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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死亡实验:不可忽视的路西法效应

邑人 发布于:

死亡实验The experiment(2010)剧照 #10

 

死亡实验The experiment(2010)剧照 #01

 

现实比电影更残酷,面对惨淡的世相,人民往往会这般吐槽。而聚集了阿德里安·布罗迪、弗里斯特·惠特克两大奥斯卡影帝,并有凯姆·吉甘戴小克利夫顿·克林斯、玛姬·格蕾斯这样的性格绿叶陪衬,眼下的《死亡实验》本应该是一部精彩之作的,但原型极尽精彩,电影却不过是一部平庸之作,真殊为遗憾。

 

《死亡实验》的原型故事是发生在197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斯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这个实验的主持人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菲利普·津巴多,他也是著名的心理学权威,是美国心理学会现任主席,曾获普通心理学终生成就奖。他已经根据这个实验写作了一本书《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并由三联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了中文版。

 

所谓“路西法效应”,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好人也会犯下暴行。这种人的性格的变化被津巴多教授称之为“路西法效应” ——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第一位堕天使,被赶出天堂。路西法曾经是侍奉于神右侧的天使,在未堕落前任炽天使长的职务。他由于不肯跪拜圣子,不承认圣子的地位比天使高,而率领天界三分之一的天使举起反旗,因失败而堕落成撒旦。

 

好人给定条件,即可以变为恶人。而这样的条件,最大的莫过于制度。制度使人邪恶,这也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另一种说法。

 

1971年,8月14日,周日。美国加利福尼亚。 一阵尖锐刺耳的警笛声划破了夏日清晨的宁静,警车在大学生汤米·怀特洛的家门口戛然而止。睡眼惺忪的汤米从床上被拉起来,警察向他宣读了逮捕令,他陷入了一桩罪行严重的案件。面无表情的警官向汤米口述了宪法赋予他的权利,经过搜身,汤米的双手被扣上了手铐,警车呼啸而去。一小时后,经过登记和留印指纹,汤米被蒙上眼睛,押送到斯坦福县监狱。在监狱里,他被脱光衣服,喷洒了消毒剂,穿上印有表示身份号码的囚服,汤米失去了自己的姓氏,变成了647号囚犯。另外8名大学生也这样遭到逮捕并被送到同一所监狱。而所有这一切都是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一手策划并导演的。除了汤米及另外8名大学生,此外还有15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情绪稳定的年轻人一起从一个70人的大名单里被选出来参与一个情景模拟实验。其中包括汤米在内的9名大学生被选出角色扮演“罪犯”,9名大学生被宣传成为“监狱看守”,另外6名则作为实验的替补。所有的24人在参与实验之前,都是普遍意义上的好人,而且他们都没有过实质接触过看守与犯人的机会,也即是说,让他们去成为“罪犯”与“看守”之初,没有接受任何的训练,他们都并不知道自己该去怎么办。而津巴多教授只将实验的规则进行了说明,他对9名看守们做出如下要求:所作所为尽可能贴近真实,但不能使用暴力维持监狱秩序。具体负责实验者也进行了交代,看守的职责就是“维持监狱法律和秩序”,但不要把“罪犯”的胡言乱语,(例如“罪犯”说,禁止使用暴力、不要侵犯人权之类)当回事。同时,他对“罪犯”也说明了规则:他们可能会被剥夺公民权利,并且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饮食和医学护理。而且,为了让参与者更快地进入角色,“罪犯”们在自己家中时,被真实邀请而来的警察荷枪实弹地从家里押走,而且毫不在乎其家人及邻居的大惊失色。而且他们被戴上了脚镣,穿上了白色的囚服,名字被抹去,而是“647”、“981”或“5705”这样的编号。而且,这个方法奏效了。

 

在实验的第一天,起初大家都很兴奋。但进入实验第二天,1971年,8月15日,周一。看守便实施了第一次惩罚:如果有谁忘记指示或床铺整理得不合格,就要做10个、20个或是30俯卧撑。监狱里立刻弥漫出紧张气氛。整个上午,囚犯们都把自己关在牢房中,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体罚。面对反抗,看守们毫不让步,他们用灭火器喷射囚犯,将他们赤身裸体地锁在床腿上,有些囚犯还被关了数小时禁闭。这一切超出了囚犯的承受极限。编号“8412”的囚犯开始大叫“我受不了!”并失声痛哭,最终第一个退出了实验。而进入第三天,星期二。实验监狱重新恢复了平静。但犯人一个个都没精打采,包括替换“8412”号新来的囚犯。整个监狱简直成了臭气熏天肮脏无比的猪圈。这是必然的,为了惩罚反叛者,看守不允许他们上厕所。与此同时,试验者又放风来,说被放出的“8412”号囚犯将尝试帮助狱友越狱,从而使看守们草木皆兵,监狱中的紧张气氛达到顶点。有3名囚犯开始出现情绪激动、思维混乱的应激症状,当1名囚犯听到假释委员会拒绝他的假释请求时,竟然全身起了皮疹。星期三。监狱里虽没有正面冲突,但紧张气氛依旧。看守们的惩罚措施越来越别出心裁。他们开始强迫犯人玩跳山羊,这对于只穿囚服而没有穿内衣的犯人来说不啻一种侮辱。此外,他们还有的强迫犯人背着两名狱友做俯卧撑……这时一名犯人出现了严重的歇斯底里症状。津巴多教授发现后,没有任何迟疑便将其释放,并马上找人替代了他。三天内已经有五人退出!星期四。实验继续,看守看似更加无所顾忌,虐待不断升级,不公正的处罚相继上演,又有两名犯人达到精神崩溃的边缘。

 

到了这个时候,连津巴多教授也完全进入了“典狱长”的角色,当他看到实验中看守把犯人用脚镣锁成一列,每个人都戴上头套,再把他们带到洗浴房进行洗浴,甚至觉得非常兴奋。如果不是,被邀请而来的津巴多的女友看到这一切感到极度震惊,并坚决要求津巴多立即停止这个实验,津巴多还将要将整个实验继续下去。因为实验原本计划进行14天,而目前只进行了6天。原初,在实验进行之前,津巴多还觉得有可能这个实验只是无聊的两个星期。但没想到在给定了人物身份之后,即便这仅仅只是一个实验,但还是将藏身人体内的魔鬼释放出来了。它狞笑注视着这群曾经“健康的、心理正常”的好人,它让一些“看守们”沉醉于规训与惩罚的快感;让部分尽管心理感觉不对、但迫于角色与承诺所赋予的服从义务而不得不配合其他看守,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和反对,只是私下向囚犯提供帮助;它让仇恨在“囚犯”心中播种,以致试验结束之后,当“看守”们和“囚犯们”同坐一起讨论时,敌对的情绪让讨论变成了凶恶的对质,当他们在试验过程中接受试验人员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时,他们呈现均是怀疑的情绪,在他们看来,这群最初友好善良的试验人员就是铁笼的制造者;它让本应客观的心理学家失去了判断。

 

在比预期提前了9天结束了实验之后,津巴多进行了重重的思考,不到一周的时间,这个实验便让9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毫无犯罪前科,具有大学文化知识的年轻人,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看守警察。到底什么原因呢?津巴多教授认为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实验开始时,拥有绝对权力的实验指导者就指定了好人与坏人的界限——看守警察与囚犯。“坏人”是社会的败类、是人渣、不配被当作人来看待, 他们的名字不仅被剥夺,由数字取而代之,而且对待他们可以像动物一样被铁链束缚……相反,“好人”则被授予了武器和权力。作为权势者和管教者的看守,通过管理囚犯的职责,取得了限制囚犯的自由,掌握了处置囚犯举止行为的特殊意志,使囚犯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尽在自己的把握之中。他们发现,通过强制原则,会高度、有效地完成自己所担任角色的任务,包括公开地惩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例如,在实验中一位“看守”说,“我觉得自己不可思议……我让他们互相喊对方的名字,还让他们用手去擦洗厕所。我真的把‘罪犯’看作是牲畜,而且我一直在想,我必须看住他们,以免他们做坏事。”另一位“看守”补充说,“我一到‘罪犯’所在的牢房就烦,他们穿着破衣服,牢房里满是难闻的气味。在我们的命令面前,他们相对而泣。他们没有把这些只是当作一次实验,一切好像是真的,尽管他们还在尽力保持自己原来的身份,但我们总是向他们表明我们才是上司,这使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作为无权势者的囚犯面对权势者所建立的监狱与狱规(可以延伸至类似监狱情境的社会结构),囚犯们只能“回应”——这种“回应”只能遭致两种选择:反抗或是顺从。前者,带来的是惩罚;后者导致的是自主性和尊严的丧失。就在试验的第三天,“罪犯”们竟然开始相信“看守”经常对他们说的,他们真的低人一等、无法改变现状。

 

津巴多将这种好人的堕落命名为“路西法效应”。这个实验充分证明了“人性本恶+权力本恶的特点”。津巴多试图用他的实验解释很多问题,包括飞行事故、人在面对恶行时的无动于衷、护士对病人的不当处置以及自杀式袭击者和恐怖分子的行为。由于对自己角色的认识,护士会过度服从医生的安排,哪怕明知医生开出的剂量远远大于规定的剂量;有四分之一的飞行事故的起因都是由于副机长过于服从机长的错误判断。

 

不仅是津巴多的实验,在现实中,发生在1991年的“柏林墙审判”,也是一个典型的例证。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当审法官的言论犀利地指出了“平庸的恶”的实质。

 

而对于“平庸的恶”,汉娜·阿伦特则有过更有精彩的论证。她根据1961年阿道夫·艾希曼案写作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一书,并指出作为纳粹帮凶的阿道夫·艾希曼看起来上并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而是一个待人彬彬有礼、并且平凡乏味的普通人,并无特别的个性,在平和时期只是一个庸众而已,但阿伦特还是坚持艾希曼是有罪的,因为他确实签发了处死数万犹太人的命令,并且在他签发时根本不动脑子,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运用极权制度的意识形态性质来分析这样一个平庸无奇的人为什么卷入深渊般的恶而无法自拔,问题在于纳粹通过使用新的“语言规则”来解说他们的反常行为:“灭绝”、“杀掉”、“消灭”都由“最终解决”、“疏散”、“特殊处理”来表达。对于追求观念的人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由此,阿伦特得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并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使用。

 

平庸的人因为缺乏思辨而堕落,由于体制及权力的诱导而成为邪恶的帮凶,这还不够引起足够的警醒吗?中国的城管制度,不正是这样的制度之一,还有劳教制度、上防制度、维稳体制都无不如此,让掌握了权力的人变成了充满了邪恶的一方,甚至成为整个社会的毒瘤。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毫无防范的手段。

 

最后,回到《死亡实验》上来,作为“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演绎版,并不算太成功,起码在深度上远远不够。其中人物性格的转变也没有说服力,弗里斯特·惠特克饰演的角色,在角色的转变上显得过于突兀。荒废了惠特克一身好戏,布罗迪的一根筋也没有交代太清楚,仅仅为了突然认识的妞,为了陪她一起去印度,显然也说不过去。作为德国原版的翻拍片,而且故事原型就发生美国本土,这次改编显然不太成功。还不如另外一部没有任何明星出演的《浪潮》,那也是根据一个真实的实验改编的片子,原型发生1967年4月,也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市库柏莱高中的历史老师罗恩•琼斯为了让学生们亲身体会到纳粹极权运动的恐怖,他大胆的设计了一个实验,让学生们模仿纳粹党徒,在班里发起了一个微型的极权运动,没想到几天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其中,大家逐渐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极权狂热中,琼斯的班级简直成了一个微型的纳粹“飞地”,直到最后琼斯给学生们播放记录纳粹暴行的图片,惊愕的学生们才戛然而止。对于1967年的高中课堂实验及1971年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其实,德国版的《死亡实验》及德国拍摄的《浪潮》,都相当抢眼,可能是因为德国有过纳粹的肆虐,在理解与感受上更深一层吧。不过,对于《浪潮》与《死亡实验》的更多的说法,限于篇幅,就不过多说了。而且,在上面的讲述中,我也大量地复制并粘贴了来自互联网上的资料。创见无多,甚为惭愧。

死亡实验 The Experiment(2010)

7 .4 / 7 .1

死亡实验(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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