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的的导演，就大陆范围而言，整体地位上，张艺谋肯定占据第一位，他拍出过《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这样的佳作，而且还能够在商业领域里开得先风，《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开创的中国大片时代，影响无出其右者。但不知不觉间，先锋变正统，老谋子悄然间转身成了国师，2008执导北京奥运会，正是国师地位的登峰造极之作。且不说《图兰朵》能够连续在天坛及鸟巢里开演，其参与的“印象”系列也使他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极好。但，就是这样的一位国师，却突然因为计划生育在网上被骂得灰头土脸，然后被罚款了748万元。有人戏谑道：作为一个国师，居然连最基本的生育权都没有，一下就被罚了这么多钱，你如果是他，你还会再爱这个国家吗？话虽刻薄，不过的确值得思考一下。
其实，成为国师之后，老谋子的艺术水准也在直线下降，无论是商业的《三枪拍案惊奇》，还是艺术的《山楂树之恋》、《归来》，成色都很难让人满意。国师的沦落大抵如此，让人嘘唏不已。
如果说奥运会归顺了第五代导演中的领军人物张艺谋，那么世博会几乎就是归顺了第六代的领军人物贾樟柯，他执导的纪录片《海上传奇》，就是为世博会量身打造的。影片留给人的记忆比较寡淡，也让他的归顺成了遗憾。还没等这种印象坐实，一个转身，贾樟柯就拍出了《天注定》，再次将印象反转，原来他还是听凭自己的内心，还是一如既往地辛辣，而且刀锋更锋利。
胡文海、周克华、邓玉娇、富士康跳楼案，这些案件任何一个拎出来都可以拍成大片，如果将他们连缀起来，又将会是怎样的惊心动魄。贾樟柯就是根据了这些案件，拍出了《天注定》。至于拍摄动机，用贾樟柯自己的话讲：
“你看，最初这样的案件发生，我们会讨论一个月，再来第二个，讨论两个星期，再来了讨论一个星期，再来了叹气，逐渐地麻木，逐渐地我们以为很了解它，但真的了解吗？所以对我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去面对和理解它。”
是的，稍近的周克华、邓玉娇，我们都还算记得，远一点的胡文海就需要搜索一下才能知道细节了。再过几年，怕连周克华、邓玉娇是何许人也不太会再记得了。趁热度犹在，将他们集束起来，探索系列案件发生的社会根源，确有必要。《天注定》就是这样的归纳与思考之作，仅凭这一点，贾樟柯就足够值得尊敬。
贾樟柯说：“我在试图描绘一个社会全景，这些年突发的暴力事件不断增加，它有我们必须面对的社会背景和根源，以及笼罩在社会上的挥之不去的紧张气氛。这很难选择只讲一个故事，特别是你叙述重点不是一个日常状况，而是一个突发的高度戏剧性的状态，只讲述任何一个孤立的事件，会显得有它的偶然性。”
作为全景式的观照，其实也有很多种表达方式。由一斑而窥全貌，像《中国合伙人》，就通过一家公司创始人的分分合合，讲出了1992前后中国企业坎坷发展的整体创业状态。《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之后一系列校园电影，也传达出了1998年前后大学校园的生活故事。贾樟柯选择没有选择企业家也没选择校园，而是从它熟悉的社会边缘人的角度入手。社会边缘人的生活方式因为存在着贫穷、尊严、压迫、没有方向感这样微小的生活细节，它所联系的往往是崩溃以及社会伤害，往往更触目惊心，更引人关注。
在第一个故事里，姜武饰演的胡大海，源自于胡文海的案子，发生在山西。一向耿直的村民胡文海因为看不过村干部的贪污腐败及官商勾结造成的社会不公，奋而举枪杀了一系列人，酿成大案。真实的案件发生在2001年，山西晋中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村民胡文海开枪致使14人死亡（9户人家、8男6女被杀），3人重伤，震惊寰宇。杀人肯定是错误的，但探索胡文海案发的根源，那就是压榨，村官与企业的双重压榨，使得村民生存困难，应得的收入没有得到。权力与商业的联合绞杀，使得生存在社会之中的普通民众讨口饭吃，已经相当困难，单个农民个体，显然无力对抗强大的权力与商业，在这样情况下，无论谁站出来选择直接的对抗，就必将会是悲剧的结果。但按照中国的传统道德，抵制不公，杀富济贫，是正义的行为，应该得到褒扬。即便是西方，像美国也赞成民众拥有推翻暴政与压迫的权力。胡文海悲剧的个人式对抗，犹如飞蛾扑火，打散了一丝灯花，燃烧了自己，其实并不太值得。他的死不值得，被他开枪射死的那些人也不值得，胡文海的枪声，完全没有引起应有的警示。十几年过去，我们的社会竟然充满了越来越多的不公，腐败也变动更为强大。这压榨这一点上，谁该来反思呢？
在第二个故事里，讲诉的则是贫穷。王宝强饰演的来自重庆农村的周三，贫穷压迫着他也压迫着他的家庭，使得在母亲做寿所得的那点微不足道的贺礼被精细地分拆，分给几位兄弟，即便是香烟，剩下的最后九根，也需要在三兄弟之间每人三根进行分配，这种穷困让人看着心酸。这里是重庆，是一个轰隆隆崛起中的大都市，周三所在的村庄，一江之隔，就是烟花缭绕的现代繁华生活。繁华与贫穷，目力所及，映现在人的内心上，将人异化。于是，为了钱，周三踏上了南京之路，在银行门口开枪射杀无辜的取钱人，走向了毁灭之路，他所代表的周克华的案子。贫穷使人异化，宋江们大都是因为抢劫才走向了梁山之路。而周克华没有同伴，最后只能是自己暴尸街头。
第三个故事里，讲诉的尊严的故事。赵涛饰演的小玉，来源于邓玉娇的案例，当一个在尊严的门槛徘徊的人，以出卖尊严来赚取有钱人钱包里一点点多余的钱，她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而不是罪恶，这样的钱挣的干干净净。但却被有钱人拿钱来作为武器，肆意地践踏洗脚妹最后的尊严，以钱再三煽向小玉的时候，悲剧就发生了，小玉与邓玉娇都选择了反抗，拿起了刀子，然后失去理性地一阵乱捅。钱所代表的力量，在这里变成了阶级差异。而刀则泯灭了这样差异，以一种悲剧的形式。随着时间的过去，作为社会上更强大力量的代表者，东莞再一次发生了驱离社会边缘人的故事，只是这次施暴者不再是个人，而是权力机关。而当今的邓玉娇们显然无力抵抗，只能选择逃离。
最后一个故事，没有具体的带有鲜明符号性的人物姓名，但富士康的十三连跳却还是让人记忆犹新。罗蓝山饰演的小辉，其原型来源于贾樟柯自己看到的一个真实的细节，“有一年，深圳一个工人要跳楼，因为他真的受不了一到发工资那天妈妈就给他打电话，催他把钱寄回去。他连支配自己的收入都有负疚感，他不能因为喜欢苹果手机就买一个苹果手机，因为妈妈告诉他不能乱花钱，要帮他把钱攒起来，最后，他宁愿用跳楼来了结。”贾樟柯在电影中如实地还原了这一幕。作为社会上的90后，或者是00后，原本他们是社会的未来，但这个对未来茫然无措的孩子，在看起来永无出头之日的流水线上作业，没有欢乐，没有朋友，也没有明天，唯一的自由就是选择的从空中一跃而下的那点自由。可能你会觉得小辉从楼上跳下的镜头看起来好假，但你不忽视镜头背后所展现的辛酸。
四段故事，交织在一起，告诉我们，这些离我们并不远。任何一个故事，铺开来讲，也能够成为完整的篇章，可以挖掘出很复杂的人性，但就像贾樟柯所说的，单个的故事会显得过于戏剧性，过于偶发性，只能是社会很小的一角。而几个故事连缀起来，才见得整个社会是如何的处于暴戾而荒谬的时代。
有时候，下班回家，路上会遇到目光呆痴的农民工们。盯着他们的面孔，有时候我也会想，当初如果我没有考上大学，现在，我可能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份子。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远没有那么大，不会是我比较幸运地走进了大学的校园，而他们则选择从学校外墙外擦肩而过，我们拥有同样的肉身，却被人为地分成了两个世界。看着他们，想象着我如果就是他们的一员，茫然地走在城市中，没人在意自己的存在，被忽视被鄙视，我的心态是否还能像他们中大部分那样平和。看着这些农民工，他们大多是快乐的，拥有着简单的幸福，但而社会整体底线的下降，也必然会促使其中的一少部分在难以忍受被忽略的人生时，报复就会发生，抢劫或者杀戮就可能会发生。而实际上，进城务工人员恰恰是当前暴力高发的群体之一。原因就在于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夹缝中，部分人被挤压得过于难受，缺少存在感与安全感，于是就选择了爆发。而这样的人，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或者就是我们，我们在整个社会中也属于某一个边缘性的群体。胡文海、邓玉娇他们不过是我们的另一面，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中，都是夹心层。只是，在高压之下，我们选择了往右，他们选择了往左。就像《卡波特》中，卡波特的崩溃就在于他发现自己与自己的写作对象，其实也就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当初面临着的是差不多一样的处境，只是卡波特选择了往右，而杀人者佩里·史密夫则选择了往左。而现在卡波特是名人是写作者，而佩里·史密夫则是杀人者是写作对象。这样的发现，使得卡波特在崩溃之中封笔，再也没有出版过任何作品。实际上，他们就是我们，卡波特与佩里·史密夫，胡文海、邓玉娇与我们。
《天注定》警示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生活，时时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正视我们的生活，直面其中的伤痛，以引起足够的治疗，如果无视，这样的案件就会注定要一件又一件地继续发生下去。所谓的“天注定”，其实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贾樟柯的问题意识，以及对社会思考的强度与高度，通过《天注定》，都达到了新高点。作为一位导演，有这样的贾樟柯，是当今社会的幸事。而且，他不是在消费苦难，不是以展示社会中的痛楚来显示自身的高明，对于拍摄这部电影，他说，“我是看到了生活中的悲哀才想拍电影，生命本身的悲哀感染了我......把一个个体的痛苦、一个国家遭遇的困境变成一个机会，这是对创作的曲解。触发电影拍摄的是痛，一种痛感。”
因为痛，所以奋起，胡文海、周克华、邓玉娇、小辉们选择的自身的毁灭，贾樟柯选择的是直面这种痛，然后给人看。
话说回来，单纯从欣赏的角度，这部电影没有那么好看，而且贾樟柯为了不落窠臼，努力做出的探索性，也有些超出观赏惯性。但瑕不掩瑜，整体而已，《天注定》无疑是贾樟柯的新高度，意义上甚至超过了《小武》，让人必须正视。凭《天注定》，贾樟柯就足以甩掉了国内其他导演好几条街远。姜文已经在向商业投降了，陈凯歌也早失去锋芒了，张艺谋也艺术不再，好在我们还有一个贾樟柯。另一个好处还在，贾樟柯不是为了海外的电影节拍片，他不像王安全、刁亦男那样出口转内销，而是听从自己内心的感觉，痛了就拍出来。甚至他天真地以为，这些案件的原型都是在国内的媒体上报道过的，既然报纸没有被封，那么同样的故事，电影也不会被封吧。结果却是，上映遥遥无期，最后的结果是直接封杀了之。其实，真的上映了，票房也好不到那里去，中国的观众还没有养成花几十块钱去电影院去看一部闷片的习惯。但是，我们能够拥有这样的电影，存在即意义。这种悲哀，真实地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