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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n

尘世槛内人,终回尘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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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兒子的大玩偶》臺灣“新電影運動”的代表作 侯孝賢“躲過”國民黨的責難

dean5 发布于:

台湾电影《儿子的大玩偶》(1983)日本蓝光版封套

 

台湾电影《儿子的大玩偶》(1983)改编自乡土作家黄春明的三篇小说——《儿子的大玩偶》(1968)、《小琪的那一顶帽子》(1974)和《苹果的滋味》(1972),分别有侯孝贤、曾壮祥、万仁担当导演,这是台湾新电影开展以来最为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儿子的大玩偶》讲述的是乡镇失业青年坤树(陈博正饰)为了养家糊口,替电影院做“三明治广告人”。他化装成小丑身前身后挂着厚厚的广告牌,但却得不到家人及亲友的认同,总为此事争吵不休。当坤树去掉化装的油彩时,小儿子竟不认识父亲了,被吓得哭闹起来……

 

而《小琪的帽子》则讲述了主人公王武雄(金鼎饰)退伍后找到一份推销员的工作,公司派他到沿海城镇推销日本生产的压力锅,在小镇内遇到小女孩小琪。然而,王武雄最感到不解的是小琪头上总是紧扣著那顶帽子,让他觉得非常奇怪。同时王武雄的搭档林再发(方定台饰)接到怀孕妻子写信要求他快点回家。但是,压力锅却发生问题……

 

最后一个故事《苹果的滋味》描述了居住在贫民区的小工阿发(卓胜利饰),被美军汽车撞成残废后住进豪华医院。美军给了他一笔可观的赔偿费,还答应将其哑女送美国学习。阿发一家人悲喜交集,连连向美军道谢……

 

 

如果对本片的小说进行细读,就能不难触觉到黄春明对乡土的书写总是投以柔和目光的“牧歌式”,现代化/社会转型在他的小说里往往以一种强有力的不可抗拒的并且是滑稽丑陋甚至是危险的隐喻性象征形象出现。比如《儿子的大玩偶》中包裹在坤树身上的“广告牌”,《苹果的滋味》中美国人恩赐给江阿发的苹果,《小琪的那一顶帽子》中夺取林再发生命的武田牌高压锅。这些隐含在文本中的以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公司企业形象出现的可以说是一种体制性的权力,或者可以说是应作为背景出现的正在变化的历史、社会。

 

凭借黄春明的文本,侯孝贤等“新电影人”把自己对台湾本土现状及历史的思考、对小城镇乡村转型期间边缘人物的生活生存状态的关照、以及对电影艺术的冷静自省注入其中,以乡村、小城镇、城市的“小人物”为叙述主体,对城市/消费社会/现代化进行反观。 

 

关于《儿子的大玩偶》这部由侯孝贤执导的第一部正式的台湾新电影作品,有两件事需谨记:宋楚瑜在前一年解除了对剧本的审查,但没有解除“新闻局”对成片的审查;而且,1983年戒严令在台湾仍然生效,即便它开始摇摇欲坠。这导致了一个不确定的环境:这个体制实际上有多开放?首部电影试金石、多段式影片《儿子的大玩偶》的问世,探测了这种不确定性到底有多大。

 

 

事后想想,这部电影似乎是一个异常大胆的举动,特别是它是由“中影”的子公司三一育乐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制作的。整部影片的三个部分都改编自著名的乡土主义作家黄春明的小说,这也是为什么人们通常将新电影与乡土主义联系起来的原因。一部完全根据黄春明作品改编的电影,注定引发强烈的反响。

 

侯孝贤是三个导演中最知名的,所以他导演了与影片同名的开头部分。但万仁导演的第三段及其标题“苹果的滋味”引爆了争论。这就是著名的“削苹果事件”。在这部电影发行之前,有谣言传播开来,说万仁导演的部分对于台湾日常现实提供了不利的描写。这些谣言源自影评人协会中的保守成员,谣言强大到让“中影”首先展开了自我审查。如果不是《联合报》的杨士琪泄露了消息,然后焦雄屏等人进一步推波助澜的话,这部电影很有可能遭到暗中删减。这些年轻的影评人齐心协力,让当局和影评人协会灰头土脸,而且出人意料的是,日报上的公开争论,不但使得影片一刀未剪顺利发行,也使得这部影片获得了票房成功。

 

台湾电影学者黄建业说,1989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最终上映,未被删减,正是六年前“削苹果事件”的结果。另一方面,焦雄屏则感觉,类似事件的影响很容易被高估。——但无论如何,事情在发生变化。这件事给创作前线带来了改革分子,他们思想更开放,更关心公共舆论,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更清楚地意识到,台湾在世界舞台上的孤立使得它的文化产品更加重要。侯孝贤自身毫发未伤地躲过了这个事件,现在他有了更多的呼吸空间,至少从政治角度来说是这样的。他也有一群年轻的影评人朋友,只要有需要,他们会在媒体上维护他。这种事情很快发生。

 

 

有人可能会质疑侯孝贤执导的部分到底有多“新”。新电影的一个特征是它对台湾经验的集体聚焦,这是一种间接的政治表达方式。就某种意义来说,侯孝贤在他的商业三部曲中,已经在类似范围内对此作出了尝试。这三步电影都论及常常与城市对立的乡村,这个主题他在新电影中探讨得更深入。

 

在风格上,为了捕捉更好的表演,侯孝贤已经偶尔展示了比其同侪稍微更长的镜头。而且,在这部电影中,就可能的政治弦外之音来说,他执导的部分是三段中最柔和的,尽管它有一个压缩在定格画面中的矛盾的结尾。那么,侯孝贤首次正式进入新电影是一个突破吗?

 

一个关键的突破是语言。国民党倡导的苍白的“国家想象”把语言统一当做统治的基石。当局毫不掩饰地希望台湾话缓慢消亡,但这个消亡始终没有到来。(今天甚至大部分外省人也学习了一定数量的台湾话。)台湾话曾偶尔为侯孝贤的商业三部曲锦上添花,但是“国语”仍然是通用语,即使在乡村场景中。

 

在《儿子的大玩偶》中,侯孝贤着迷于追求任何情况下的语言精准,不论最终会有多少种语言,也不管和当时的政策有多抵牾。黄仁认为,1983年批评这部电影的争论的真正焦点是,“中影”拍摄了一部主要采用台湾话的电影,就当局的意识形态来说,这是开历史倒车。然而只有侯孝贤执导的部分几乎只使用了台湾话,考虑到这个故事的乡村背景这是合理的。

 

 

与之相比,万仁的部分,混杂了英语、“国语”和台湾话,考虑到此片涉及的角色包括美国大兵、美国护士、外省人士兵和一个移居台北寻求更好的生存际遇的本省人劳工家庭,这种状况也是准确的。侯孝贤的部分之所以可能“躲过”责难,是因为保守势力选中了一个更容易打击的目标:在那个很难获得好票房的年头,只有侯孝贤是证明了票房能力的成名人物;万仁实际上并不出名。

 

和他后来的作品相比,侯孝贤此次对台湾经验的描述似乎显得简单和直接。但是,一些镜头也预示了将来的风格:比如一个男人坐在停住的人力车里挥帽扇风,另一个男人在喝茶,学生们安静地站着看书,当火车司机出现的时候,火车正在装载邮包,人们为一桩交通事故发生争吵(三明治人——本片男主人公背后及胸前都挂着广告牌,后来将此事告诉他妻子,殊不知她在偷偷跟踪他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些镜头看上去似乎是多余的。

 

侯孝贤已经在为这个简单的故事填塞多余的时刻,不过它们一点也不多余——相反,它们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结构,给他的电影提供了丰富的、微妙的韵味。而且,片中也出现了少许密集的场面调度,这将成为侯孝贤后来作品的标志之一。当教堂在免费施舍面粉的时候,三明治人出现了,靠近镜头是一个男人在分发面粉,而一个女人正拿口袋在装,从他们的中间,可以看见三明治人在后景中走过一道门。后来,他沿着空荡荡的火车铁轨走向远方,证明侯孝贤已经能够利用由日常事物创造的对角线构图形式。这时的侯孝贤还不是后来的场面调度大师,但是他再也不是一个新手。

 

台湾电影《儿子的大玩偶》(1983)台湾版海报


在这部电影之前,侯孝贤的平均镜头长度并不他的导师之一李行的要长多少,通常在十一至十三秒之间。相比之下,在《儿子的大玩偶》中,现在平均镜头长度刚超过十六秒。和侯孝贤后来的作品相比,这些数字小得可怜、不足为道,但是这是侯孝贤在镜头长度上第一次开始和他的同辈们拉开距离,甚至是他那时最密切的合作伙伴陈坤厚。其实侯孝贤擅用的长镜头风格则来自沈从文小说的启发、杨德昌的空镜头风格也有文学韵味,形成了电影与文学共舞的年代。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呈现一种更统一、严肃的基本生存状态。尽管有滑稽可笑的时刻,甚至涉及一些污秽的东西,但是这种格调的一致性,将这部电影和侯孝贤的商业三部曲区别了开来。那些电影或多或少地混合了感伤的爱情需求和十足的笨蛋,这在当时的台湾电影中一点也不稀奇。现在侯孝贤的表现出人意料,整部作品调子整齐,尽管它只是一部短片。《儿子的大玩偶》是侯孝贤的创作生涯中最少被记住的一部,因为它总是被那场争论给遮蔽。不过,不太被记住的一部,并不是不必要的一部。侯孝贤的下一步,要忽视就困难得多,对侯孝贤本人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台湾电影学者黄建业指出,台湾电影和文学有“联姻”的传统,1983年电影《儿子的大玩偶》改编黄春明的小说成功后,大量文学作品被改拍成电影。这波电影文学浪潮和上世纪70年代琼瑶小说改编电影的形态相比,出现更深刻的社会思考,并吸引许多文艺青年投入电影创作。《儿子的大玩偶》成功后,大量现代文学和乡土文学,包括王桢和、李昂、张爱玲等人的作品,都在上世纪80年代被改编成电影。

 

 

1983年拍完《儿子的大玩偶》中的一个段落后,侯孝贤导演了四部故事长片:《风柜来的人》(1983)、《冬冬的假期》(1984)、《童年往事》(1985)和《恋恋风尘》(1986)。这四部电影都可以视作台湾新电影在1987年初半官方结束前的重要作品,而1987年侯孝贤导演了《尼罗河女儿》。

 

和他后来的作品相比,这最初的五部作品似乎每一部都经过深思熟虑,每一部都给“侯孝贤”这个大的美学之谜增添了一块关键的拼图。《尼罗河女儿》在某些方面看似后退,但它为侯孝贤的两部杰作《悲情城市》(1989)和《戏梦人生》(1993)做好了准备。

 

1980年的侯孝贤和1989年的侯孝贤看起来判若两人。此外,要是把1989年的台湾电影放在1980年,那是不可思议的。叶月瑜和戴乐为(Darrell Davis)将之形容为作者身份首次战胜“类型、明星和片厂的政治权威”的时代,而且是台湾电影开始与昔日国民党严酷控制下的“遗产”背道而驰的时代。

 

1980年代台湾三个领域——整个台湾社会、它的电影文化,以及最终陷入长期危机中的电影工业——发生了剧烈变化,侯孝贤和其他人就是在这样一种无法预料的变局中拍摄了这些电影。拿掉这三部分中的任何一个,侯孝贤都无法实现他今天的成就。事实上,新电影也绝无可能起步。

 

台湾电影《尼罗河女儿》(1987)的电影交换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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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n5 (横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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