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影这几年沉沦得厉害，没东西可拍，拼命跟同性恋较劲。这个题材拍得好自然未尝不可，可惜他们又玩不出什么花样，不过是一些男男/女女版的爱情故事。所以看《盛夏光年》之前，原以为这也是一部跟《十七岁天空》一样有点闹着玩的青春片，便不免有些意兴阑珊。可看完之后，我的想法变了：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一部台湾青春片的佳作。它至少印证了我一再表明的一个观点。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1949年以后，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电影经过50余年的分流发展，逐渐形成了各自的优势和特色。假如硬要在它们当中各选出一种最具代表性的电影类型，那么，大陆当首推战争片（至少香港台湾的战争片拍不过大陆），香港则是武侠片或功夫片，而台湾，毫无疑问应该是青春片了。台湾青春片始自70年代，由李行、琼瑶发轫，中经侯孝贤、杨德昌，再到蔡明亮，30余年时间，早已形成了煌煌巨册，产生了《恋恋风尘》、《冬冬的假期》、《牯岭街少年杀人案》、《青少年哪吒》、《爱情万岁》等一系列可圈可点的精品佳作。今天，尽管台湾电影一落千丈，但青春片作为台湾电影的成熟类型，依然处于顽强地延续和发展之中。《盛夏光年》便可被看作是这种文化遗存的一个活的物证。
西方青春片大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成人秩序、成人价值的质疑或反叛，因此青春片往往是反主流电影的主导样式之一。这大约也可被看作是法国新浪潮运动的精神遗产，如50年代的英国影片《愤怒的回顾》，法国的《筋疲力尽》、《养不教父之过》等等。而中国大陆在80年代以前完全没有青春片的概念。在革命文化背景中，每个人的成长都是由童年直接跨入成年，几乎没有作为人生成长第三阶段的青年。五六十年代的青少年始终处于成人主流文化的教化之下，青少年在学习成人英雄的过程中，总是被迅速、有效地成人化。80、90年代以来，随着大陆文化思想的开放，青春片也渐渐浮出水面，最早的始作俑者当属王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大喘气》、《轮回》等就是这类电影的早期代表。
青春片大多借助性或者与性有关的人生体验来展现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压抑和挫折，以及青年价值与成人规范之间某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说，按照成人价值观，性一定与婚姻有关，可在青少年视野中，性有时却仅仅意味着一种快乐，而与道德、责任这些抽象的成人概念无关。但成人秩序始终对此采取指责与批判态度，这便使青少年的性体验经常处于受压抑的挫折状态。这种压抑与反抗，表现的就是成人与青年价值观的冲突。
《盛夏光年》的剧情就直接涉及青年的特殊“性”体验，以及它与成人规范之间的多重矛盾纠葛。在影片中，正行、守恒两人与成人秩序的关系有着明显不同。正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服从、认同成人秩序的“乖小孩”，而守恒却是一个始终试图挣脱成人枷锁的“坏孩子”。这一“好”一“坏”，究其根本，首先源自成人的价值判断。
正行的家庭严父在堂，对正行多有训诫，使得成长中的正行受到更多成人规范的掌控；而守恒则生长在一个只有母亲的单亲家庭，自然较少受缚于父亲的权威；长大后的正行始终在看书学习，而守恒却一直活跃在篮球场上。前者，隐喻着正行对成人经验（书本、知识）的服从；而后者则暗指守恒对自我冲动的宣泄与放纵（运动、贪玩）。在成长过程中，正行与守恒两小无猜、耳鬓厮磨，彼此形成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同性爱恋。但是，在我看来，影片表达的重点并不在此。影片透过两位少年的同性之恋，表现了他们在自我人格建构中所体验的一种痛苦、彷徨，以及他们各自对成人规范的态度，这才是影片真正的价值所在。
按照心理分析学的观点，每个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遭遇两次自我性别身份的认同。第一次发生在幼儿时期，他们通过某些体貌特征来识别自己的生理性别（Sex）。男孩由于拥有阳具而认同父亲，女孩由于阳具缺乏而认同母亲。第二次性别认同发生在青春期，青少年在与他人社会关系中赋予自身一种不可逆转的社会性别（Gender），并以此来完成对自我性别身份的确认。《盛夏光年》中的正行恰在这种性别身份认同中遇到了障碍。影片中有个细节，表现正行在图书馆偷偷翻阅一本题为《论性别》的书籍。这表明他对自身性别满怀狐疑：既然身为男儿，为何对同为男子的守恒一往情深？
（待续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