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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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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刘宝瑞

大鱼 发布于:

他的相声为真正的相声艺术。他为后人带来笑声,自已却被迫害成为一幕悲剧。再来听听他洪量特别的声音,心中是另一番滋味。今年10月8日是刘宝瑞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的日子,补记此文纪念他。

 

转发几篇网上文章:

 

  纪念著名相声大师刘宝瑞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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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宝瑞(1915年——1968年)
 
     刘宝瑞,1915年生于北京。自幼家境贫寒,曾向崇寿峰学艺,十三岁拜张寿臣为师,学说相声。十四岁赴天津,与马三立、赵佩茹、李洁尘等在南市联兴茶社相声大会演出,并在广播电台播音,开始崭露头角。1940年从济南回北京,在启明茶社相声大会演出,声誉鹊起。后去南京、上海等地演出,被誉为“单口大王”。四十年代末,赴香港演出,首先把相声艺术介绍给予港澳观众。
  解放初期,他回到北京,参加中国曲艺团,后调到中国广播说唱团,担任艺术指导。他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业务,勇于探索,擅于借鉴吸收独角戏、评话、电影、戏剧等姐妹艺术的优点,大胆革新创造,形成了声、容、情、神兼备的独特艺术风格。刘宝瑞的代表作之一、单口相声《连升三级》被选进中学语文课本,同时被译为英、法、日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抗日战争前,刘宝瑞曾赴济南光明茶社演出,编演了相声《韩复榘讲演》,揭露当时山东省主席、亲日派直系军阀-韩复榘骄横昏庸、不学无术的丑态。民国二十九年,即1940年,他从济南回到北京,在西单启明茶社相声大会作艺,擅演《八扇屏》、《歪批三国》、《朱夫子》等“文哏”相声。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刘宝瑞赴南京、上海等地,与曲艺名家白云鹏、高元钧合作演出。他常演单口相声,经与南方曲艺同行切磋琢磨,使他的单口相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汲取了南方独脚戏及评话的艺术技巧,又借鉴电影、话剧的表演手法,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风格,被人们誉为“单口大王”。他是把北方相声艺术介绍给江南及港澳观众的先行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他回到北京,参加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曲艺团。后调中央广播说唱团任艺术指导。1954年春节期间,他到北京郊区为农民演出,同年4月,他到琉璃河北水泥厂下厂辅导工人曲艺队伍。此后,他为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曲艺训练班坚持教学十二年,培养出大批青年相声演员。他对新相声的创作,对传统相声挖掘整理,对发展与提高单口相声的表演艺术,均作出重要贡献。1959年夏天,他去福建前线慰问解放军,在艰苦的条件下深入前沿阵地演出。为了体验部队生活,他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持枪、卧倒、射击。他访问了侦察英雄纪瑞瑄,及时创作、表演了歌颂英雄的单口相声《神兵天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篇军事题材的单口相声。六十年代初,他和侯宝林、马季一起,经常去北京中南海,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专场演出,并多次受到亲切接见。刘宝瑞熟悉历史掌故,社会知识丰富。他擅长描绘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以此来烘托人物、事件。在台上他强调语言、眼神、面部表情三结合,辅以手势,对每段台词的抑扬顿挫都精心设计过,通过长期舞台实践,能做到平整而不温,脆快而不过,形成了稳健潇洒、口风细腻的艺术风格。刘宝瑞单口相声的代表作之一《连升三级》曾被编进中学语文课本,同时被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介绍到国外。刘宝瑞为人谦恭和蔼、诲人不倦。1960年,中央广播说唱团附设相声学习班,招收了十几名学员,由他负责辅导,后来这些学员大部分成为各专业文艺团体的骨干力量。为培养马季掌握传统段子,录制《找堂会》、《扒马褂》等段子时,他为马季捧哏,并将许多传统相声传授给马季和唐杰忠。1960年,广播说唱团挖掘整理传统相声,动员演员们口述笔记,刘宝瑞积极参加,他记录下来的单口相声文字稿及录音在全团数量上占第一位。“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宝瑞遭受严重冲击和迫害,1968年10月8日下午,他在北京房山农场劳动时受到现场批斗,当晚逝世。
 
我的父亲刘宝瑞
 刘娅娅
   
      我的父亲刘宝瑞一生坎坷,九岁时为了生存,开始接触相声艺术,为了艺术他以毕生的精力和才华去钻研,去探索,向艺术的高峰不懈的努力。在展现给人们的艺术形象中,不难看出他对艺术的理解和深厚的功底,从他的艺术作品的字里行间也不难看出他朴实的人格,他的爱与恨,新社会的幸福与旧社会的辛酸。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有口皆碑的艺人,却没有躲过“文革”的劫难。在1968年中秋节,人们阖家团聚的日子,他却被杀害,然后又遭剖尸,躺在了一条干涸的沟渠里。没有更衣、没有棺木,吻着他热爱的人间热土,永远地去了,年龄的句号画在了五十四岁。
      我父亲的一生,是艰苦的一生,也是对艺术追求不懈的一生,在我的记忆里,他向我讲过儿时的苦,更讲过共产党给他的甜,他给我讲做人的宗旨,强调为人的朴实。少年时的他,由于生活所迫,选定了从艺之路,拜在相声大师张寿臣门下,从他拜师之日起,他也就开始品尝旧社会艺人的辛酸——身份的卑微,世俗的白眼,黑势力的压榨,做人的艰辛…… 在唐山演出,一场下来“零打钱”,轮到伤兵面前,放在笸箩里的不是钱,而是一把手枪。一贯以“胆小”闻名的父亲,忘记了自己的怯懦,扑向伤兵,咬住了伤兵的耳朵。做人的耻辱,多年的积怨一时迸发出来,就连所有观众都惊呆了,当然,后果可想而知。日伪时期,一场“君臣斗”把王八说成日本人的翻译官,被刘中堂提来面圣,听众开怀大笑,解了心头之恨,可出了场子,一把手枪顶在了父亲的腰间。父亲说的这件事使我悟到,在旧社会受尽欺凌的父亲居然也意识到了艺术是反抗的武器,是民众的喉舌,他能把最犀利的语言运用到相声当中,去讽刺卖国求荣的败类,如匕首投枪。坏人的反应正说明他击中了那些人的痛处,让仇者痛亲者快正是我父亲艺术的追求和人格的表现。 在他艺术臻于成熟之时,由于种种原因,他带艺南下,顺济南沿江而去,久居南京。业内人士一致认为是他此举把北方的艺术带到南方,使其在南方的土壤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父亲把北方艺术与南方艺术相互融汇,虽不是惊天之举,但也是功德之一。在我的记忆中,有一种感觉是刻骨铭心的,就是他对国家的亲,对党的爱,达到了超乎常人的状态。解放前夕由于生活所迫他去了香港,在那里他的生活境遇有了较大的改变,有了自己的听众群体、立足之地。1949年10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父亲就毅然立即返回祖国,加入进步艺术团体,写新、唱新、演新,报效祖国母亲。此时,他的艺术已广为国人所知,但他的笔记中却清楚地记着这样一段话:“我是旧社会过来的艺人,身上肯定有不符新社会的毛病,艺术上也会留下旧的痕迹,故此,我要认真学习。”话虽朴实,但既有起点,又有目标,更可贵的,是他自我反省的精神。在他的艺术颠峰期,他多次走进中南海,为领袖和开国元勋们展示才艺。都知道毛主席爱听《关公战秦琼》,殊不知,主席、总理对我父亲表演的具有丰富历史和文学知识的相声更是情有独钟,《解学士》、《君臣斗》使这些伟人赞不绝口。生活上我父亲是个潇洒的人,在艺术上他却是极严格的人。“许你不演,但不许你不懂”是他的座右铭。六十年代初春节,徒儿拜年,一句玩笑话,“师傅,慈禧的厕所叫什么﹖”父亲当时语塞。初四他便冒着大雪,连续四进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最后在故纸堆中查到宫女生活一节中提及慈禧的便厕在宫中叫“官房”。他不仅查了名称,连同使用中的规矩、附属用品都一一记下。正月十五与徒儿们再聚时,“官房”的来龙去脉便传到了徒儿们的耳中。
      人民的艺术家,就是在这样的“喜、怒、哀、乐、悲、恐、惊”中走完了他从九岁到五十四岁的道路。几十年里,他受过军阀、土匪欺压,受过达官贵人的白眼,受过生活无计的清贫,受过拜师学艺的艰辛,他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一切。而在他的一生中最不能让他忘却的是共产党把他救出了苦海,是共产党把他从一个贫苦艺人培养成为了一名艺术家。现今父亲离我而去已经三十余载,但他的一句话始终在我耳边回响:孩子,记住听共产党的没亏吃!
 
 
1965年刘宝瑞到天津看望恩师张寿臣先生
 
相声大师刘宝瑞死因之谜
邵燕祥2001年
 
      那个该对刘宝瑞之死负直接责任的人,也死了,死前总是梦到刘宝瑞。该是他自知欠了一笔生死债,内心惴惴,夜有所梦吧。真是报应。相声表演艺术家刘宝瑞,1968年秋不幸逝世,过去整整三十三年了。
   从京广线一个名叫窦店的小站下车,东行,经冠名琉璃河的一个厂子(水泥厂?记不清了),就到路村。步行一个多钟头的路。1968年9月,我随广播局专政队全体转移到路村,到了那里,才发现已有大批人马先到,尽是熟人,原来他们虽然没进专政队,早已在广播局各部门各单位的“清(理阶级)队(伍)”中立案审查,都是“未决犯”。被“清理”出“阶级队伍”的队伍越来越大。重新编队,我们原先的专政队就打乱了,我不知怎么跟科研所的朋友们分到一块儿去了。有一天,从田间回来,一进村就解散,正往我住的院子走,又过来一支下工的队伍,走在最后的是刘宝瑞,脸色灰白,指着前胸对我说:“心口疼,实在干不动了,你给我说说。”他用期待的近似乞求的眼光看着我,没等我回话,就赶队去了。他佝偻着背,艰难地蹒跚走着。我定在那里,想怎么办。刘宝瑞不顾“不许串连”的纪律找我说话,一是实在忍不住了,二是信任我,从1960年相识,有一阵成天一起整理老相声,至今也八九年了;在1968年这一届专政队,我当队长,劳动,生活,明里暗里有些照应,都是心照不宣的。但到路村,我不是队长了,又不在一个班里,我怎么替他说话?我是跟他一样的专政对象啊,还时时得提防有人打你的小报告。想来想去,晚饭的时候我找到王决(资深曲艺作家及研究家,“文革”前和“文革”结束后都在中央电台文艺部曲艺组,已故。早年参与过广播说唱团的创建,与曲艺演员们有良好的工作关系和友谊),他跟刘宝瑞比我还熟。他不会视刘宝瑞为偷奸耍滑,更不会说他装病……我说,看宝瑞那样儿,得让他歇歇工了。王决跟他在一个班里,也许能不露痕迹地向谁提醒一下。夜里下起雨,天亮也没停,这样的天气照例是学习,想到刘宝瑞跟大伙儿一样不用出工,我心里也踏实了一点。说不定我们求情没用,老天爷才管用。出屋洗漱,发现刘宝瑞他们那间房子情况异常,小小骚动,却是无声的骚动。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告知“不许乱说乱动”的,平时便缄口不言,彼此不过话不打招呼。这个早晨,不但他们班里的人板着面孔,还有铁青着脸的“干部”出入。发生什么事情了?早饭场上仍然鸦雀无声。但从别的班的嘁嘁喳喳里,模糊地听说刘宝瑞死了,——并且说是吃安眠药自杀的。自杀,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了。他为什么出此下策?要么是看不到前途,一死了之;但也许就是因为“心口疼”,又还得下地干活,难以忍受病痛之苦,自求解脱…… 我仿佛又看到他那双凄楚的,绝望中残存着一线期求的眼光。像针扎着我的心。我辜负了他的信任。昨天我本该立马找到他们的班组长,或是他们原单位的“干部”,直截了当地建议,让刘宝瑞休息,不能再带病劳动;受审查归受审查,看病归看病,“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但我没有这样做。竟是因为自觉被专政的身份!这想法翻来覆去折磨着我。学习文件的时候一直神不守舍。忽然通知我出去干活,班里只叫我一个,带上铁锨!走过一片泥泞,到了生产队一块地边,原就低洼没种什么的地方,叫我们四个人赶在午前挖出一个坑来。我看看王决,看看张品兴,大家就都一声不响地挖起来。只有下雨的声音,铁锨吃进土里的声音,带着泥水甩土的声音。雨水顺着衣领流过脊梁。一边出热汗,一边脊梁发凉。任谁都没说什么。下午雨还没停。我们四个人又来这里。这坟坑朝村子一面,已经用淡蓝的塑料布围起半边屏障。我们没有什么活儿了,修修补补,拖泥带水的也做不出什么样儿来。似乎只等把刘宝瑞的遗体抬下来葬了。等到下午四点钟。远远听见有一两声汽车鸣笛。广播局保卫处的老处长一行陪着一位客人来到。刘宝瑞的尸体也适时地抬来。那位客人是法医。人群簇拥着他麻利脆快地在蓝塑料障子里做了一套解剖动作,我们自然只能远远地望望,转过脸去,做出漠不关心的样子。随后刘宝瑞入穴,劈里啪啦往他身上盖土,我内心总以为刘宝瑞会有知觉,土撂在他身上圪圪楞楞,不说打疼也会极不自在;但理智告诉我他不会感到什么了,现在这一切所要折磨的是我们。等到泥土盖住刘宝瑞的尸体,看不见了,我们连忙加快节奏,好赶快从这次受罪的劳役中逃离。完全没顾上那边保卫处长、法医和其他“干部”们在谈些什么。在滤去了当时的雨水、仓惶、愤懑、恐惧、歉疚、恶心多种感觉以后,我记得我们看到一个瓶里装着一个脏器,那是刘宝瑞的胃,法医指出这个胃上有个穿孔,刘宝瑞系因胃穿孔致死,胃里没有食物也没有药物的残迹。法医又被人们簇拥着,到村边上车走了。这里,保卫处的老处长见我们已把坟坑填平,痴痴地等候着新的指令,就过来安抚地说:“没事了,你们回去吧”,然后又正色警告:“今天在这里看到的,听到的,不许说出去!” 我们看到了、听到了什么?刘宝瑞死而不能复活了,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吗? 当时,我回到自己的班里,果然没人问什么。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科研所的朋友对刘宝瑞不像我那么熟,何况“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这条保密原则,用在专政对象身上,分量更须加码。1968年10月下旬,集中在路村的审查对象陆续撤去,最后我们这支专政队也“原建制”返城,只少了刘宝瑞。他留在路村了。
   “文革”结束以后,我离开了广播局。我不知道那里人们怎样议论刘宝瑞之死。三十三年过去了。不但刘宝瑞已缄默三十三年,当时主持处理善后的保卫处长也去世了,跟我一起参加挖坑下葬的,王决不在了,健在的只剩张品兴,我,还有一个人,当时印象不深,姓名失记。我尊敬的丁一岚(邓拓夫人)那年也跟着专政队在路村。她去世前不久,在电话里还对我说起刘宝瑞之死,她记得张纪明在通铺上跟刘宝瑞紧挨着,他是刘宝瑞那最后一夜的权威证明人。我所尊敬的张纪明,1958年莫须有的“温邹张反党集团”中那个“张”,我原想就刘宝瑞的最后一夜找他问问,后来又想,老人已年近九旬,别再打搅他了。另一位我所尊敬的老人陈庚,原广播文工团的领导,当时也跟专政队一起在路村。他前年告诉我,那个该对刘宝瑞之死负直接责任的人(他没说此人名字),也死了,死前总是梦到刘宝瑞。该是他自知欠了一笔生死债,内心惴惴,夜有所梦吧。真是报应。
 
 
 
刘宝瑞之死
薛宝琨
 
      相声大师刘宝瑞离开这个世界了,他所擅演的单口相声也从此消逝。而他的死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难解之谜,始终无人破译。但至少有两种说法流行当时:一是说他服安眠药畏罪自杀的。“文革”时期,他在去京郊路村专政队以前还是“造反时期”,在一次群众“辩论会”上,他因不堪忍受“左派”先生血口喷人的诬陷,与之口角起来,竟在倒水时顺手把暖瓶砸过去,虽然并没伤及对方,但却因为此公是共产党员,而刘曾集体加入过国民党,而引起了广播局“国民党打共产党反革命事件”的轩然大波。此后刘宝瑞便由是定性,他的精神魂魄也于是崩溃,连听到楼梯脚步声都吓得色如死灰。因之,此说足以阐释刘的“坚持反动立场”和他的“狼子野心”。另说我是从他路村的同屋、原说唱团长、“少白派”京韵创始人白凤鸣那里听说的。大概是因庆或中秋前夕(我记不清了)改善伙食:红烧肉就窝头,刘饕餮了一份,而白的一份只吃了几口因身体不适也转送于刘。于是夜里就有了胃穿孔的悲剧发生。此说既合于葬前法医验尸的结论,也合于刘宝瑞生前“贪吃”的传说。已然到了什么时候他居然积习难改,岂非以此拒绝或抗拒改造?!但白老绝无诽谤之意,他已自顾不暇又耳聋眼花,或许只是被流言击中的一孔之见吧。但到了也不如畏罪说盛行。 

   有一年,刘宝瑞女儿娅娅来津看我,并带来老友邵燕祥发表于《北京青年报》“刘宝瑞之死”的回忆文章。他与刘同在路村并亲自掩理过刘的尸体,而刘临死前还曾求助于他。文中有这样一段:“有一天,从田间回来,一进村就解散,正往我住的院子走,又过来一支下工的队伍。走在最后的是刘宝瑞,脸色灰白,指着前胸对我说:‘心口疼,实在干不动了,你给我说说。’他用期待近似乞求的目光看着我,没等我说话,就赶队去了。他佝偻着背,艰难地蹒跚走着。”

   邵公因同是专政对象又不在一队,无由为其申辩,只把情况转告其同班的另一相识。结果就于当晚在呻吟之后、全班出工之前,刘宝瑞把生命停滞在那里。哦,这一细节至少可以说明他是生病在前而与晚餐无关。但就在那邵文发表不久,便有路村同窗徐衡来信补充。是这样记叙的:“这天,那个管我们黑帮队的郭某忽然发现,就数刘宝瑞剥的棒子少。于是,大声斥责之后,他就喊刘宝瑞起来,又找来个大粪箕子,装满玉米,直到起了尖,让刘宝瑞背上,围着四五百人的大圈跑。那个专政执行者,紧跟在后面,像赶驴一样,不断吆喝:‘快跑,快点!再快点,还得快!’每当刘宝瑞从我身后过一回,就总先听见他‘哼哧哼哧’大喘气,随后,就是那个专政执行者的吆喝声,盖过了刘宝瑞的哼哧声。那时候见专政的人来了,人们都赶紧不是滋味,也顾不得体会刘宝瑞的啥心情了。” 徐衡讲的是和刘一起在场上劳动,他的见证连缀着向邵的求饶,情况算是清澈见底了。
  

 
1962年与赵连甲、白凤鸣、许多、袁阔成­合影
 
刘宝瑞先生创作表演相声一览:
 
刘宝瑞郭全宝搭档演出的相声名段:
 
《当行论》《打灯谜》《奉承人》《高人一头得人》《找对象》《做大褂》《坐汽车》》《走马观碑》《八扇屏》《九点钟开始》《说聊斋》《值班医生》《猜地名》《寸步难行》《吃饭我掏钱》《飞油壶》《赶考》《蛤蟆鼓》《韩青天》《好啊好》《买猴》《说字》《绕口令》《我的历史》《西行漫记》《学叫唤》《支援新厂》
《住医院》《歪批三国》刘宝瑞郭全宝马季《金刚腿》刘宝瑞郭全宝于世猷《一匹马》
刘宝瑞郭全宝侯宝林郭启儒《开场小唱》
 
刘宝瑞单口相声:
 
《珍珠翡翠白玉汤》《黄半仙》《日遭三险》《连升三级》《假行家》《兵发云南》
《学 乖》《学 徒》《测 字》《文 庙》《书迷打砂锅》《扎 针》《天王庙》
《解学士》《韩青天》《官场斗》《斗 法》《打油诗》《化蜡扦儿》《风雨归舟》
 

 
风雨归舟
 
单口大王刘宝瑞相声集: http://zhangmen.baidu.com/promotion/10004/62007.html
著名相声名家---刘宝瑞纪念馆:http://www.eelove.cn/liubaorui
单口相声大师刘宝瑞:http://liubaorui.memsky.com
李然大哥纪念刘宝瑞逝世40周年专辑:http://starshine.ys16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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