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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n

尘世槛内人,终回尘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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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阿诗玛》中国最好的歌舞片 杨丽坤文革被逼疯

dean 发布于:

 

“阿诗玛”本来是一部满含哀伤的诗体民族民间传说,悲哀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把它整理发掘,改编成为长诗、京剧、电影的作家,以及扮演她的演员,也被逼死了,逼疯了。这悲剧当年在人间的重演真是令人怆然!

 

【“阿诗玛”的整理挖掘

 

1954年阿诗玛还是个系着红领巾的12岁小学生,被招进云南省文工团成为一名舞蹈学员时,她可能并不知道离昆明不远的路南(今石林县)圭山撒尼人当中有一部美丽、哀伤的口头抒情诗《阿诗玛》,也可能不知道有一群诗人、作家、音乐、舞蹈家正在为这部长诗的发掘整理而辛勤工作,更不可能预见她将来会成为这部电影的女主角,而她的命运也将如同《阿诗玛》一样美丽、哀伤,永远留驻的艺术生命以及惨别艺术生涯,又都是因为这部《阿诗玛》。

 

今天当我们悼念杨丽坤的去世时,一些作家、艺术家则诉说了与《阿诗玛》有关的一系列悲惨人事。

 

电影《阿诗玛》连环画封面

 

《阿诗玛》是流传于路南圭山的彝族支系撒尼人当中的一部口头传说,用诗的语言叙述了勤劳、美丽、坚强、勇敢的青年男女阿黑和阿诗玛爱情的不幸和悲惨的命运。这是朴实多情的撒尼人对过去苦难生活的倾诉,他们通过一代又一代民间艺人在吟唱中的传播、加工,不断丰富了这部长诗的情节和内涵,使得它更为撒尼人所喜爱,并久远流布。

 

早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一些人文学者就注意到了这部长诗,只是没有力量翻译、整理。

 

1950年9月,云南的著名作曲家杨放教授在普梅夫先生主编的《诗歌与散文》上发表了他记录、翻译、整理的有关《阿诗玛》的部份曲谱和歌词。这虽然仅只是片段,却如同吉光片羽引起了云南文艺工作者的浓厚兴趣;1953年初,当时在云南军区京剧团工作的著名京剧改革家金素秋、吴枫夫妇,根据这长诗的故事改编成了京剧上演,由于没有解决好传统的京剧表演与少数民族诗歌舞蹈的有机融合,这一演出并不成功,不过却再次引起了众多文艺工作者对这一美丽哀伤的撒尼长诗的关注。

 

 

当时来自延安的女作家黄铁正担任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她以诗人的敏感,认为既然改编京剧有难度,还是以歌舞和长诗的形式来表现为好。在她的具体策划下,以云南省文工团为主体,组织了一批年轻的专家、学者,编导,如杨放、杨知勇、刘绮、马绍云等十余人去往圭山深入了解搜集整理;由于是口头文学,传说不一,他们辛勤采访搜集到了20多种“版本”,经过黄铁、杨知勇、刘绮的综合、加工、整理,一部比较完整的长诗初稿出来了,在传阅和征求意见当中,有人提出,结构和主题思想都不错,只是从撒尼人语言译成汉文后,诗意不足;黄铁就去求助她当时的丈夫、担任云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作家冯牧,冯牧指派军旅诗人公刘去帮忙润饰。所以1954年初在《云南日报》上发表时,署名是黄铁、杨智勇、刘绮整理,公刘润饰。但有人提出,这样似乎有些不伦不类,后来再在《人民文学》发表以及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书时,就改成了黄铁、杨智勇、刘绮、公刘整理。

 

 

【“阿诗玛”走红全国】

 

《阿诗玛》这一撒尼民间叙事长诗的出现并传遍全国,应该是云南发掘民族民间文艺的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里程碑,这给了云南许多作家、艺术家有力的启示和鼓动,云南的少数民族当中蕴藏着这样多精美的文学矿藏,为什么不迅速去发掘、整理?于是纷纷走向彝族、傣族、白族、苗族、佤族、拉祜族、傈僳……整理抢救了许多原来只留存于民间老艺人记忆中,将随着这些人的老去而残缺消失的长篇、中篇叙事诗,从而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宝库。

 

1956年公刘又根据这一长诗改编成了电影《阿诗玛》,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剧本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但是1957年的“反右”风暴骤起,《阿诗玛》的4个整理者,有3个(黄铁、杨智勇、公刘)被打成了右派。

 

他们对文学的辛勤劳动,特别是在发掘、整理《阿诗玛》所作的贡献,没有被肯定,反而成了他们的罪状,被说成是为名为利,是对发掘整理民族民间文学抱着否定态度……不堪凌辱的黄铁在无处辩白的时候,只好以自杀来抗衡(后来被救活),公刘、杨智勇等人在饱经批斗后,被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一去就是22年,长久无缘与文学接触。人们常为他们叹息,如果不是遭受这么长时间的迫害,以这22年的悠长岁月,他们将在《阿诗玛》的基础上,发掘、整理、创作出多少好作品。

 

 

在那极“左”思潮下,某些领导人怎肯让《阿诗玛》这一名篇与“右派”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于是在1960年请出了老诗人、当时的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来重新“修订”,李广田先生长久在书斋,对云南的少数民族生活不熟悉,这“修订本”并不比原来的版本高明。而他个人的命运却和《阿诗玛》一样悲惨,先是1960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三反分子”,被迫投入昆明北门外曾有明末名妓陈园园自沉的莲花池自杀。他的众多“罪状”中就有参与了“宣传恋爱至上”的“修正主义大毒草”《阿诗玛》的修订和担任影片的文学顾问。那个年月你越是辛勤为人民的文学创作劳动,你的命运越悲惨。

 

1964年有关方面又想到了《阿诗玛》还是应该拍成电影,当年公刘写《阿诗玛》电影剧本时,本来成立了摄制组,作曲是葛炎,如今由葛炎担任编剧,李广田担任文学顾问。

 

【悲情杨丽坤】

 

杨丽坤由于1959年在《五朵金花》中扮演主角,她那天生丽质和善于表达人物感情的演技已为电影界注意,也就很快选中了她来扮演“阿诗玛”。

 

 

从1959年出演《五朵金花》后,5年过去了,她并没有因为这部影片在全国各地以及世界上50多个国家放映带来的盛誉而自满停步,而是更刻苦学习钻研技艺。据著名艺术家、舞剧《阿诗玛》、《泼水节》的编导之一周培武告诉我;杨丽坤事业心很强,练功很刻苦,每天早上要左右前后踢腿几千次,演出之余,稍有空闲就抱着一本厚书阅读,她虽然原来只有小学文化,像《安娜·卡列尼娜》这些经典名著都读过,她艺术感很强又悟性大,也就能很快胜任所扮演的各种角色,彝族、傣族、佤族、苗族……各个民族的舞蹈都是一学就会,在一起出演的许多演员中,她常是与众不同,如《春江花月夜》这种难度很大的古典名曲改编的独舞,她小小的年岁也演得雍容华贵充满艺术魅力。所以,看她演出是一种愉快的艺术享受,和她配戏却很艰难,常会被她的艺术光华罩住……

 

杨丽坤把《阿诗玛》演得极为动人,使她的艺术境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时她才21岁,如果事世承平,以她的艺术天赋和她的努力,肯定更是大有作为,但是她和不幸的“阿诗玛”一样,也是命运多劫,影片《阿诗玛》拍出的第二年(1966年),灾难的“文革”就开始了。

 

江青诬蔑《阿诗玛》是大毒草,加给的罪名是宣传“恋爱至上”,选的扮演“阿诗玛”的主要女演员及其他女演员,都是年轻貌美的姑娘,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选美……

 

“文革”中株连之风并不亚于封建的中世纪,电影《阿诗玛》的成为“大毒草”,迅速波及参与了《阿诗玛》的长诗、京剧、舞剧的众多文学艺术工作者,纷纷被批斗被迫作检查,李广田自杀了,吴枫、金素秋夫妇关进了“牛棚”,那些早就打成了“右派”的黄铁、杨知勇、公刘又被揪了出来……

 

 

杨丽坤是《阿诗玛》的主角,更是被说成了“修正主义苗子”“资产阶级美女”“文革黑线的忠实执行者”……这一顶又一顶政治帽子,把她压得难以抬头,她单纯、稚嫩,怎么想得通,心情也就极为压抑。

 

她的美丽、她的演技,她的成就,早就为某些心胸狭窄的人所嫉妒,只是平常隐忍不便发作,如今“文革”来了,被认为“三名”“三高”的演员、艺术家都要被打倒,被践踏,那些庸碌的人物在“四人帮”支持下成了“造反派”,这些“造反派”以批倒批臭“反革命修正主义苗子”为名,对杨丽坤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一个在《五朵金花》中只扮演了群众演员,后来又与杨丽坤角逐《阿诗玛》女主角遭到失败的人,这时候四处煽风点火,要把杨丽坤批倒批臭,那些“造反派”也就一拥而上。

 

杨丽坤年轻时候的照片

 

杨丽坤这彝族姑娘,平日温柔善良,从不多管闲事,但内心却极其刚烈。当别人被“造反派”的凶恶来势吓得茫然不知所措时,她却敢于反抗,批斗她时,叫她双脚并拢立正站好,她偏要两脚分开稍息,叫她低头认罪,她却昂着头,一个“造反派”上来踢了她一脚,她一抬手就是一耳光,这还得了,立即冲上来五六个大汉把她按翻一顿毒打;她被关在一座木楼底下的一间小黑屋子里,仍然不肯屈服,一个男“造反派”趁她在擦澡时,从楼板的缝隙中偷看,被她发现,大骂,那人还无耻地说,你这反革命分子,看了又怎么样?她却不顾自己的处境冲出来与这人撕打……

 

她处于这样的苦境中,还在唱着《白毛女》喜儿的歌:“你要逼死我,瞎了你眼窝!”

 

一个年轻弱女子,一个12岁就参加革命工作,在家庭11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处处受兄姐怜爱照顾,心地单纯得如一泓清水的年轻演员,哪里见过这人世的残酷?过去有事找领导、找同志,如今好领导都成了“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好同志也成了“反动权威”,整日出现在她面前的是那些突然变得面目狰狞,出手就行凶的“造反派”,她有疑难无处问,有苦无处说,有冤更无处伸诉,她只能自己承受那身心的痛苦。

 

这巨大的政治压力,这无尽的凌辱,使早就郁闷痛苦的她神经失常了。

 

那些“造反派”不仅不给她治疗,反而对她加紧了迫害,抓住她神智昏迷说出的胡言乱语,对她无限上纲,把她说成是有意装疯,是“政治疯子”,给她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日以继夜地对她进行逼供讯;一些表示自己“革命”的人也残忍地加入了对她的围殴,经常是一拥而上把她又推又搡赶往那头,那头的人连打带踢把她赶回这头。她成了这些人发泄残忍兽性的对象,她的疯病更重了。

 

她只觉得这世界是一片黑暗,已沉入了地狱。

 

但她也有清醒的时刻,她想到了1961年她和省歌舞团随同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去往缅甸访问期间,以及周总理多次来昆明,都关切地要她加强学习,提高演技,学好普通话,把云南的民族电影事业推上去……

 

 

她想如今只有向周总理求援了,她提起笔来给妹妹写信,叮嘱妹妹拿着她这封信去北京找周总理。她相信,只要总理知道她在受难,一定会来救她。

 

她还一再叮嘱,千万不要去找歌舞团的组织、云南省革委会、江青……

 

她的被迫害更加升级了。

 

不过周总理终于知道了她的被迫害,亲自过问,杨丽坤才没有被送进监狱,她才得以去她大姐那里养病。身心饱受摧残的她,在当时医疗条件极差的情况下,怎么养得好病?虽然住进了医院,病情还是时好时坏。

 

杨丽坤年轻时候的照片

 

她的姐妹深知,她如今最需要真诚的关心,爱情也许能抚平她心灵的创伤。在她们的朋友帮助下,找到了1966年从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的上海青年唐凤楼。唐凤楼当时正下放在广东韶关的凡口铅锌矿当工人。他看过杨丽坤主演的《五朵金花》、《阿诗玛》,很是喜欢,更同情她在“文革”中的不幸,愿和她往来,杨丽坤也在二姐陪同下去韶关与唐凤楼见面,以后又通过书信往来增加了了解,终于结成连理。

 

虽然有了丈夫,有了家,也不再受批斗,但她仍然被冷漠对待,1976年秋“四人帮”垮台了,还是没有人去为她平反昭雪。她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痛苦寂寞地生活在上海的精神病院中。

 

【平反后誓不回云南】

 

1978年7月,曾受难10年刚刚得到“解放”的著名作家、长时间担任过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兼电影局长的陈荒煤来昆明参加“现代文学史、现代汉语和外国文学教材协作会议”,他去游石林时,看到了耸立于石林中酷似阿诗玛的石像,使他想起了他曾经支持过的电影《阿诗玛》,特别是扮演阿诗玛的杨丽坤。当人们在石林当中,按照民间传说,对着形似阿诗玛的石头大声叫着:“阿诗玛,阿诗玛!”“爹妈的好囡呀,爹妈的好囡呀!”并且听着那从山谷间传回来的声音时,这位老作家感伤地哭了,这一夜他辗转难以入眠,回到昆明后也就四处打听杨丽坤的情况,用激愤哀伤的心情写下了他恢复自由后的第一篇散文《阿诗玛,你在哪里?》刊载于1978年9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

 

他在这篇散文里特别提到杨丽坤在“文革”时的悲惨遭遇:“她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打成‘黑线人物’、‘黑苗子’,终于神经失常。一个同志告诉我,当她被迫下放到思茅地区时,任何人给她两分钱,都可以叫她唱歌跳舞。回到昆明后,她往往把刚领到的全月工资,全部买了食物和日用品分给街头的孩子……”

 

这是篇对林彪、“四人帮”的暴行的悲愤控诉,虽然全国多数人都受过难,还是为杨丽坤的不幸而激愤。雪片般的信飞向《人民日报》,飞向有关单位,询问杨丽坤如今在哪里?给她平反了吗?

 

她的冤案终于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这年10月中央文化部部长黄镇作出了给杨丽坤平反落实有关政策的批示。

 

 

1978年10月20日,云南省歌舞团新任团长张维等人从昆明赶往上海,5天后,在一个精神病院的铁门里找到了杨丽坤。据他后来回忆“昔日身材苗条,神态娴静,可爱的姑娘,已被摧残得判若两人了。由于治疗吃激素过多,体形特胖,变得痴呆无神,充满了忧伤和惊恐,说话中手脚不断颤抖着。”这个军人出身的汉子,也不禁辛酸地掉下了眼泪。

 

10月27日,张维等人找到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车文仪,把黄镇部长的批示,云南省委安平生书记给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彭冲的亲笔信送上,并说明这次来上海的任务。

 

车文仪原是海军宣传部长,打倒“四人帮”后,随同海军政委苏振华将军等人来接管被“四人帮”搞得灾情特重的上海。他长期在军内外分管宣传文化,当然知道杨丽坤。他用军人的果断作风迅速向上海市委领导作了汇报,并热情地向张维他们表示:“杨丽坤不仅是云南的,也是全国人民的艺术家,是国家的财富,我们市欢迎她在上海定居。同时也尊重云南省委的意见,如果杨丽坤本人愿意回云南,我们一定积极地做好工作。”

 

病中的杨丽坤

 

杨丽坤虽然怀念云南,但不愿再见到原歌舞团那些凌辱、迫害过她的人,尽管时事不同了,身心的创伤哪里能轻易消除?

 

她表示愿在上海定居,既便于治病,也可使她尽快忘掉那些使她肝胆具裂的悲惨过去。

 

车文仪同志很理解杨丽坤的要求,迅速把这些向彭冲同志报告,几天后,彭冲同志签发了4条批示:“一、杨丽坤的病由市精神病医院负责治疗,要派最好的医生组成治疗小组,尽快地治好她的疾病;二、把杨丽坤工作户口等关系转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唐凤楼的工作由外省调入上海);三、给杨丽坤分一套住房;四、以上三点,要求电影厂、精神病医院、劳动人事、房管部门尽快落实。”

 

据张维同志回忆:“从批文下达到各项手续就绪,总共用了20天。工作效率这么快,实在惊人。车部长的秘书与我讲:上海市要落实政策的省军一级干部就有二百多,都是要解决住房问题,但目前困难很大,用这么快的速度解决杨丽坤的问题,还是少有的。”

 

上海市委这样关心饱受折磨的杨丽坤,使她很是感激,也使众多关心杨丽坤的朋友、观众深感欣慰!

 

从此,她定居上海,在丈夫、亲人和上海人民的关心下养病、生活。

 

 

她2000年7月21日去世时,年仅58岁,这不算长寿,而她那12年的艺术生涯则更短促,一位才华出众的优秀演员的被扼杀,很令人悲伤。但是如果“四人帮”不在1976年垮台,以后没有上海市委、云南省委和人民的关心,可能这58岁也难活到。这是她不幸中的幸事!

 

岁月流逝,当年具体关心过杨丽坤的陈荒煤、黄镇、车文仪,为“阿诗玛”这一文学宝藏辛勤劳动过的金素秋、吴枫等同志都已先后去世。他们也令我们怀念!

 

传说中的“阿诗玛”是一部悲剧,当云南的学者、作家、诗人、演员把它发掘、整理成长诗、改编成京剧、电影并拍摄演出,不仅是想给人们传播一个美丽而不幸的撒尼姑娘的不幸遭遇,也想让人们知道,今非昔比,人民再也不会有那被封建压迫的悲剧了,他们哪里会料到,历史的长河常会有着巨大的回流,他们的命运(被逼疯的杨丽坤、被逼死的李广田,惨当“右派”22年的黄铁、杨智勇、公刘)也是命运悲惨!

 

长诗中“阿诗玛”的结局是:“从此以后/阿诗玛变成了回声/你怎样喊她/就怎样回答。”石林中的那块巨大石头更多情,它化成了美丽的阿诗玛身形,让游人们去瞻望她、呼喊她。可同现实中的“阿诗玛”和与她有关的人们在受迫害时,却窒息得难以回应,也不可能木然地变成坚硬的石头,她们在累经摧残后,身心破碎,只能疯了,死了,既使活着也是如囚徒般凄然地度过22年,等到复出时,都是身心衰弱,难以再像年轻时那样有作为。这现实太悲惨了!但愿“阿诗玛”的悲剧不要在人世间重演!

 

 

电影里《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这首歌现在就被叫做《阿诗玛》。黑鸭子和郑钧的版本都很一般。原来那首歌有那个时代歌曲里普遍包含的饱满的单纯的幸福感,听到就象沐浴在春日烂漫的阳光里,其地位特殊。1964年,爱情原来已经几乎可以这样在大银幕上被热情直白地歌颂与传扬,如果可以这样走下去的话,一切将会是不同吧。就像阿诗玛坐在阿黑哥的马上想着的一样,中国的人民在一定曾经以为跟着我们的国家这样走下去象是远离了苦痛忧伤。其实那时幸福的要求并不高不是吗,但是你织布来我放羊的憧憬为什么就是走不到呢,为什么在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失之交臂呢。阿诗玛化作了沉默的石像,众多象她一样怀抱着祈望的人们消失得无声无息。一片死寂。这就是中国人追求幸福的结局吗。现在的我们学会了不问,因为时代的车轮已经把幸福的概念碾压得斑驳不清——我们离开了“最坏”的时代,但我们真的来到最好的时代了吗,我们是走在追寻幸福的道路上吗,为什么却再没有任何能带给人真正幸福感的歌曲了呢。人们在听到这首歌时会象阿诗玛一样看到眼前金色麦田一样沉甸甸光灿灿的幸福铺展到天边——海子诗里的麦田,每颗麦粒都是饱满的耀眼的将要爆裂的忧伤,象金色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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