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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鲨骨头

凶残和勇猛,皆已成白骨.不灭的是我傲慢的灵魂.而我更愿意用它去换取卑微的戏谑.而这,便是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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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一部真正堪称史诗的小说——简评《生活与命运》

小鲨骨头 发布于:

打开这部大书之前,其实已经通过梁文道一连五集的谈话节目对这部书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一度以为自己会难过得读不下来,但看着看着似乎也还好。现在已经看到五百多页了,在直面描写犹太人进毒气室的段落前停了下来。在过去将将一周的阅读过程中也是第一次,感觉不好了,有点受不住了,精神上拿叔本华打得底子慢慢有点兜不住了……遂掩卷,来电脑前码点字。

 

《生存与命运》这部被淹没的前苏联作家格罗斯曼的大作,写于1956年,历时四年才完成。但在1961年,即小说完成后翌年便被前苏联当局逮捕。有趣的是,他们逮捕的不是作者,而是小说底稿,甚至还包括围绕这部小说的所有资料:笔记本、草稿、原稿。格罗斯曼向赫鲁晓夫抗议(“有什么理由让我的人身自由,却带不了这部我为之呈现生命的书?”),当年主管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竟然也召见了他这个异见分子,却明确表示,这部作品在两三百年内都休想出版。有个西方作家因为这事儿还拿苏斯洛夫开了句玩笑:比他的傲慢更惊人的,倒是这政治老油条的眼力,他只看了一眼,就知道这本小说持久的重要性!可这位西方作家大概不知道的是,其实苏斯洛夫当时并没有完整的看过格罗斯曼的小说原稿,而只随意翻过针对这部小说所写的评论文章……如果他知道,他对苏斯洛夫戏谑地钦佩大概要变成戏谑的崇拜了。果然,这部小说在前苏联真正得以出版恰是苏斯洛夫去世的那一年(1980)。格罗斯曼在1964年死于癌症,到底是没看到他视若生命的大作的出版。“持久的重要性。”玩笑归玩笑,那位西方作者为《生存与命运》下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


我们怎么来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具有“持久的重要性”呢?或者说,我们一般会视哪种类型的作品是具有持久重要性的?在小说这个门类里,我们能简单罗列出来的,有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有巴尔扎克的作品,有司汤达的《红与黑》,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当然!),《傲慢与偏见》,当然还有格罗斯曼的老前辈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尽管不在西方小说的传统之中,《红楼梦》自然也是那“持久重要性”小说阵营中的巨星。这些作品或树立了社会人群中的某种人格典型,或丝丝入扣地描写、揭示了社会人群的生态群像,当然还有小说技法上的超越……总之,所谓持久的重要作品,所瞄准、展现的往往是普遍人性——是不为时代所局限、不为理念(宗教、传统、信仰)所桎梏、不为族群所束缚的属于所有人类的共象。

 

《生存与命运》主要描写的是围绕着七十岁的老祖母沙波什尼科娃这一大家子,及他们的亲眷朋友在斯大林格勒战争时期的故事。来看看这一家子吧,有前苏联37年大肃清时期(近似于国内的文&革吧)死在劳改场的儿子;有参加斯大林前线战争的孙子、战死的外孙;有身为高级犹太知识分子的女婿(以及被德国人在乌克兰集体屠杀的亲家母);有作为战时斯大林格勒发电厂厂长的二女婿;有做飞行员的准外孙女婿;有画家小女儿;有小女儿的前夫,同样参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营级政委,忠诚甚而狂热的共产党员;有小女儿的未婚夫,战争后期,大反攻中的坦克军英雄军长……再加上,这些主要的核心人物各自蔓延开去的人际网络与个人际遇。整部作品,出场的人物两百余人,涉及那个时代的各个阶层,甚至包括德军的,不仅是元首元帅,还有普通的德国士兵,后来的战俘……这是真的要用千页篇幅,画一幅前苏联社会的众生相哪。


如此恢弘的视野,就像山水画中的“旷观”,丝丝入扣、历历如绘,又像中国的长卷画轴,一步一景,一步一个造像。在西方文艺评论里有一个叫“上帝视野”的词,但我不想用来评价格罗斯曼的这部作品。上帝是冷的,而格罗斯曼的笔下却透着一股温柔地慈悲。他有第一流的头脑来充分地把握这个大时代,却也有最柔软的心肠去体验这个时代,更有坚韧的勇气来担当这个时代。那么,这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这是个“大肃清”的时代,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极权时代,或者用作者的说法是:“人类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类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碾碎人性的种子的搏斗。但是,如果人性就是在现在(这样的年代)仍没有被摧残殆尽的话,那么,恶已经不可能取得胜利了。”(《生活与命运》P415)对的,那正是一个极大的恶在碾压人性时代。

 

不论是格罗斯曼的同代人,还是晚他一辈的西方评论家都视格罗斯曼为“勇士”,并给予他的这部大作以最高的评价。而我在阅读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遗失的传统”。这震动,跟我第一次读王小波、读卡尔维诺、读《百年孤独》等小说所引发的“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的震撼完全不同。我当然知道小说也可以写成像《生存与命运》这样,当然清楚小说确实可以承载、描绘如此宏大的“历史画卷”。只是,真的,太久未见了。在我阅读的时候,我不断在拿以前的西方经典出来进行类比:不是《堂吉诃德》,有一些些契诃夫,很多的托尔斯泰,一闪而过的莎士比亚,陀氏躲在帘幕后头影影绰绰地徘徊……只能说,跟格罗斯曼所身处的比,我们真的是“小时代”了。这“小”不仅仅是时代,也是文学创造的格局、气场。啊,那真不可同日而语啊。《生存与命运》的“大时代”感,有两个层面,一方面自然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作者作为战地记者亲临了这场战争);还有一方面得归功于作者本人的胸襟坦荡,器量恢弘。他怎么能看到那么多?记住那么多?想到那么多?又处理得如此巧妙?“肉身菩萨”一般的格罗斯曼哪。


作为一个老牌左翼苏联作家,在《生存与命运》里,作者是站在人性的立场发声的。他的敌人不是德国人,不仅仅是纳粹法西斯,他的敌人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引出了人性全部丑恶的“极权”。他是对这个极权的时代进行着控诉!他是对那送上百万犹太人进毒气室的意识形态进行控诉,也是对让妻子揭发丈夫、让儿子揭发父亲的斯大林极权政治进行控诉,他控诉让朋友无法真心交谈的白色恐怖,也控诉那些让好人变成“坏人”的大肃清机关……甚至于,他控诉着,在这样一个无关正义的社会里,大众的冷漠及麻木,质疑有良知者的软弱:“人们往往认为现实的变化就是善与恶的斗争,但实际不是这样。希望人类善良的人,无法消除现实的恶。”(《生存与命运》P411)


就是这样一个现实世界暨极权社会的批判者,在笔下却又深深同情现实世界中那人性的小小的善念。这是作者对现实除了批判之外的观照。他看到极恶,但又能在极恶中见到善,那小小的、无力的,却又坚韧无法被彻底摧残、扭曲消磨的善。就像毒气室里的女医师索菲亚,为了一个萍水相逢的男孩而自愿舍弃生的可能性,只是为了不想让小男孩独自面对死亡;或者是战争胜利后,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中才刚刚确认了自己幼女的死,却将一块面包递给了那位发掘出女儿尸体的德国战俘,事后连自己都莫名其妙:“我不是应该深深痛恨这些侵略者的么?!”或者是在前沿的前沿,在硝烟弥漫的有名的“6-1”号楼,那让死神束手的纯真而美好的少年人的爱情……在这里,战争诚然是丑恶的,但在那样一个畸形的年代畸形的社会中,却又在在激发出了人性的常态。它可以剥夺生命,但也就是在死神最贴近地审视下,所有人竟然反倒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了。在离开了大后方的,概念化、壁垒分明的斯大林主义之后,人性的多样性反倒得到了释放。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在斯大林的劳改场中,什么孟什维克,什么布尔舍维克;哪有什么富农,什么工农阶级……统统都不重要了。只有人哪。只有人性的,甚至太人性的部分,在这儿焕发着光亮。幽微然而动人!

 

要说技法,格罗斯曼社会写实主义的风格,自然是有些落伍了,但要说这部小说真正无法被轻率遗忘的意义,却又恰恰在于他的“写实”。对于那样一个时代,我们确实需要一双敏锐、审慎的眼睛,需要这样一支忠实刻画的笔。重点是,我们谁都不愿意那个畸形的、魔鬼的年代重临!而秉持着“有多真时写多真”的格罗斯曼真的将纳粹与斯大林主义看透了。尽管整部书各个章节都不乏精彩纷呈的段落,但我以为最精彩的一幕,发生在纳粹后方的集中营里:一个纳粹党的军官审讯一位老牌布尔什维克人。

 

这个有着魔鬼般洞察力的纳粹党人(当然我们知道角色说的话当然是作者真实的想法),对他的死敌、忠实的苏联老共*产党员说什么呢?他说:“在我们面对面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仇恨的面孔,我们是在照镜子。”沉默的老布尔什维克不屑一顾。纳粹党人开始称呼对方为“老师”。“有一个德国人,您非常了解他的判断力,他说,拿破仑一生的悲剧在于他表现了英国精神,而英国正是他的死敌。”老同志想道:这比打耳光还厉害,他说的是斯宾格勒。(历史学家,《西方的没落》)但他依旧沉默着。“两个极端!当然是这样……我们是死敌。但我们的胜利也就是你们的胜利。明白么?如果你们胜利了,我们是会完蛋,但同时又会依靠你们的胜利活下去。”多么荒诞的说法呀,但是,纳粹党人后面又说道:“今天我们队犹太人的仇恨使你们害怕,而明天也许你们也将采用我们的经验了。我们走过了很长的道路,是一位伟人领我们走的。你们也有一位伟人领导着。您相信布哈林(苏联领导人,死于大肃清)是奸细么?我也认识勒姆,我相信他。但就应该枪毙他。我不懂,你们实行恐怖政策,杀了几百万人(集体农庄+大肃清),全世界竟只有我们德国人能理解:应该这样!完全正确!您一定要理解,就像我理解你们一样。这次战争想必使你们害怕了。拿破仑本不该打英国。

 

苏联人震动了,他感受到了,这是一场无形的战争,可这战争就发生在他的内心里。他在抗拒,他仿佛在这个纳粹党人的言语中窥见了他内心最真诚、纯洁的“怀疑”!而那怀疑里也许就蕴含着“自由的炸药”……可他没法反驳,只能听着对方接着说道:“让我的失眠变成你的失眠吧。我们互相为敌的原因何在?我真不明白……咱们的政体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党领导的国家:你们的人们国家打的是工人的旗号,我们也说‘党代表着德国工人的理想’。而你们说:民族性。劳动。我们都知道:民族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主要力量,是时代之魂。”“列宁在创立二十世纪伟大民族主义的时候,却认为自己是国际主义的创造者。斯大林教会了我们很多。为了在一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必须消灭农民种地做买卖的自由,于是斯大林毫不手软,消灭了几百万农民(集体农庄)。我们的希特勒看出来了:妨碍我们德国民族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是犹太人。于是他决定消灭几百万犹太人。你们在三七年的清党(大肃清),是斯大林从我们清除勒姆中看到的,看到希特勒也没有手软……”

 

最后,纳粹党人像我们可敬的老共&产党员恭敬地深深鞠了一躬,总结道:“老师,你们时时刻刻教导我们,也时时刻刻向我们学习。咱们所想的会完全一致的。”而之后,当老布尔什维克被带到隔离室回到自己的铺间,他想道:“如果我信仰上帝的话,便可断定,这个可怕的交谈者是上帝派来惩罚我的,因为我怀疑。”他果然,睡不着了。(《生活与命运》P400~408,节录,有删改)

 

就是这样,这就是我前文所说的,格罗斯曼的人性立场。在这部作品中,他不是什么党员,也不维护任何一方,因为都不值得维护。一定要说的话,就像那个向《战争与和平》致敬的书名一样,他的心是站在托尔斯泰那一边的。而他全书中最动人的议论(全书有几个由不同角色发出的、纯粹的议论章节,但我们基本都可以理解成是作者本人的思想),恰恰便出现在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的手中。有趣的是这个动人的、质疑善恶壁垒、宣扬博爱、肯定人性的章节,便紧跟在上面这一大段共产党人与纳粹党人的问难之后出现的。(《生存与命运》第二部第十六章P409)这真是神来之笔。作者这样的有意安排,其意旨,不言自明。老布尔什维克看完这段写在纸片上的议论之后久久无法平息,在心中感叹:“是的,这是一个受了震动的人写的。一个可怜的灵魂的悲剧!”而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那个可怜的灵魂的悲剧,那个受了震动的人,恰恰就是作者本人哪。

  

虽然只是一部小说,但它同时也是一部史诗。对于历史,我们除了需要严谨、客观的年代、事件的史实认识,也需要这样有血有肉的第一手感性经验的创作结晶。对于极权社会的鞭挞也好,讽刺也好,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涉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只是限于篇幅,不在这儿一一介绍了。(其实代表犹太知识分子也可以说是作者最直接的“角色分身”的物理学教授维克托的段落也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哪!)最后提一提本书的译者力冈。译笔没什么好说的,有点硬有点笨,但可能是原作风格使然,总的来说中规中矩。倒是他在译者序言的最后留下了这么一段极具八十年代风格的话语:“亲爱的读者,读读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觉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使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人!”时间是“89年6月10日”。


后记


写完这篇文字,这部九百多页的大作亦已读完将将一周了。心情实难平复,想与人言,亦是无人可说。中国人是听不得悲剧的,再大的苦难,受完了自会过去般,何必提它,徒惹悲情。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坚韧吧,反面看亦是痴顽。一部《靖康稗史笺证》一禁便是七百余年,仿佛不可告人似得。有趣的是,南京大屠杀倒是年年提(方便归咎于外因吧),文革近年却越提越少了(明年便是五十周年了,看怎样)。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罢,如果没有能力直面自己所曾犯下的错误,难道能自称雄强么?近期因为叙利亚难民问题,德国再次成为了世界的焦点,我看到一个德国人雷克的文章中说:“德国人普遍其实心里还是有些冷漠排外有点不接受的,但反过来他们又不喜欢这种感觉。他们认为这种思想与纳粹像……可能他们潜意识里还是不接受,但他们想让德国当一个好人,不想再回到纳粹那个时代。”“作为发达国家,我们比其他国家经济要好一点,我认为我们可以接受这些人过来。”不管将来历史的发展是不是如这位德国青年所想象的一般温情吧,但看到这样的文字,便觉心头一暖:啊,对法西斯的战争,至少在这部分的德国好人心里是真的又胜利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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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鲨骨头 (上海)

男 11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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