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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corn 发布于:
爱电影的桑塔格

■康慨

  电影这门伟大的艺术,是已经死亡,还是正在中兴?

  苏珊·桑塔格十年前的断语,今天读来,是否还有意义呢?




苏珊·桑塔
格 摄影:亨利·卡蒂埃-布勒松

  苏珊·桑塔格出现在伍迪·艾伦1983年的电影《变色龙》(Zelig)的开头,她着一件青碎花上衣,逆光坐在某扇窗前,前额上方一缕白毛,横生于满头浓密的黑发之间,让人联想到一条杂色的宠物狗。她开口说道:“想到他像林德伯格一样有名,不免令人吃惊……”

  接下来出镜的是有名的左派批评家欧文·豪和大作家索尔·贝娄。他们和桑塔格一样,在艾伦貌似纪录片的荒诞喜剧中扮演自己,为的是证明一个虚构的疯子确曾在美国历史上出现。

  豪于1993年过世。桑塔格和贝娄则脚跟脚地,在2004年12月至转年4月的五个月内,先后死去。艾伦活着,在享受万民景仰的同时,还在一部接一部地拍片,但是当年那种随意和喧闹的可爱风格,已不复存在。

1

  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的纪念活动可谓轰轰烈烈,伴随着走马灯似的颁奖、授勋,对市场化义无反顾的赞扬,以及空洞乏味的大小晚会和耗资空前的音乐剧演,使得人们已难分清“纪念”和“狂欢”的区别。只有崔永元的《电影传奇》,像是在为另一种电影唱着一周一次的哀歌。

  十年前,欧洲也在纪念电影的百岁诞辰,苏珊·桑塔格在《法兰克福评论报》撰文,题《电影一百年》,宣称这门伟大的艺术已经日暮途穷。文章于第二年2月,在《纽约时报》重刊,标题改为更具煽动性的《电影的衰亡》。她开宗明义,写道:“电影的100年好似生命的轮回:有必然的降生,稳步积聚的光荣,也有肇始于最后十年的耻辱的、无法避免的衰落。”

  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世界(would-be capitalist world),电影生产的规则,已变得纯粹出于娱乐(亦即商业)之目的。但“也许,这不是电影的死亡,而仅仅是电影痴(cinephilia)的终结。”她说。

  桑塔格以“电影痴”这个词,来形容被电影激起的一种与众不同的爱。电影是这样一种艺术:具有骨子里的现代气息,特有的易于接受性,既是诗意的、神秘的,同时也是色情的和卫道的。对电影痴而言,电影好比宗教,好比十字军的征伐,又浓缩一切,令人忘我地把自己的人生和艺术经验投入其中——“电影是艺术之书,同时也是生活之书。”

  然而现在,它已被电视机所“绑架”。年轻一代中,已几乎找不到过去那种对电影有特殊的、不妥协口味的人,电影痴们自己也被视作老旧的怪物,在电影高度工业化的时代,已没有电影痴的位置。“如果电影痴死了,电影便也死去……不管再拍出多少电影,即便是绝佳之作。”

2

  苏珊·桑塔格生前发表的电影评论,不过区区十数篇,《电影的衰亡》是告别之作。在中文译作中,以她的《反对阐释》一书所收最多——书中的第四部分,有论及布勒松、戈达尔和雷乃等人,以及科幻电影和色情片的六篇文章。它们不是简单的影评,每一篇都旁征博引,足够精密和复杂,充满了她在美国被人屡遭嘲讽的所谓“法国腔调”。

  你也可以注意到,她所推崇的导演,几乎没有美国人,对大红大紫、在欧洲也不乏拥趸的科波拉、斯皮尔伯格、斯科塞斯等人,她视而不见。相反,对莱妮·里芬斯塔尔高妙的电影语言与极权主义宣传的结合,却大发宏论。而能够进入桑塔格慧眼的,仍以法国导演为最多,亦兼爱于法斯宾德、安东尼奥尼、伯格曼、西贝尔伯格(Hans Jurgen Syberberg)和黑泽明,日后则有索科洛夫、阿巴斯,以及台湾的侯孝贤和杨德昌。当然,小津安二郎绝对是她的最爱之一,小津的《东京物语》,她前前后后看了不下30遍。

  她真正是电影痴的代表,一生阅片无数,咽气前的那一周,几乎每天照旧去影院观片。这是她那个时代纽约知识分子的典型生活,在伍迪·艾伦的名片《曼哈顿》里,对此多有描写,尽管是以一种自嘲的方式。

  《论摄影》谈得虽然是静态的照片,但其中有一章忽然岔开去,谈到了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国》。2004年秋天,北京举办安东尼奥尼回顾展,在终于看到这部3小时40分钟的纪录片当晚,我又找出《论摄影》里的这一段重读,它多少有些答疑解惑的作用吧:

  “在中国,拍摄照片总是一种仪式;它总要包括摆好姿势而且还必须要征得同意……中国人拒绝对现实的摄影割裂。特写不为人所采用。即使是博物馆里出售的古迹和艺术品明信片也不表现局部;拍摄对象总是正面对着照相机,处于中间,沐浴在静止的光线之中,而且是全景。”

3

  终其一生,桑塔格都是个大票友,她不仅看电影,评电影,也演了电影,拍过电影。除了前面提到的《变色龙》之外,31岁那年(额头那缕白毛还未出现),她还在安迪·沃霍尔的一部实验影片里出镜,坐着,羞涩地微笑,看上看下,不过没有台词。

  当她终于按捺不住,身体力行地去拍片时,却遭到了失败。这样的经历不是一次,而是三或四次。

  2005年9月,大卫·丹比在《纽约客》的一篇长文中,历数了桑塔格所拍的这四部影片。最早是1960年代末,瑞典的Sandrews电影公司,请桑塔格出面,用瑞典的演职员,拍了两部故事片,分别是1969年的《食人族二重奏》(Duet for Cannibals),以及1971年的《兄弟卡尔》(Brother Carl),主题是权力、统治和性欲的恣意妄为。“在这些幽闭于斗室的场景中,剧中人一堆堆的,互相进行着性折磨,又行尸走肉般,在斯德哥尔摩一幢公寓,或是一座半荒之岛死寂的气氛中走来走去,”丹比写道,“桑塔格说她想创造出‘焦虑感’,然而,对观众来说,这种焦虑主要是由她的缺乏技巧而引起的。”

  这两部电影的惨败可想而知。1983年,她拍摄的另一部影片《没有向导的旅程》(Unguided Tour),也没好到哪里去。影片的大部分画面,是威尼斯的美景,伴随着喃喃絮语,女主人公事不关己地在城中荡来荡去,这一回,让人不堪忍受的是桑塔格幽默感的缺乏。

  1973年10月,阿以赎罪日战争结束的当口,她带领一个摄制组抵达以色列,由此产生出一部名为《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s)的纪录片。丹比写道,桑塔格在沙漠中拍到了很多静态的画面,如遍布弹孔,燃烧殆尽的坦克残骸,破败的遗尸,碎裂的鞋,她赋予这些画面以道德意义和历史灾难感,或许这才是她在电影制作领域的正确方向。

  十年前,在《电影的衰亡》一文最后,桑塔格写道:“电影若要重生,必得经由一种新型影迷(cine-love)的出现。”这“新型影迷”的标准是什么,她没有说。但她一定认为自己不是,她属于已死的那一代。

  我们呢?

  写完这最后一笔,已到1月16日凌晨,正是苏珊·桑塔格的生日。纪念她,为她爱知爱智、爱电影的一生。

参考篇目:

  The Decay of Cinema,by Susan Sontag,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25,1996

《论摄影》,苏珊·桑塔格著,艾红华、毛建雄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7月

  《反对阐释》,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

  The Moviegoer:Susan Sontag's Life in Film,by David Denby,The New Yorker,September 1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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