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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鲨骨头

凶残和勇猛,皆已成白骨.不灭的是我傲慢的灵魂.而我更愿意用它去换取卑微的戏谑.而这,便是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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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重读《时间繁史 哑瓷之光》

小鲨骨头 发布于:

木心先生曾经说过:写作本身应该是愉快的,如果写得痛苦,那是方法错了。他进而提到:一个热爱写作的人,是一个抵赖不掉的享乐主义者。一开头就引他的话,实在是最近又在看他的新书了。讲正经的,他的这个论调,我一多半是同意的,但也有一点怀疑。写作真的是幸福的事么?

 

董启章的《时间繁史。哑瓷之光》,我最近又重读了一边。尽管是老读者,但董先生那么多作品,我最害怕读的便是这本。几年前也是磕磕绊绊读完的,那时候可是一点都没想到会重读啊……关于这部小说地不好读,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一来,文中的对白大多是粤语口语,甚至有很多英文的段落;二则,在这部三声部的作品中,有一个“未来”声部,是极具象征性的故事,文体非常奔放、变幻;当然还有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长度,总体超过九百页,在那时候(尚未读村上春树的《1Q84》),是我读过最长的纯文学作品。(而就故事的复杂性来说,甚至还超过了《1Q84》。)如果要罗列的话,这个难读的理由还可以一直罗列下去:比如主人公“独裁者”的颓废的精神世界啦;V城香港的文学现状地凋敝啦;城市保育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大环境下的无效化啦等等。读着难免令人觉得前景一片灰暗……

 

我之前评价与董启章同世代的作家骆以军,以为后者的作品是最难被评论的一类,主要原因在于,骆以军是个写到哪儿是哪的作家,一个几无结构可言、事先也甚少预设的作家。骆呈现的,是一个微观而纷繁的现象世界。以绘画作比的话,他的文学表达就像是印象派(甚至野兽派)。而以他为参照,董启章则让人联想到超现实主义的达利,他的小说像是一场大梦,虽然也疯的可以,但又有一种奇妙的抽象化的现实感。当然,就对于社会问题的介入来讲,董的小说远远不仅仅是一场梦那么随便的事情。物象世界很难抽象地评价,骆以军书写的就是一个纷繁、具体的一个又一个碎片式的故事——这是他难以被轻易归类判断的原因。而相比起来,董启章确实有理念先行的问题。但我又不会将他真的归入理念先行的行列里。是否理念先行,得看你最终是在提问题,还是在给答案。当你看完一个作家的书,你是得到了问题,还是答案。就这一点来说,董启章还是在给问题。一道解不开的谜语。

 

但他理念先行的一面体现在他的小说(至少在《时》)中,有太多值得讨论的问题——实在野心巨大——而那些问题一半他没答案,一半他有。他有很多明确地判断,我不知道这跟他在《时》中设计了一个以他为原型年龄又远比他大着几岁的“独裁者”——未来十几年之后的作者的假面,有多大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董启章在以前、之后的作品中,以自己为原型的角色每每出现(黑骑士、独裁者),但他们(假面们)往往都正当年,而且一贯扮演着“青年人们的旁观者”这样相对疏离的角色。而像这次这样,完全围绕自己的假面为核心运转,仿佛还真是唯一的一次。且把自己整的不善:丧子、夫妻隔阂、瘫痪十七年。只能说在小说人物“独裁者”口称要推翻自己之前,董启章已经在试着推翻自己了。或者说,整部《时》对于作家本身的意义来说,便是一次自我推翻的运动。

 

重读《时》的过程中,总让我不禁遐想,作者在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甚至在构思之前),究竟是处在怎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当然,作为一个有经验的读者,这个问题文本便会给你一些暗示或答案,但在《时》这部小说中,你实在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相信那些“显见的答案”(作者的状态)。这并不是说作者有意作假或隐瞒,而是过于直露,太过直接。每每你在阅读中建立起某种理解、诠释,但没过几章,核心人物“独裁者”(再强调一次,那就是作者的假面)都会直接宣之于口,甚至将你之前的理解尚未达到的、更为本质的问题,直接展露在你眼前。《时间繁史 哑瓷之光》这部书就是这么奇妙。会让人觉得,作者不断在提问题,又不断在给答案,然后提出新的更进一步、靠近核心的问题。作者不是在展现最终的答案,也不仅仅是问题,他更像是在展现围绕一个终极困惑思辨的过程。那么这个终极困惑究竟是什么呢?看完两遍之后,我以为,作者真正想处理的是这样一个母题:在当今这个时代,身为一个作家的意义,或者干脆说是“写作的意义”、虚构的意义,究竟指向哪里?


真是大哉问哪……盖棺定论的说(还是还没到盖棺定论的时候?),华文世界的小说艺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磨难”之后,差不多除了我们这帮戒不掉的老读者,和一辈戒不掉的老作家,已经死掉大半了。这跟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得什么文学奖,压根没什么关系。如果说二十世纪的解构主义,终结了西方哲学的传统;那么,在华文世界,以商业文化为核心驱动力的电影、游戏、微信、网络媒体式的标题文化、碎片化阅读,也必将在这个世纪终结在中国才兴起百年的小说写作。老祖母张爱玲尚尸骨未寒,而后生的晚辈们,却像是马上要绝种了……我现在将这当做结论一样的摆在这里,惋惜诚然有点,但不至于怨怼。在这方面我比较达观,我以为,写作的人可能一时绝迹,但作品还好好的在这里,就像卡尔维诺给千年以后的小说作家们写《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一般,以待来者。如果说一个商业为王的社会,注定会导致纯文学写作的衰败——这一现象其实在各个文化中都多少有展现(卡尔维诺必有他的预判),只是不像华文世界一般塌缩得如此迅速而干脆——我们自然可以假想一个,未来的、非商业化的社会的崛起。到时候,年轻的未来作者们,自然可以像挖掘出土文物一般地重新发觉当代的华文小说作品。(于此相对的,我倒是不觉得中文会被终结。)上面说的,只是一些大趋势。而且我相信,精明如董启章、张大春一辈人,大约都可以轻易预判如此,一方面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方面大概也有点没办法吧——写作是会成瘾的,成了瘾就戒不掉,一般只要认真写过几个长篇的(特别是得了奖的),我想只要饿不死,总会写下去。


回到《时》这部作品,作者与其说是在顾虑长远的、小说创作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的命运,其实更多的,是顾虑虚构的、提问题而无答案的小说创作,对于当下社会,特别是对于作家本人的意义。当一个智者——是的,作者至少还有身为智者的自觉,不论他在小说中将自己说得再一无是处,这种优越感还是弥漫行文之间——的发声并不被时代所接受,甚至于拖累到他的正常生活、他的家人的时候,他又该如何自处呢?从某个角度来说,小说中的“独裁者”说的一点都没错,他——身为一个当代的作家——本身就是一种病征:既无用,且倔强,甚而有害。也许,对于当代作家来说,写作依旧是“抵赖不掉的享乐主义”,只是写完后的结果,却难免是枯涩的:“没有人在听呐。”

 

这就难免,严肃的小说写作,逐渐变做一个人的狂欢了。自问自答,自己在虚构的世界中创造符合自己期望的读者。董启章的小说中,尽有这样的青年人,或者说,董启章总是围绕柔软的青年人为小说创作的核心架构,实在有出于他的这份小小的私心的。当然,这并不罕见。回忆一下尼采写下的那部奇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亦是如此。书中深具智慧的查拉图斯特拉,便是尼采的化身,他落落寡合,遗世独立——书中查氏也是从山上的洞穴里开始登场的。在尼采的那个年代,能理解他的人实在太少太少了,而他本身又不愿意为世俗所捆绑,寂寞啊……整部《查》书,便正如保罗奥斯特的那部小说的书名所形容的:孤独极其所创造的。他(或他们)创造了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堪与交谈的人群(或个人)。文明在于传达,如果没有一个可堪传达的对象,“传达”自然也就无从说起。当然,也许还是尼采走的更远,即便在《查》这部书中,真正能理解查氏(或说达到查氏的高度)的“客人”也依旧阙如(但他大约也不需要这样同质的客人,只要能听得懂、愿意听,甚而足以激发他“传达”的欲望的客人就行了)。而在董启章的《时》中,能理解主角“独裁者”的至少就有三个,这是小说家笔法与哲学家的不同之处吧。在小说中,一方面是“独裁者”本人的自轻自贱,另一方面在于那些“处于相同高度”的人物,还必须负担推翻“独裁者”的责任。但推翻了又如何呢?那就是《物种源始 贝贝重生之学习时代》(董启章自然主义三部曲的第三部上篇)开始的契机了吧……


《学习时代》我个人读过两遍,那基本上是围绕年轻人自组社团“燃烧的绿树读书会”为核心演绎的故事。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也没有传说中的精神领袖,要说真正的凝聚力只是会员自发地共同对经典作品的热爱。有人评价,作者董启章在《学》中探讨地是阅读经典对当代年轻人的意义(或无意义)。有道理,但不全对,若将《时》拉进来做一个参照,我反倒是认为,这是作者在对自己这一辈的文人(特别是自己)彻底“清算”之后,将期许留给了没有了“独裁者”指手画脚的下一辈,也是大江健三郎所说的“新人们”。至于阅读,那只是青年人中兴的手段,是否是通过阅读来实现中兴,倒是次要的了。当然,他在《学》的后半部分,处理读书会解体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对青年人的怀疑,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还是回到《时》中“独裁者”的病吧。其实,就算是看了两遍,我还是对于这个“病”感到困惑。一个著作等身,人品也看似并无问题的作家,究竟为何是这个时代之病呢?作者通过“独裁者”这一角色(假面)所展现出来的困惑、犹疑、矛盾、自我中心甚而自我厌弃……老实说,这不是每一代的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么?想想八十岁离家出走,差点冻死在车站的托尔斯泰;想想一天到晚要打猎或打仗的海明威;想想一本书写十年都写不完,“死不瞑目”的福楼拜……作家病不正是作家创作光辉篇章后所留下的必然阴影么?还是董启章不耐于此,一个恶劣的环境(商业化的香港)逼迫他要更进一步?

 

董启章年纪并不大,67年出生,在写作《时间繁史 哑瓷之光》的那几年才四十岁都不到,在国内最多也就是个中生代作家,搁国外甚至可能被划入“青年作家”的序列。如此“未老先衰”地在创作中做“自我否定”的尝试,怎么看都并不正常。但要我说,这反倒更有可能是健全的个人与不健全的社会之间,所产生的必然矛盾。“病”从古至今也都是一个相对概念,特别是牵涉到精神上的。作为社交性动物的人,我们有求同和从众的倾向。在一个社会中、哪怕是一个私人的狭小圈子里,当一个人过于不同(特别是不同于自己),我们往往下意识地认为是这个不同者(异见分子)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大多数,“我们”永远躲在多数人匿名、温柔的壳中,感到安全、健全。而当一个人发觉身边没有同类的时候,便自然感到彷徨感到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而当他发觉身边不乏同类,他的这种跟社会脱节的乖离感,也就被无形淡化了。这是人类的天性如此。

 

这同样的道理,用到香港作家董启章身上,其实也并不显得突兀。在香港这样的商业社会里,像他的人物毕竟是太少了,或至少“独裁者”觉得是太少了。由不得他不自我怀疑。另一面,我觉得董启章或者说他所创作的人物“独裁者”,说到底是对社会对人群有担当有强烈责任感的那一类作家。他们并不像普鲁斯特、纪德一般沉浸于自我的世界。当他们忧烦于读者的稀缺,创作意图在所身处的社会(香港、V城)中的无效化,他们所感受到的挫败感与无力感,大约是尤为剧烈吧。面对这种挫败感,至少由后期来看,董启章作为现实中的作家通过一部有一部的长篇巨制走了出来,而他所设计的“独裁者”却并没有,独裁者在小说末尾的一死了之,其实是代“人”受过。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看,他也可被看做是一个工具,或者说是一个跳板,让真实的作者能跳过自怨自艾的泥沼……但董启章毕竟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在小说的后半部,为他的替身(假面)之死(这是早早预定好的)披上了一层仪式感和戏剧性的象征意义。其实“独裁者”之死,亦可看做是展现给所有后来者(新人们)看的,作者树立一个成熟的残废老作家,将他作为他们这一代失败的象征,然后让他一步步自己葬送自己。最终将天地留给那些剩下来的人们(新人)。


但在真实世界的香港老作家眼中,其实董启章又何尝不是“新人”呢?董桥就曾在访谈中谈到董启章:“他现在还stuck在里面。一个作者不能太自觉自己是个作家……我说他十年后可能会走出一个弯,是因为那时候他会看到一些他现在还没法看到的东西。他的东西很深、很涩,非常坚固,可里面没有窗口,这个窗可能十年后他慢慢会看到。这个窗开了,他就会不一样。”这段由梁文道整理的访谈,发生于09年,《学习时代》还没有出版,所以,这大约就是针对《时间繁史》讲的吧。至少对《时》这部小说来讲,我以为老作家的话是中肯的。没有窗口,过于强烈的身份自觉,近乎“殉道精神”的社会担当……虽然依旧优秀到值得一读,但也绝不好读。


董桥认为小说作家的身份自觉,原点应该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连“我要讲一个故事给你听”都不太好,或者说有“我”就有点偏了。这当然是一个很传统的说法。(老爷子喜欢毛姆。)有趣的是,以此作为标尺的,我最欣赏的两位华文作家:董启章与骆以军,似乎都不能讲是合格。张大春倒是标准的“说书人”;尽管不算喜欢,莫言讲故事也真令人服气。但张大春却在“一席”讲堂上,一上来就表示,像他这样的写作者,大约要绝迹了。说真的,论讲故事,小说真的已经“干不过”电影了!如果一个故事电影也能好好的呈现,谁要要读小说呢?这大约是董启章一辈人(以及之后的我们这辈人)在文学创作上,最大的难题吧……是当代小说家宿命般的集体困局。面对这个困局,董启章给出了属于他的一整部漫长的“思索”的集结。讲真,还是值得一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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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鲨骨头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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