它发生在我的生活中。有时,我的朋友把自己当成救世主时,我通常会阻止他们这么做,我会说:‘那只是艺术,它只存在于另一世界中。’”

而阿莫多瓦独树一帜的色彩运用在其影片中有着重要作用。那些恣意运用的鲜艳夸张的色彩同影片中狂野混乱的情景相得益彰,除了强烈的视觉冲击,更隐喻着看似平静的社会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红色是阿莫多瓦电影最明显的标志,象征着生命和情欲,更象征着女性。在《濒临崩溃的女人》、《高跟鞋》、《关于我母亲》等重要作品中,红色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我出生在卡斯蒂利亚,”阿莫多瓦说,“但我成长的时期是60年代,那是‘波普’诞生的年代,发生了一场色彩爆炸。我认为这是导致我如此运用色彩的根源之一……在我骨子里有一种对色彩的自然倾向性。这符合我及我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很巴洛克式的,而这种色彩的爆炸对这些人物的创作与塑造是非常适合的。” 

西班牙文化转型的见证 

阿莫多瓦在少年时代曾这样描述过电影对他的意义:“电影就象一扇梦幻的窗户,我很确定我从中看到的世界比我生活的世界更为有趣。”而阿莫多瓦五十几年的人生无疑西班牙文化转变的重要见证人。

阿莫多瓦1949924日出生于拉曼却平原地区一个贫穷的小村庄卡尔泽达,这一地区正是塞万提斯敷衍其唐吉诃德故事的地方。由于父亲的贩酒事业经营不善,阿莫多瓦的童年十分贫苦。八岁时,他随家人搬至艾克斯杜雷马杜拉省,并在那里进入教会学校学习。专制的教育制度和被神父性侵害的经历使少年时的阿莫多瓦对宗教产生疑惑并最终丧失信仰。他后来谈及这段生活时声称:“对我来说,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就像在阿瑟国王皇宫里的一个宇航员一样。”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疯狂地迷恋上电影,并看遍了所有能看到的电影。

16岁时阿莫多瓦放弃了进入修道院大学的机会,独自移居马德里学习和制作电影。但在当时的强权政策下,国立电影艺术学院已经关闭,他不得不一边打工维持生计一边自学电影的基本理论。他在西班牙电话公司找了份工作,并工作了12年。他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固定的生活模式:白天为各种客户推销产品,晚上便开始写短篇故事、嘲讽性的新闻短片和广告片。他还为地下刊物创作小说和漫画,参加业余剧团的演出,甚至还组织了一支戏谑模仿他人作品的“阿莫多瓦和麦克纳马拉”摇滚乐队。这份工作不仅使阿莫多瓦攒钱购买了一架超八摄影机,开始拍摄一系列家庭手工式的地下电影作品,而且让他接触到西班牙众多的中产阶级家庭,正是他们的悲伤和快乐为阿莫多瓦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素材和灵感。

1975年,统治西班牙近半个世纪的独裁者佛朗哥去世,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在适逢西班牙民主过程最高潮的1980年,阿莫多瓦的第一部剧情长片《佩比、露西、伯姆和其他姑娘们》一经公映即引起巨大反响。阿莫多瓦说:“我的电影就是对旧时佛朗哥时代的反作用力,我有足够的能力反映那时的生活,我们压抑了太久,是该享受自由的时代了。而大众文化运动的宗旨就是要解放性,接受各种艺术形式,是欧美朋克及嬉皮运动的综合产物。”

在欲望的立场上不作传统的道德批判,形成阿莫多瓦此后所有作品的共同特色。从《我为什么命该如此》(1984年)开始趋于明确后,阿莫多瓦遂摆脱前面几部片子的粗糙搞怪和缺乏立足的写实性逻辑,形成了个人的鲜明风格。1986年,阿莫多瓦推出半自传式的《欲望的法则》,这部大胆刺激的作品顺利地打开了美国的电影市场。随后,他创建了家族电影企业“欲望无限”公司,在80年代西班牙电影工业受美国巨大冲击而严重衰退之际,由该公司出品的阿莫多瓦作品却屡创佳绩。1988年的《濒临崩溃的女人》将阿莫多瓦的欲望创作推向高峰,此片不仅使其被喻为75年佛朗哥死后西班牙最伟大的导演,还为他赢得了国际影坛上的诸多声誉,创下了西班牙电影史上最高的票房收入,780万美元,并保持了10年之久。

进入90年代,阿莫多瓦丝毫没有放慢创作的脚步,爱恨交织的《高跟鞋》(1991年)、怪异讽刺的《奇卡》(1993年)、朴实细腻的《我的神秘之花》(1995年)、激情澎湃的《颤抖的欲望》(1997年)及深刻感人的《关于我的母亲》(1999年),乃至大获好评的《对她说》(2002年)和《回归》(2006年),这些风格迥异的作品都验证出这位大师旺盛的创造力和处理不同题材影片的卓越才华。 

 永恒女性的崇拜者

阿莫多瓦的所有影片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基调,即是对女性的顶礼膜拜,特别是那些伤痕累累的女性。与其他男性导演不同,这位被称之为“女性主义”的西班牙导演始终关注着女性,他以一种理解和关怀的姿态,细腻温情地刻画着女性敏感的精神世界。在他拍摄的13部影片中,女性题材占去了一半。《濒临精神崩溃的女人》、《基卡》、《高跟鞋》、《我的秘密之花》、《颤动的肉体》、《我的母亲》都是杰出的女性电影。“……她们那么独立、那么坚强、有决定事情的能力”。即使遭遇坎坷,也是自己的意志使然,是“自己行为的牺牲品”。她们的性格、行动和不计后果的天然率真看起来仿若那位吉普赛女子卡门的后裔,但其内心深处那独特的柔情却是任何极端做法所无法掩盖的,而阿莫多瓦所要表现的正是这种蹂躏于这个疯狂世界却毫不泯灭的稀有物质。

“我是听女人的话长大的。”喜欢拍摄女人题材的阿莫多瓦从儿时便开始描画关于女人的素描,“我的家在西班牙中南部的一个土地贫瘠,民风保守的小镇。女人们坐在天井里缝制劳作,或在树阴下的摇椅上伴随时间流逝,日复一日,无所变更,全然不见城市中不甘平淡的焦躁。她们一边干活、一边聊天,东家长、西家短的,谁家女人和别人家的男人好了,谁家出了丢脸的事情了,或谁家闹鬼了,她们就在那里絮絮叨叨的,口中的话语飘荡在小镇,就像风吹过街道,其实有些话根本不适合小孩子听,但她们只当我像桌子、椅子一样不存在,结果这些故事和这些女人们讲话时的样子就被我记下来了。”

《濒临精神崩溃的女人》尖锐地涉及了对女性的性特征和欲望的敏感题材,是阿莫多瓦本人最为满意的一部女性题材影片,也确立了其“女性导演”的地位;而1999年的那部《关于我的母亲》则被认为是阿莫多瓦女性题材的电影中登峰造极之作。

除了热中于女性题材,阿莫多瓦还是一个敏锐的社会学家,宗教、凶杀、毒品、偷窥、家庭暴力、婚外恋、同性恋、变性、媒体侵犯隐私等各种社会现象在其作品中均有所展示。在阿莫多瓦那些看似荒诞的情节背后,隐藏着生活巨大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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