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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n

尘世槛内人,终回尘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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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聶耳》新中國第一部音樂傳記片 趙丹讓聶耳在銀幕上再生

dean5 发布于:

电影《聂耳》(1959)国内版海报

 

《聂耳》(1959)是新中国的第一部音乐传记片,它把人物融合在时代当中,将人物走过的革命道路和艺术道路有机结合起来,显现了主人公成长的轨迹。该片结合时代特色和主人公的创作道路,穿插了不少聂耳的歌曲,既服务于主题,又为本片增添了艺术气氛,突出了聂耳形象。编导选用聂耳的 代表性作品《铁蹄下的歌女》、《码头工人歌》、《毕业歌》、《卖报歌》、《塞外歌女》、《开路先锋》和《义勇军进行曲》等作为全片的音乐基础,使音乐、剧情、人物思想发展水乳交融、浑然天成。

 

在聂耳逝世24年后的1959年,赵丹在影片《聂耳》中,饰演被称为“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的人民音乐家聂耳。影片公映后,观众惊呼:“聂耳在银幕上再生!”赵丹以精湛的演技,将这位人民音乐家的思想、情操、艺术才华予以充分的表现,使这个不朽的形象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喜爱。赵丹对聂耳形象塑造的成功,是他银幕形象创造中的重要收获。1960年,该片曾在捷克斯洛伐克第12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获优秀奖。

 

 

于伶:一定要为聂耳写部戏

 

上海刚解放,1949年7月1日这天,是聂耳逝世14周年,这天上海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有上万人参加。也是在这次大会上,公开了聂耳是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聂耳的战友于伶在大会上倾述了对聂耳的思念之情。有一个愿望那天在纪念大会上他说了出来,就是一定要为聂耳写部戏,让聂耳的形象和歌声能再现于银幕。

 

1931年于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就与聂耳共事于北京。1935年他们一起来到上海,聂耳搞音乐,于伶则负责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工作,聂耳许多作品初步完成时,最先听聂耳唱的就是于伶,他俩感情甚好。1955年,经组织批准,于伶半天工作,半天创作《聂耳》电影剧本。可是因慢性肝炎多次复发,让于伶创作的进度还是拖延了下来。1958年初,为了加快进度,于伶请了孟波(音乐家)、郑君里(电影导演)一起创作,他俩也是聂耳的好友,三人齐心协力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们创作的剧本在《电影艺术》杂志上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和艺术家们的称赞,其中也有不少读者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于伶等又作了认真修改后,终于定稿。电影《聂耳》被列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之一,成立了阵容强大的摄制组。

 

 

成员大部分是三四十年代的从影人员,其中摄影师黄绍芬、副导演钱千里等也都是聂耳的朋友。他们在导演郑君里的率领下通力合作,决心发扬当年聂耳的战斗精神,将聂耳在银屏上永远记录下来。

 

郑君里:要拍好《聂耳》就必须按创作规律办事

 

1932年郑君里还在联华影片公司当演员时,就已和聂耳是好朋友了。郑君里先后在影片《野玫瑰》(1934)、《大路》(1932)、《新女性》(1934)等演出,这些电影里的音乐或插曲,大都是聂耳作词作曲的。1935年聂耳要借道日本至苏联学习,临行前他为影片《风云儿女》(1935)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了曲。聂耳出发时,是郑君里与袁牧之、赵丹三人去送行的,但谁都没想到这竟成了永别。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丧生的噩耗传来,郑君里和赵丹悲痛不已。1947年郑君里开始了他的导演生涯,他导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与蔡楚生合作)、《乌鸦与麻雀》(1949)两部脍炙人口的影片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因此当时决定由他来导演《聂耳》是再合适不过了。

 

 

然后,1958年拍摄《聂耳》时,整个社会正被“大跃进”的气氛包围着,浮夸风盛行,各行各业都要“争创高指标”。那时电影厂竟规定摄制组每天至少要拍摄60个镜头,这是不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拍出来的影片也只能是粗制滥造的。郑君里一向创作严谨,明确提出:“要拍好《聂耳》就必须拒绝这种计件制做法,按照创作规律来拍摄。”

 

一天周恩来总理来到影片《林则徐》(1959)的拍摄现场视察。这部影片正巧也是由郑君里导演的,他就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周总理听后明确表示,要按创作规律办事,当时副厂长徐桑楚借此为郑君里开了绿灯,允许郑君里导演的《林则徐》和《聂耳》两部影片可以不按一天60个镜头来拍摄。就这样,周总理的指示帮助了这两部处境艰难的影片。在庆祝建国10周年的献礼片中,《林则徐》、《聂耳》果然不同凡响,从全国送来的22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被安排在一头一尾放映,中央领导称赞上影厂是“红烧头尾上影厂”。之后,文化部将《聂耳》评为国庆10周年最佳影片之一。

 

赵丹:我演聂耳最合适

 

1959年初春,在上海巨鹿路常熟路口的一幢小楼上,于伶和孟波、郑君里正在商讨电影剧本《聂耳》的若干细节。

 

 

赵丹突然推门而入,顿时使屋子里的气氛活跃起来,赵丹情绪激动,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自己与聂耳交往的点点滴滴,最后才和盘托出自己不请自来的真实目的,原来他是毛遂自荐演聂耳。他说:“我了解聂耳,我俩性格相似,又是好朋友,我演他最合适了!”

 

20世纪30年代是聂耳创作最活跃、最丰盛的时期,就在这时他认识了赵丹。那时聂耳创作了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剧中赵丹和聂耳同台献艺,聂耳是主演,赵丹参加合唱。后来他们又一起参演了《姐姐》和《警报》两部戏。两人结下深厚的友情。聂耳还常去看赵丹拍电影,那天在影片《女儿经》(1934)的拍摄现场,赵丹饰演的是一位被妻子不停抱怨的失业青年。“一天早晨,他再也受不了这社会的种种不平和妻子无休止的责难,准备以自杀来了结一切。离家前,他亲了亲女儿(陈娟娟饰演),算作向自己的生活告别。”这个镜头很长,赵丹感到难以入戏,因为他感受不到主人公绝望无奈的复杂情绪。导演沈西苓也只好耐心地等着。在一旁的聂耳看到这个情形,就拿起小提琴拉起戏中的乐曲来。这委婉哀愁的旋律逐渐感染了赵丹,使他很快地体验到主人的绝望无助、求死怨生的悲苦心情,最终成功地完成了这个长镜头的拍摄。多少年后,赵丹对此事仍记忆犹新。

 

 

赵丹说过,聂耳像个大孩子,有一颗透明的心。他交了不少孩子朋友,跟他们一起玩,一起做事,一起讨论,还跟孩子吵嘴。甚至为一件事生气,真的生气。“因为他对他们是那样认真”。“他爱花,爱书,爱孩子,爱运动,爱生活中一切健康、美好的事物。聂子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他的心永远是纯洁的。”无独有偶,黄宗英也说过赵丹像孩子:“我们家,是多子女家庭。家庭成员和亲属多半从事艺术工作,是中国最快乐的家庭之一。孩子们常说:‘爸爸是妈妈最小的孩子,我们都长大了,就是爸爸老也长不大。’他和孩子们一块儿玩起来可疯哪,往往客人突然来访,会发现他披着花床单,和孩子们玩大灰狼,捉迷藏,斗蛐蛐,放鞭炮。最主要的是,是他在艺术面前,永远保持着童心,一片天真。”

 

在赵丹被告知自己正式得到聂耳这个角色之后,高兴极了。他与该剧一些制作人员到提篮桥、北京路、淮海中路等聂耳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去体验生活。因为要拍摄聂耳在晒台上拉小提琴的情景,赵丹找了孟波(影片编剧之一)、高正(影片制片主任)等一起去上海音乐学院,找老师了解乐理知识,认真学习拉提琴。

 

 

影片开始时的聂耳只有19岁,是个年轻人,在此后短短的五年中,他从一位热血青年成长为成熟的革命音乐家。这对于当时已将45岁的赵丹来说是个挑战,但赵丹没有把表演的重点放在“装嫩”上,而是用自己的演技将聂耳的“形”、“神”结合起来,尽可能细致真实地去展示聂耳内心世界的变化。由于是经常在外地拍片,赵丹与妻子黄宗英只能鱼雁往还。因为赵丹拍起戏来十分投入,所以时常心神恍惚,有一次写信竟连自己家的地址都写错了,而且还将爱妻的名字写成了“黄宗宗”。多亏邮递员认真负责,才将信送到了黄宗英手上。

 

1959年,国庆十周年期间影片《聂耳》公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观众中无论是熟悉聂耳的人,还是不了解他的人,都说赵丹把聂耳演活了。赵丹主演的聂耳,是他毕生演剧史上的几块丰碑之一。他与聂耳不仅是同时代人,而且是心心相印的至交。这使他演来得心应手,进入出神入化的境界。人们看到的《国歌》作者不是人们想象中严肃的长者,而是一个亲切而随和的平民化的人物。20世纪30年代,赵丹就与聂耳在左翼文艺运动中成为知交,对聂耳有着深厚的情谊。拍摄过程中,聂耳的音容笑貌和当年共同战斗的情景,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和极其生动的细节涌现到赵丹的眼前,激发着他的创作灵感和热情。

 

在《聂耳》(1959)的拍摄现场,郑君里(中)给赵丹(左)说戏。他们还合作了《我们夫妇之间》与《林则徐》等多部作品

 

与创作李时珍、林则徐形象不同,在塑造聂耳形象时,赵丹在表演技法上从大真实着眼,从小真实着手,寓主要动作于细节之中,寓典型性格于生活风貌之中,使整个表演既有鲜明、饱满、浓烈的战斗热情,又带有轻松、活泼的日常生活色调,赵丹所塑造的聂耳,脉络清楚,层次分明,自然流畅,色调浓重,感情炽热、性格鲜明,时代感强,充满了激荡人心的浪漫气息和明朗的幽默色彩。《聂耳》在1960年上映后,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认为《聂耳》“表明了我国电影艺术家在创作上融入新的社会中日益成熟的入世心态”。

 

在《聂耳》中和赵丹有过默契合作的张瑞芳回忆说:“我和赵丹相识已经40多年,作为一名电影艺术家,像他那样创造了李时珍、聂耳、林则徐等那么多完美的艺术形象,具有那么多方面造诣和修养的,在中国电影史上少见。”

 

在赵丹主演的《乡愁》(1934)的片尾,男主角梅华在日本侵略者燃起的火光中大喊:“中国的民族精神在哪里呢?中国的青年在哪里呢?”这个问题,聂耳和赵丹用自己的青春回答了。赵丹和那一代电影人的青春,都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有声电影的初级阶段,黑白片,蒙太奇粗陋,没有特效,没有电脑制作,却满怀爱国的一腔热血。在那个时代,赵丹和他的同仁拍出了几十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奋勇抗争的影片,激发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也给今天的我们,中国电影的百年,留下不朽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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