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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序二

林启山 发布于:
 
            宁同魁
 
陆芒同志编著的(文革四十周年祭——特殊年代回忆录)《老虎坪纪事》传到我手上时,已有老战友钱锋同志写了很能感人肺腑、发人深省的序言。可是,编著者嘱我读后也要写点什么。根据我与邵阳县的关糸,读后,禁不住感慨万千,心如潮涌,便欣然承诺。
在这部纪实性的作品里,真实地再现了该县在“文革”时期的“极左”分子和“四人邦”的追随者利用“抓黑鬼”、“刮台风”、“一打三反”、“抓黑杀队”和“清理阶级队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恣意搞刑讯逼供,乱打乱杀,造成“人间地狱”,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无辜善良人民的场景;从而控诉了罪恶分子罄竹难书的凶残行径;鞭打了他们人性灭绝,人道沦丧、人格异化、人文下流的丑恶灵魂。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足以引起国际国内进步人士所共愤的历史惨剧。
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为什么会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的土地上呢?我以为应从以下方面去探讨:
一、长期以来的“极左”和“史无前例”的风暴,不恰当地否定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摧毁了几千年形成的道德观念,过分地宣扬阶级斗争与个人崇拜的迷信,因而造成一代人的痴迷与疯狂,使他们完全丧失了理智与法律的制约,任何蠢事、坏事、恶事和灭绝人性的事都干得出来就不足为怪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己作了正确的结论,这是造成邵阳县悲剧的主要根源。
二、当时的法制本来尚未健全,而维护治安和执法的权力机构如公安、检察、法院等又被强令瘫痪。更荒谬的是用所谓群众专政去行使镇压的权力。这样一来,任何法制都荡然无存。那些邪恶凶残之徒就可以为所欲为了。那时,国家的最神圣、最庄严的根本大法连国家主席的人身自由都无法保障,哪还能保障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呢?所以,法制的被破坏和执法机构的瘫痪,是造成乱打乱杀的根本原因。
三、在当时“无法无天”的极为混乱的情况下,唯一有权威的是军队“支左”的机关首长的思想、品德、智慧与政策水平和文明素质的状况。邵阳县的“乱打乱杀”之风为什么勃然而起,势不可遏,愈演愈烈呢?只要看一看该县当时那位支左首脑的德性和他的所说所行,就可以找到准确的答案。不防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县支左的首脑是陶柏荣那样的军队领导,那情况又会如何呢?是否可以这样认定:军队支左首脑的素质是该县滥杀无辜的悲剧产生的直接原因?
四、当时该地区的“黑色风暴”是从道县、东安等地席卷而来的,而以邵阳县为最烈,原因复杂。当这股飓风刮到邵阳县中和公社后,迅速向全县蔓延。本来已经趋于疯狂了的人们,就难免产生“风声鹤戾,草木皆兵”的惶恐与慌乱。恰在此时,被乱打乱杀的现场逼疯了的地主子弟邓宝民将贫协主席邓成茂四岁的孩子砍死“,乱杀”的山火就更加形成“燎原”之势了。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外来“黑风”的影响起了点火的作用;而本地地主子弟的疯狂报复起了激风助燃的作用?
     这种乱打乱杀的惨剧,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
     一个成熟的、进步的、文明的社会,应该具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种社会素质和人文效应。而这三者是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不可分离的。而政治文明的体现是德治与法治的和谐结合,最基本的要求是人民的生存、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得到保障。
邵阳县在“文革”中的乱打乱杀,残酷地、无法无天地剥夺了人的生存权利,严重地摧残了人的生命,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和人民正常的生活,严重地毁灭了许多家庭的幸福,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严重地毒化了人的灵魂和社会的人文教化,严重地损坏了共产党的光辉形象和政策威信,是对政治文明的无情践踏和任意污损,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蒙受不可估量的损失。文革以后,邵阳县生产的发展和人民文化、物质生活的改善,速度一直缓慢,与十年动乱时期的备受摧残是否相关呢?
然而,历史的惨剧已经酿成了,为今之计,究竟掩盖起来好还是揭露出来好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
但有人担心,说揭露“文革”的问题是什么“禁区”、“敏感”等等,还说什么揭露“文革”的伤疤会给党“抹黑”,会影响党的威信和正确的舆论导向。这该怎么回答呢?是不是一种误解,亦或是浅见。难道对党中央在若干历史问题的诀议中所作“灾难”、“浩劫”的结论还有什么怀疑的么?抑或对极左仍心存余悸!
数不尽的历史事实无可辩驳的证明:“极左”从来不代表党的正确路线,而乱打乱杀,则是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贯深恶痛绝的。搞刑讯逼供、乱捉、乱打、乱杀的人是违纪、违法、犯罪的分子,他们怎么能代表共产党?怎么能用维护党的名义来掩盖他们的罪恶呢?杀人者自汉代《约法三章》后,历来都是要偿命的。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虽难以逐个追究,这已是过于宽容了。然而在事过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难道还不能出个集子,揭露他们的罪恶?要是再以什么“话题敏感、沉重”为借口拒不出书,而掩盖事实真相,又怎么慰藉当时含冤而死者的幽灵呢?更谈不上伸张天地间的正义了。
其次要认识陆 芒同志的《老虎坪纪事》,不仅揭露了极左分子、“四人邦”的追随者和违法犯罪分子的凶残、丑恶的嘴脸,而且颂扬了维护党的原则、见义勇为、挺身而出、制止乱打乱杀的解放军团政委陶柏荣和坚持为无辜受害者平反昭雪的各级领导;还赞扬了敢于反极左投江死谏的优秀共产党员李兴上,不畏强暴被四次判刑的广电工人朱德青,坚持真理、敢于面对刀光血影的优秀教师杨才能,被半身埋进土里仍不断口念《毛主席语录》、高喊站起死、竖起埋的转业军人蒋精明,被乱刀砍杀至死仍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农民干部易昌扬,不甘污辱、勇于维护女性尊严、大骂流氓而被惨杀的烈女吕小苏,等等等等。这些人是真正的反极左英雄,他们才能代表共产党的浩然正气。所以出版《老虎坪记事》是主持公道,伸张正义,颂我国威,扬我党魂,忠于历史的光明正大的举措,并不是为党摸黑,而是为党增光添彩。
同时《老虎坪纪事》给我们留下了“文革”时期那段悲惨历史的真实见证,让后世子孙对比今昔,更深刻的认识建国后三十年停滞不前和改革开放后二十年的突飞猛进的根本原因,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永远不走那条错误的老路。这也是大有功德的事。至于书中牵涉到一些派性斗争的是是非非,那只有靠实践来检验了。
因此我认定《老虎纪事》的出版,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很有利于国家民族和党的事业的好事,特别是对政治文明的实现有借鉴、策励和促进的作用。所以我乐于把读后的沉思所得写下来,以为之序。
 
作者简介:湘中二支队成员,曾任邵阳县笫一任文教科长,县政府秘书,五五年后先后出任武冈师范、武冈五中、武冈二中校长,武冈县人大常委副主任,原邵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中共党委书记。八九年离休,现年八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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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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