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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抓黑杀队的来龙去脉

林启山 发布于:
 
抓“黑杀队”的来龙去脉
 
湖南省邵阳县在“文化大革命”中,“抓黑杀队”,乱打滥杀,死人惨重而远近闻名。
该县地处湘中偏西南的丘陵腹地,虽有芙夷、赧水双江相汇成资江在县内穿流而过,但因地势偏高,仍属衡邵干旱走廊的要冲地带。俗谓:“倒了茶罐涨大水,竖起茶罐遭天旱”。人民生活贫困,民情古朴,经济闭塞,文化滞后,思想单纯,十有九旱,刀耕火种,肩挑手提,广种薄收,靠天吃饭。且兵匪灾疫横行,每逢灾年,告贷无门,伐木充食,掘土疗饥,沿门乞讨,饿殍遍野,真是苦不堪言。
解放后剿土匪、打地主、分田地、贫困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人,对共产党、毛主席感恩载德,言听计从,雷厉风行。但从“合作化”批“小脚女人”开始,在上有所好的情况下,逐渐形成了一股“偏左”的政治倾向,而且愈演愈烈,咄咄逼人,进而成为一股气候,一股势力,乃至各项工作和政治运动的强大推动力。不少人被一股原始、扑素的阶级感情所裹胁,夹杂着形形色色的私心杂念,乘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之机,在“左是思想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指导下,昏头转向,不知天高地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一哄而起。1958年“卫星”上天,一个比一个高,一次比一次大。冷水泼不得,意见提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谁摸谁就倒大霉,轻则丢“乌纱”,重则挨批挨斗受处分,坐黑牢,“辫子”随便抓,“帽子”随便戴,“棍子”随便打,不死也要脱层皮。特别是在以整人为突出标志的“反右”、“整风整社”、“四清”、“文革”等各项政治运动中更加左得出奇:“举旗抓纲”,不择手段,争先恐后,不计后果。在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其痴迷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严重程度,一些不法之徒乘隙而入,他们顶着贫下中农的金字招牌,打着“阶级斗争”的大旗,高喊“造反有理”的口号,成了“元始天尊”,“太上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气焰嚣张,凶狠残暴,箩索棍棒,滥用酷刑,一切法律道德,行为规范,通统被抛弃到九霄云外,抓“黑杀队”捕风捉影,乱砍滥杀,上面放任自流,下面无法无天,“杀人如杀鸡”骤然成风也就出了名了。  
 
 
 
1968年8月,正当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毗邻的东安县大水公社枇杷铺大队被关押的地主分子胡振楚外逃,该大队派人到邻近的邵阳县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查找,并贴出大字报,称:“东安县的黑杀队要杀向邵阳县陈宝冲一带,弄子口有内应。”要求全体贫下中农团结一致向“黑杀队”专政,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斩尽杀绝。
所谓“黑杀队”者,是指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及其子弟们联合起来向干部和贫下中农反攻倒算,报仇雪恨。这就等于给己经白热化了的阶级斗争烈火上浇了一桶油。
弄子口大队得信后,经研究决定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xxx文革主任xxx去东安县枇杷铺大队调查核实。根据枇杷铺大队的吴超宝供认:家住邵阳县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的舅父陈振球等十八人是“黑杀队”成员。调查人当面对质,吴超宝矢口否认。枇杷铺大队的造反派立即将吴超宝四脚朝天吊起来,脖子上挂水桶,肚子上压土砖,当压到第三块土砖时,吴又供认如初,放下后又矢口否认。如此反复多次,叫人真假难辨。既无法肯定,又不敢否定。因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绝对马虎不得。调查人员回县后立即将情况向上级汇报。问题反映到县支左办,县支左办负责人C政委明白指示:“现在是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你们要站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好好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复领会‘红色风暴’的真正含义,分清什么是‘糟得很’,什么是‘好得很’,你们要争当‘好得很’派,而不要当‘糟得很’派,随时随地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千万不要向贫下中农泼冷水。”弦外之音自明。
弄子口大队得信后,立即将陈振球、陈仕元等十八人全部抓起来,关押到大队部。因怕他们跑掉,万一真的杀了人怎么办?这可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的安全。即将一根大树逢中锯开成两半,再在两块合逢处凿十八个碗口粗的大洞,让被关押的人,每人在洞内放进一只脚,然后两块合拢,两端加锁,十八个人被一根树拴着一动也不能动。这就是“文革”中该县民间创造的第一件刑具,名曰“树刑”。紧接着便和东安县一模一样严刑吊打逼供,被斗者受刑不过,乱咬一气。于是“抓黑杀队”之风迅速蔓延。在斗打过程中,陈振球、陈仕元、陈哲林、蒋坤林、陈阶生等先后被打死,或被逼自杀,乱杀人之风由此而生。
中和公社留旗大队地主子弟蒋铁军,被家住东安县的未婚妻供认为“黑杀队员”,该大队立即对蒋实行关押逼供,蒋在多种残酷刑法下疼痛难忍,只求解脱,便不得不按指问招供,说:“7月14日成立了‘黑杀队’组织,名称就叫做‘反共救国义勇军’,行动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团,贫下中农看情况,刀对刀,枪对枪,血洗万里如牛羊。”并供出鹧鸪大队地主分子莫勇成等一百多个所谓黑杀队员,莫勇成被毒打后上吊自杀,又问罪其女儿莫细云,莫细云受刑不过,供出105个“黑杀队员”。由于刑讯逼供,受刑者为减轻皮肉之苦,普遍乱咬乱供,受牵连的人员也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越抓越宽。
黄塘公社蛇湾大队地主子弟邓宝民,五十年代初参加工作,在县粮食局搞储运。六十年代初,阶级斗争越抓越紧,家庭出身不好者首当其冲。他在“四清”运动中被整,文化大革命时,少数农民在“极左”路线的煽动下,说:“地主子弟当干部,贫下中农要受苦”。唆使一些农民到县粮食局要求将邓宝民放回生产队,县粮食局顺其所请,将邓放回老家。1968年7月,他被中和公社和平大队莫采保供认为“黑杀队”成员而被关押在大队部。8月4日,蛇湾大队召开群众批斗大会,当民兵去提押邓宝民时,他乘民兵帮他解开捆绑绳索镣铐的一瞬间,顺手夺去民兵斜靠在墙壁上的马刀,向民兵身上猛砍,民兵急闪身,刀落肩上,未能致死。邓杀人心虚,夺路而逃,逃至一水井边,碰上该队贫协主席邓成茂四岁的小孩邓四毛看别人在田里捉泥鳅,便手起刀落,将其劈成两半。周围群众见状,立即大声疾呼:“邓宝民杀人了”,“地主子弟造反了”,“‘黑杀队’杀来了”。大家迅速拿起扁担、锄头、鸟铳、梭标,赶到小溪边,将邓宝民团团围住,乱刀砍杀于溪内。又于当天下午,将邓宝民一家六口全部杀死,丢入深山岩洞之中,叫“斩草除根”。据对邓比较了解的人反映:他当时估计此去凶多吉少,因为正是乱杀“黑杀队”的高潮,很有可能被群众当场打死,或丢到蛇湾水厍里喂鱼,县粮食局己无法指望,自己又走投无路,不如破罐子破摔,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两个赚一个,于是横下一条心铤而走险。这等于火上浇油,一霎时,使阶级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火焰冲天,人们闻风丧胆,谣言四起。
“黑杀队动手杀人了”的消息不胫而走,飞快地吹遍全县各地,吓得人心惶惶,草木皆兵,形势十分危急。一些在土地改革中上台斗过地主,或分得过地主房屋田地财产的人,或与五类分子有过过火磨擦行为的人,大都由地下搬到楼上居住,并在楼门口准备了砍刀、棍棒、石块、沙罐、石灰、尿桶之类,作为防卫武器。并且日不远足,夜不出户。多数地方则采取集体行动。有的在要道上设关立卡,派专人日夜防守,盘查过往行人,见生人就抓,有怀疑就打就杀;有的村庄集中起居并派人去周边邻近各地探查情况和动向,以便心中有数,早作准备,防患于未然;更多的大队为防止阶级敌人“黑杀”,将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及其子弟,连带平时爱提意见不服管教的,长期在外搞副业的,以及有各种各样历史问题的人,全部集中起来,名曰办学习班,实则严刑审讯,或脚镣手铐,或捆绑吊打,酷刑逼供,致伤致残致死,抓黑杀队之风由此愈演愈烈。各地快电告急,群众舆论大哗。
问题又迅速反映到县支左领导小组,县支左办主要领导人C政委立即召开紧急电话会议,说“阶级敌人杀了贫下中农,现在贫下中农起来杀死几个阶级敌人,你们不要大惊小怪”。绿灯一开,形势更加危殆,干部无法驾控,群众无所适从,乱杀风愈演愈烈。
县政法部门的干部看到社会主义的法制秩序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和践踏,实在忍无可忍,要求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坚决予以制止。据县公安局的同志回忆:8月6日,C政委去电,将部份徒步去韶山参观的政法干部召回开座谈会,他在介绍了“抓黑杀队”的情况后说:“对死人问题,你们不要指责,不要追究责任,更不要向群众泼冷水”。他说:“这是群众运动,群众专政。群众专政是新生事物,是天然合理的”他还说:“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打死几个阶级敌人算不了什么,打死不是白打死了”。他还要求每个政法干部去买一本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好好学习‘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争当‘好得很’派,而不要去当‘糟得很’派”。他还说:“如果你们去指责制止,农民就会把你们也当成‘黑杀队’杀了,或丢到河里去,我也救不了你们”。他把全体政法干部分成八个小组下到各区社“观阵”。公检法领导说:目前全县抓“黑杀队”抓出了几十个反革命组织线索,你们下去也要查一查,掌握一点情况,不要让人将其杀掉,以免断线,不利于一网打尽。可是政法干部下去后,只听一片杀人声,任何劝止、忠告,那怕说“政策规定杀人权在省里”都不起任何作用,因为每个区社都由武装部长掌权,而每个区社武装部长都握有县支左办C政委的“尚方宝剑”。在这种情况下,政法干部实在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干着急。区社干部靠边站,参加“三支二军”的47军驻军部队多次派官兵下乡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并强调不准任意抓人、打人、杀人,搞“形左实右”,严防阶级敌人搅乱阶级阵线都无济于事,反而越杀越凶。到八月中旬,乱砍乱杀之风更为严重,许多地方见生人就抓,有怀疑就杀,形势混乱到了极点。在这种混乱局面中,不少人乘机为非作歹:其中有公报私仇的,有挟嫌报复的,有假公济私的,有趁火打劫的,有浑水摸鱼的,等等等等。更有的地方丧心病狂,视杀人为儿戏,他们将所谓的“黑杀队员”,不管男女老少,不管病弱孕残,都捆绑成串,敲锣打鼓,铳炮宣天,往江河塘厍中推,往红茹窖、老煤窑、深山岩洞中活埋。手段之残忍确实史无前例:
塘田市公社在抓黑杀队期间曾发现一张布告:xxx,男,现年38岁,家庭地主,一贯与贫下中农作对,现参加“黑杀队”,要杀贫下中农,抓捕后顽固到底,拒不认罪,经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立即执行铳决。1968年8月x日
县河伯岭林场枫木山生产队会计易昌扬,33岁,被诬为“黑杀队”后,铳决未果,被人用乱刀砍死。死时还高呼:“毛主席万岁!”
县体委干部蒋精明,是个转业军人,地县有名的篮球运动员,因家庭出身地主,被诬为“黑杀队骨干”,家乡农民把他揪了回去,使用种种酷刑逼供,他不供认,要活埋他,他说:“我是国家干部,受此冤枉,要死也得站着死,竖起埋”。凶手满足了他的要求,挖了个深坑,强迫他跳下去,蒋端端正正的站在坑内,手拿毛主席语录,口里不停的念喊,活埋时周围填土至胸口,使他眼鼓舌伸,再往土上倒水,被窒息而死。
水田公社东阳大队杨柳生产队共青团员唐阳轩,61年从部队转业带回一张广西踩犁作纪念,被诬为“黑杀队”的凶器,批斗中将他打昏后丢到水塘里,然后用乱石砸死。
新建公社夏亮大队中农社员夏秋冬,看到处处“抓黑杀队”心里害怕而出走,立即被抓了回来,说他出走是为“黑杀队”通风报信,用铁丝穿耳,他嘴巴硬拒不认罪,又用铁钳把满口牙齿拔光,尚未死又补了一铳,还未死就被活埋了。
长乐公社伏溪桥街上发现了一张杀人标语,被人一口咬定是贫农社员王青治所为,因他有点一般性的历史问题,把他用索子捆成粽子形状,再用六付萝索连接起来,将他从伏溪桥上吊下去,一放一提,一起一落,象吊青蛙一样,然后放到溪水里,再用篙竿捅死。其兄王青树不服,说他为反革命翻案,强迫他跪在柘刺棒上“教训教训”。
五中体育教师杨奇志,地主出身,长乐公社人,被家乡几个对他有成见的人诬为“黑杀队”头目,经过种种酷刑后想把他沉入水塘中淹死,因他身体高大魁梧,塘水过浅,淹人不住,改用鸟铳打,又因距离较远,执刑者手发颤,打不准,加之铳砂散乱,未中要害,满塘水都被鲜血染红了,他痛不欲生,站在水中高喊:“我呷亏不过了快补铳”,他浑身发抖,战战畏畏,一步一颠,挣扎到塘边,被人用一块大石头活活砸死。
白仓公社鸟语大队贫农社员、复员军人杨文武,平时爱讲干部好丑,又经常在外搞副业,被诬为“黑杀队员”,经严刑批斗后被宣判死刑,派几个民兵去执行,先用鸟铳打,执行者手发抖,用刀砍,提刀的又不敢动,把他推到水塘里,塘水又太浅淹人不死。他站在水中,不住的向岸上打躬作揖求饶,说“我不是‘黑杀队’,祖宗三代讨米,只剩下我一根秧,今后保证老实听话,服服贴贴”。执行者说:好,你出来,他信以为真,爬至塘圹边,被人用挖牛粪的四齿耙头从背后照准后脑袋就是一耙,脑浆四溅,当场毙命。
双清公社比田大队刘家生产队中农社员张南卿被诬为“黑杀队员”后,强令其两个弟弟把他丢到老煤窑里淹死。
黄亭市公社金锋大队一个学生,在抓“黑杀队”时去邵阳市办事,被诬为“黑杀队”搬救兵,强令其俯睡在木凳上,再在其背脊上横放一根铁棍,铁棍两端各坐一人,在他的身上压来压去,象擀面条一样,几百斤重的压力,只压得他骨头断裂,屎尿直流。
河伯岭林场马头岭工区贫农社员蒋少华被诬为“黑杀队”宁死不屈,被人用鸟铳竿子捅屁股当场毙命。
长阳铺公社长阳铺大队下街生产队社员刘利民,被诬为“黑杀队”后,在他家里挖地三尺,寻找枪枝弹药和反革命罪证,对全家人画地为牢,白天不准出门,晚上不准点灯,经百般折磨后,被人用烧红的铁丝穿起他一双脚筋,吊到阶檐梁上,活活打死。
五中学生邓爱毛被诬为“黑杀队”后被绑在学较的篮球架上,再用带铁钉的木棒外包橡皮敲脑袋,一敲几个洞,一打一片红,名曰“脑袋开花”。
小溪市公社山伏冲大队贫农社员罗顶名,被诬为“黑杀队”,批斗时将他的手腕强按在青砖上,再用油榨里捶枯饼用的两个大铁捶轮流捶打,双手骨头被生生捶粉,然后一捶送命。该公社梅洲大队地主子弟罗尧立,被打成“黑杀队”后,被人用老虎钳子将手指夹粉,然后将他杀死丢到河里。
黄塘公社合兴大队泥工师傅邓玉枚被打成“黑杀队”后,酷刑逼供,上吊下烧,被活活烧死。该社还有个妇女在邵阳市某小学当炊事员,只因家庭出身地主,被当成“黑杀队”揪回批斗,并要处死,她向打手们求情,说:我学校里床头的稻草中有个存折,存有几百元钱,请你们拿去,饶我一命。凶手们如莸至宝,立即奔赴学校,将她的宿舍进行大搜查,存折到手,立即返回,几个人对其实施轮奸后,说:此人留不得,活口祸害多。便偷偷地将她活埋了。
九公桥区农代会的王金龙被打成“黑杀队”坐了三年黑牢,全家六口,上至68岁的老父,下至三个月的婴儿全部上台挨斗,老父的肋骨被打断。
五丰铺公社板桥大队回乡女知青吕小苏, 家庭出身地主,本人长相姣好,追求者甚众,但她志高气傲,高中毕业后非要找一个大学生不可,对本乡本土的社会青年全不放在眼里,后如愿以偿,择日成亲,双方商定一切从简。1968年8月,新婚之夜,被本村一伙垂涎欲滴者诬为“黑杀队”,从新房中抓出批斗,毒打不屈,被人把衣服剥光,并在她的乳房和隐私处乱摸乱捏,吕不甘受辱,破口大骂“,流氓、畜牲,不得好死”。垂涎者脑羞成怒,恶狠狠地说: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还大喊要“用铁丝穿住她的一对奶头”,最后被丢到板桥水坝中淹死了。
县药材公司干部林光礼,共产党员,贫农出身,复员军人,因揭发公司领导隐藏黑材料而被诬为“黑杀队”,酷刑拷打之后,被押解回农村老家,又被拷打七天七夜,在最后一次拷打时,将他四肢捆紧,吊在树上,又在肚子上压一块大石头,凶手猛起一刀,将吊绳砍断,人石坠地,石砸人身,肋骨被砸断,内脏淤血,不治而亡。死后不准家属收尸,不准用棺材,老婆被打手霸占。
国营河伯岭林场马头岭工区贫协主任罗顶有,共产党员,因曾经担任过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1968年7月28日把他当成“黑杀队”成员捆绑吊打,当场把右臂打断,后又用柴刀把脊梁骨砍断,把左臂按在石板上用铁锤将骨头锤碎,还用烧红的烙铁在他身上烙,只烙得流油冒烟,之后又把他吊在树上,快断气时放下来剥光衣服,倒拖双脚丢到河沟里,然后用乱石砸死。爱人无法生活,将大孩子送人,自己带小女儿改嫁了。
罗城公社毛坪大队柴狗山生产队贫协组长、共青团员曾桂林,24岁,因担负过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1968年9月10日,被诬为“黑杀队”,在大队关押24天,刑讯逼供中把他双手反绑吊起,再在脖子上挂一桶水,身上压土砖,被活活拷打致死。双目失明、讨了半辈子米的老父曾国奉不知儿子被打死,他摸着将仅有的一只老母鸡杀了煮好来送饭,想给儿子补补被残酷折磨的身子,打手们横眉怒目,恶狠狠地把鸡夺过来倒在地上喂狗。老人想摸摸已经被打死的儿子都不准,气得他爬在地上咬土喊天。后把他家产抄劫一空,把老人赶出家门,土改时分得地主的房子也被人霸占了。
长乐公社新石村的罗光楚,旧社会教过私塾,抗日时期曾当了两年保长,土改时家庭成份划小土地出租。文革中被人供认为“黑杀队”,审讯时他说:我六十多岁的人了,参加“黑杀队”有什么用?再说,解放后共产党对我好,从未关押批斗,与我无仇无怨,我为什么要当“黑杀队”?巧言强辩,招来一场恶斗,打耳光鼻子出血,抽鞭子皮开肉绽,砍扁担骨折瘫软,仍矢口否认,便“掰罾”,把他的双脚双手捆起来,背向上,脸向下,悬空吊起,还不招供,背上加土砖,二十多斤一个,一直加到四个,仍不承认,绳索吊断,人摔到地上,奄奄一息,立即把他打铁的崽叫来,说:“你父亲是‘黑杀队员’,现行反革命分子,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能不能与他划清界线?看你把他如何处理?”小铁匠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强忍悲痛,横下一条心,在众目暌暌之下,噙着满眶热泪,把父亲从地上扶起来,用力往肩上一杠,掮起就走,走到小河边,狠心往河里一抛,沉入河中,让他随波逐流而去。
塘渡口公社桂堡大队原党支部书记唐方春,复员军人,“四清”运动中下台,1968年9月被诬为“黑杀队”,把他五花大绑,游行示众后,从县人武部门口推入芙夷江中,他水性较好,想踩水过江逃生,被人划了一只小船追上,捅七梭标而死。死后还不准收尸。后妻嫁子亡,七十多岁的老父亲说:“未必天下大黑”,头顶一个斗大的冤字,手提一盏点亮的马灯,去省、地政府鸣冤告状。回家后反遭残酷批斗,被打断一条腿。1975年春,省、地、县三级公安联手侦破,将已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凶手唐其美叔侄,从部队追回正法。时塘渡口街上万人空巷,群呼青天。
周用卿,塘渡口公社桂堡大队第三生产队贫协组长,此人是个理发师,一贯靠理发为生,五十多岁了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几,大女己出嫁。在那靠工分吃饭的年月里,老两口身体差,劳力弱,底分低,年年入不敷出,盘口不到,想白天理发抓点收入,又怕割资本主义尾巴,只靠晚上偷偷摸摸替人理发,弄点外块钱。故人家都睡觉了,唯独他家还亮着灯,还有讲话声。这就触犯了那些高喊打倒资本主义和对他早有成见的“造反派”,平时想报复整他,割他的资本主义尾巴抓不住把柄,这次机会来了,说他夜不闭灯,人声嘈杂,就是搞“黑杀队”,还是个窝点,要不怎么灯亮到深夜,还有人讲话?把老两口抓起来狂批猛斗,两个老家伙年老体弱不经打,一斗就垮,一打就瘫,怎么办?瘫软了,残废了,谁养活他们,岂不加重集体的负担?有人出主意:干脆埋了省事。于是把己经瘫软在地的老两口用畚箕抬起,丢到麦沙垅他自己的红茹窖里活埋,但又怕老两口日后变鬼报仇,就往窖里倒了两升油菜籽。据说油菜籽很细,阎王爷有规定,不数清油菜籽就不准变鬼外出投生。但又怕此法不灵,还往窖里倒了两担大粪,插上永世不得超生的牌子。周用卿夫妇被活埋后,十六岁的小女被迫出嫁,自养的猪和鸡鸭,办了杀人酒,家具财产被瓜分,房屋被夷平。已出嫁的大女儿闻讯后气得疯疯癫癫,寻爹找妈,不知所终。
水田公社东阳大队老贫农唐晋如,男,七十岁,军属,曾经当过乡长和乡农会主席。1968年农历七月初五,七十寿辰,为避免大操大办,走到邻近的中和公社妹夫家躲生,回家时顺便采点草药替人治病。时该地正大闹“黑杀队”,路过一村,恰好该村又发生火灾,发现他是生人,即诬他为“黑杀队”故意放火烧屋,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阵乱棍将其打死。问题反映到县支左办,答复说:“好人打好人,误会”。
邵东县银行干部彭 凯,邵阳县檀江公社(今己划属邵阳市郊区)六甲大队人。解放前在校读书时曾加入三青团,任小队长。解放初参加工作。家庭成份土改定中农,65年“四清”改为漏网地主,本人不服,曾多次上诉,被说成是对社教不满,闹翻案。贫协组长的小孩从檀江桥上失足落水淹死,又说是他的小孩在一起游玩中故意将其推下水淹死的,是阶级报服行为,“抓黑杀队”时便硬说他是“黑杀队”,生产队的造反派再三要求,并经地、县支左办批准,从邵东县银行将彭借回生产队批斗,银行要派人随往,他们以“你们为什么总是不相信贫下中农”,极力加以阻栏,并再三保证批斗后连人带材料一并送还单位。银行无法,只好放人。在批斗中彭 凯双脚被打断,其妻亦被打瘫在地,怎么办?退回去一怕不好交差,二怕伤愈后打击报复,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斩草除根,全家诛灭。傍晚时分,将他夫妻和二子一女,全家五口,全数投入后山的红茹窖里活埋,掩土时,十五岁的大崽双手紧按窖壁,屁股高耸,双脚岔开,成巩形,将弟妹护其下。窖外填土,土落背上。天黑了,执行人回去吃饭,老大赶紧将松土往下扒,钻出地面,又将小弟拉出,十一岁的小妹在内喊:“哥哥救我”,正在这时,院子里狗咬灯亮,人影出现,两兄弟顾不上妹妹,拔腿快跑,来人发现窖内跑了人,立即加土倒水,小妹再无声息,凶手们紧追未果。年关逼近,两兄弟逃到株洲,被收容所遣反送回生产队,关在谷仓里,这时正好过年,凶手们想等过了年再斩草除根。有人问他兄弟那天晚上的逃跑情况,小弟说:“那天晚上逃跑沿邵水而下,眼看追人逼近,兄弟急中生智,跳入河中,躲在靠岸的树蔸下,等来人走远后才上岸跑到邵东银行,但又不敢讲实话,怕把我们送回去,银行的叔叔见我们一身水和泥,怀疑我们做了坏事,让我们呷饱了饭,又用绳子把我们捆起来,但捆得很松,深夜,我俩自解箩索又逃跑了,走到株洲,实在饿得不行,扫面汤,偷馍馍被抓,才被遣送回来的”。到了大年三十,人们都在准备呷团年饭,哥哥对看守人员说:“今天过年,能不能让我俩人洗个热水澡”?过年洗澡是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看守员无法拒绝。一个打水提脚盆,一个看守。兄弟俩接过热水和脚盆,千恩万谢,并保证老老实实,再也不走了,请看守们安心回去呷年夜饭。此话正中两个看守的下怀,立即反复嘱咐他俩弟兄要听话,好好洗澡,我们去去就来,千万不要再跑了。即将仓厍上锁。俩兄弟那里有心洗澡,逃命要紧,等看守人员一走,马上穿好衣服,把锁撬开,不要命的跑。队上四路发兵,始终未见踪影。八十年代落实政策,老大被找回顶职,老二不知下落何方。据说彭凯的哥哥彭奇一家也在株连之例。
够了,什么叫左祸猖獗?什么叫凶狠残暴?什么叫杀人如麻?由此可见一斑。在抓“黑杀队”的过程中,对出面制止或有不同意见者,说是阶级立场不稳,与“黑杀队”同罪。吓得谁也不敢过问,任凭恶性澎涨,暴行泛滥,越杀越凶。有人说:“杀猪要扯税票,杀牛要经批准,杀人和杀鸡一样,想杀就杀。”干部是“背起包袱下乡,勾起脑壳走路,吊起脑壳呷饭,日夜提心吊胆”。这就是当时群众的反映和干部精神状况的真实描述。
到八月下旬,资江河里的死尸,象放木排一样,接二连三,观者云集,邵阳市自来水厂的抽水机莲蓬头也被死尸堵塞,水质腥臭。市民半月不敢饮用河水,市众哗然,民怨沸腾,民政部门组织了一些小船沿河上游捡埋尸体,每具五至十元,市内也以同样方式,派人拉板车沿河捞尸,运到郊外掩埋。群情才稍为安定。
八月二十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国防线路施工大队副政委陶柏荣,率139师施工连经衡阳、邵东、到该县境内,驻扎在塘田市国防线路增音站。一天,他看到一队人马,气势汹汹,杀气腾腾,捆绑着一大串人往资江河里推。经多方询问,方知是在处死“黑杀队员”,乱砍滥杀的无政府状态极其严重。面对如此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地方政府当局居然无人过问。他被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和正义所驱使,冲破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挺身而出,跑到塘田市区委机关,找到区武装部长肖长青和靠边站的区委书记宁 斌等,经交流情况后商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召开基层干部大会。由解放军出面,区委发通知,把区、社机关全体干部和大队主要领导全部召集拢来,以四十七军师政委的名义召开全区三级干部紧急大会。八月二十五日上午,与会人员全部到齐,区礼堂挤得水泄不通,会议中一反以往嘈嘈杂杂的混乱现象,大家都聚精会神的听陶政委做报告。因会议召开正是时候,内容切中要害,会场内外,格外宁静肃穆。陶柏荣政委重点宣讲毛泽东思想,讲解人民民主专政的重大意义,强调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狠批乱抓、乱打、乱杀人的无政府状态,并明确指出,乱杀人是极其错误的,是违法犯法的,必需立即制止,真正有罪的要交由人民政府依法严办,谁也无权处置。今后,谁再乱杀人,不管他出身如何,都要追究法律责任,都要以命偿命。大家散会回去后对所抓人员,有问题的上交,其余的全部释放。陶政委正气凛然,果敢坚定,话语掷地有声,震慑力极大。尤其是“以命还命”一句,把人们从疯狂迷乱中拉回到正义理智的轨道上来,有人说是茫茫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面前的道路。陶政委考虑到全县类似的问题可能极其严重,自己又军务在身,鞭长莫及,便以师政委的名义与县支左办C政委通了电话,通报了塘田市紧急会议的情况,并要求县领导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刹住乱杀风,绝不能任其继续蔓延,危害人民,危害社会,玷污党的光辉形象。
塘田会议的精神象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迅速传遍了全县各地,引起了人们极大的震动。九月三日,县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并全体官兵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塘田会议为榜样,进一步研究制止乱杀人问题,决定四条:
1、            严格依法办事,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和秩序;
2、             严禁随意抓人杀人;
3、             区社不准介绍到外地抓人;
4、             一切在押人员立即无条件释放,真正有罪的送县军管小组处理。
但因紧接着又大刮所谓“红色台风”,“清理阶级队伍”。使“杀人风”与“刮台风”同时并进,直至十月份才平息下去。制止“黑杀风”陶政委功不可没,谁知县支左办的C政委反而说:只怪姓陶的不该开了那次会,致使以后又追杀了许多人。
有死里逃生者感谢陶政委的救命之恩,陶说:“那次我也犯了个冒充师政委的错误,因为县里也是团级,我们同级,他会听你的吗?幸好当时不戴军衔,使我冒充成功,回部队后,我还向师领导作了检讨,得到了师首长的谅解和支持,才侥幸过了这一关”。
据《邵阳县志》记载: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黑杀风”波及全县八个区四十三个公社、场、镇,272个大队,523户,被杀295人,被逼自杀277人,合共572人,其中农民492人,国家职工55人,其它25人。年令最大的78岁,最小的只有4岁,还有204人被毒打致伤致残。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落实政策,才还给人们一个清白。
 
 
附录一:
陶柏荣:
杀 人 者 偿 命
 
1968年8月,我时任47军国防线路施工大队副政委,施工部队当时驻扎在湖南省邵阳县塘田市区委附近。一天上午,区委的一些干部和驻地的一些农工向我反映:“一群农民手持梭标,将一个被绳索捆绑的中年农民活活打死”,他们还说:“在这个区的其他一些公社也有类似这种打死人的情况”。我听后十分吃惊,感到势态极其严重,当即向来反映情况的人问清原因。他们说:“近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农民传说:地、富、反、坏分子组织‘黑杀队’,要杀贫下中农,那个被打死的人听说就是‘黑杀队’的人”。我进一步问:有什么证据没有?他们说没有什么证据,只是听说而已。
当时,我深深考虑着一个问题:自古以来,人命关天,没有甚何证据胡乱抓人杀人,岂不是无法无天,如果不及时制止这种乱杀风,任其蔓延下去,不知有多少无辜者将被杀害,身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名解放军干部,不能见此而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一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敲打着我的心灵,决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坚决制止这种违法犯罪行为。
当时区委、区政府的领导靠边站,整个区里的工作由武装部长主持。于是我找来区武装部长和靠边站的区委书记等人,研究如何制止这种乱杀人现象,他们认为:在当时形势下,只有军队干部出面开会,才能奏效,于是一致决定第二天(8月25日)上午,召集区、社、大队干部、治保主任、民兵营长及区直属单位的全体干部职工开紧急会议,在区委礼堂里由我作报告。
报告中我讲了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和国家的有关法令,严肃地指出这种无法无天,随意乱抓人杀人的犯罪严重性,号召真正的革命职工,广大的贫下中农,勇敢地站出来宣传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制止这种乱杀人的严重犯罪行为。我反复强调指出:“今后谁要是再乱杀人,就要追究谁的法律责任,就要谁以命偿命!”
报告作了大约三个多小时,听报告的约有四、五百人,会场座无虚席,因座位不够,不少人还站在会场的过道上听,全场鸦雀无声,一片肃静
散会后,很多人边走边说:“陶政委这个报告,讲出了我们想讲但又不敢讲的心里话,回去后一定要立即制止这种杀人犯罪行为”。
后来,我听说我作报告的当天下午,有一批人本来要被处死,被听报告的人回去后立即制止了这场杀戮而幸免于难。
事隔36年的今天,邵阳县的父老乡亲们还念念不忘当时当地的真实情景,许多人称我是当年邵阳县人民的“话菩萨”,而对我一再表示感谢,让我婉言谢绝。
2000年9月,中共邵阳市委党史办,邵阳市档案局编写出版的《中共邵阳市历史大事记》一书第195页至196页中记载了这件事。
人老了,有些怀旧,尤其是过去亲身经历难忘的事情还记忆犹新。每当夜深人静时回忆起这件往事,心里便感到无限的欣慰和愉快。
 
 
附录二:
宁 斌:
 塘田市抓黑杀队始末
 
作者简介:
宁 斌,邵东县人,1932年生,解放初参加工作,由邵阳县公安局政工室调县人事监察科任副科长、劳动局长,1964年任塘田市区区长、区委书记,73年调任邵阳机械厂任政工组长、厂党委委员,后又调邵阳合成洗涤剂厂,退休。现随小儿在深圳定居。双眼患视网膜炎症严重,左眼基本失明,右眼视力0.2,要用800度的眼镜才能看书写字。提及当年在塘田市区委书记任内“抓黑杀队”的往事,心情激动,无法平静,几乎是摸着笔在纸上写出了往事的回忆---《平淡一生》。下文章是其中的一节,文字略有改动。
                       
 
 
1968年,我正在邵阳县塘田市区区委书记任内,七月,湖南道县发生“抓黑杀队”事件而杀害了大批群众,事情传播到了邵阳县,不少地方立即受到严重影响。记得在一次县里召开的区委书记会上听五峰铺区委书记汇报,当地民兵私设路卡,乱抓人、关人,混乱得很,一个从部队探亲回家的军属老大爷被当成“黑杀队”关押了起来,严刑拷打,群众反映强烈,形势极为严峻。会上大家发言激烈,纷纷要求县领导明确表态,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蔓延。而当时主持会议的县支左办、县革筹负责人刘某人却大谈“文化大革命是新生事物,是群众运动,不要泼冷水”之类,对大家的正义要求与强烈呼声不于回答,弄得大家思想十分混乱,心情非常沉重,行动无所适从。这次会议是“黑杀风”之所以扩展蔓延的根源所在。
八月“,黑杀风”发展到塘田市区,他们和外地一样,将“五类分子”及其子弟,也有少数外出打工、经商的人,还有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以及平时爱发牢骚、讲怪话、和对干部意见较多的人,集中到大队部办学习班,强迫他们交代所谓参加“黑杀队”的事,方法简单粗暴,捆绑吊打,严刑逼供,凡是进了学习班的,都要交代所谓参加“黑杀队”的问题。由于刑讯逼供,你咬我,我咬你,互相乱咬,咬得一塌糊涂。他们也搞调查,但在调查中依然刑讯逼供,指名问供,结果假材料满天飞,迅速波及全区各地,甚至邻近各县边界地区都受到牵连。
农民群众听说“黑杀队”要先杀贫下中农,都吓坏了,于是自动组织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弄得人人自危,不敢外出,连田间作业,上街,走亲访友都害怕,有的农民还设立了家庭岗哨,天不黑就全家上楼,还在楼门口准备有石灰、尿桶、沙罐之类做防卫武器。本地人不敢外出,外地人不敢进来,完全被一片白色恐怖所笼罩。我有一位堂兄,是家乡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听说我全家处境危险,很不放心,特意从邵东老家跑来看我们,不料在路途中听说塘田市岗哨林立,到处都在抓“黑杀队”,抓到人就往资江河里丢。吓得无法前进,半途而返。
不久,又听说黄塘公社邓宝民,从县粮食局遣返回家,因出身地主而被关押审讯,强迫他交代所谓“黑杀队”的问题,他趁看守不备脱逃,将贫协主席的小儿杀死,结果,邓被全家诛灭。这个恶性案例迅速波及全县每一个角落,形势更加紧张,乱砍乱杀如火上浇油,迅速扩大。塘田市区也在这时大开杀戒。一个一个的所谓“黑杀队员”,由大队贫下中农组成的所谓“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死刑,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五花大绑丢到资江河里淹死,有的活埋,有的铳决,有的刀砍,死刑五花八门,样样俱全。听说塘田大队就杀了四个人。该大队第四生产队的肖展林,地主子弟,老牌大学生,在大队集训时怕处死,想保命,便故意把问题讲得很大很大,说自己在湘黔边境组织了一个“黑杀队”,有当地的地县干部参加,因此被送到县公安局,经审查完全是假的,又退了回来,结果被农民活埋了。该大队笫六生产队的莫国文,因历史上当过土匪,参军后被清洗回家,运动中也被当成“黑杀队”丢到河里淹死了。其妻是武汉人,原在部队当护士,后随夫回乡,夫死后生活无着,被迫改嫁了一个石匠。好端端的一个家庭就这样被破坏了。
塘田市街上还有个姓唐的,家里开了一爿药铺,只因出身地主,也被丢到河里,他挣扎着浮出水面,被人用篙杆把他的脑袋敲碎后随波逐流。
当时的资江河上,每天都有很多尸体飘浮在水面上,一直流到了邵阳市,听说邵阳市临时组织检尸队,将死尸拖到麻子洼掩埋。据当时区委秘书统计,二十天内被杀310多人,其中大会前280多人,大会后又追杀了30多人。主要是怕报复所至。
        
 
正当“抓黑杀队”抓人越抓越多,杀人越杀越凶的时候,八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某部政委陶柏荣率人来塘田市国防线路增音站检查工作。当天,他看到下街河边跪着五个人被推到河里淹死,立即跑到区里找到我和区武装部长。我们的对话如下:
陶问:你是不是这个区的领导?
我答:也是,也不是。因为原区委党政机关己被冲垮砸烂,换成了“抓革命.促生产”临时领导小组,我虽是组长,但县里不信任我,不仅长时间没有参加县里开会,连电话联糸也中断了,听说他们正酝酿成立区革命领导小组。
陶问:听说你们这里杀了很多人!刚才我从河边路过,就看到有五个人被推到河里杀害了,这件事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不去制止?
我答:完全知道,也正在做工作,昨天晚上,我带区公安员到附近的三青大队,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他们当面答应得很好,保证不杀人,可是一转背就变卦了,有人还骂我是地主阶级的保护伞,阶级立场有问题。
陶问:能不能召开一个大会,把基层干部都召来,来一个大发动,下决心制止?
我答:我们开会,根本无人来,讲话无人听。
陶问:以我们军队的名义召开大会行不行?
我答:完全可以,他们如果听说是军队同志召开的大会,保证百分之百的到齐。
经商定:笫二天召开全区公社全体干部、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妇女主任到区里开会,由区委秘书用军队的名义发通知。笫二天上午十点钟之前,应参加会议的人员一个不少,全部提前到会,会场纪律严明,鸦雀无声,会议秩序出奇的好,开创了有史以来会场秩序优秀之先河。
大会由我主持,陶政委做报告。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大好形势,他说北京街头出现批斗彭 真同志坐“喷气式飞机”的照片,苏联拿到大肆攻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他进一步指出当时全区发生的大抓人、大关人、大杀人的恶性事件,特别强调说:这完全是破坏“文化大革命”,是往毛主席脸上抹黑,是犯罪行为,这笔帐在运动后期一定要清算的,即使你是贫下中农,也万万不能动手杀人,法律规定得明明白白,谁杀人,谁负责,杀人是要偿命的……。
报告的震慑力很大,尤其是“杀人偿命”一句,使不少人吓出了一身冷汗。讨论中都表示听话,回去后立即解散学习班放人。但也有少数顽固分子,执迷不悟,骂陶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为地主阶级讲话。会后,全区范围的乱杀人风立即得到制止,但有少数人怕被其后人报复,偷偷摸摸的搞斩尽杀绝,斩草除根,故大会之后,又追杀了三十多人,以后就再也没有发生乱杀人现象了。
因在大会后我又被人用铁丝捆绑批斗,连老婆也经常被批判陪斗,游街示众,斗争逐步升级,对死人数字也无法核实。
        
 
滥杀无辜的“黑杀风”,虽是从外地吹来的,但为害时间长,无人制止,无人过问,致使事态迅速发展,范围越搞越宽,恶果极其严重,根源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搞乱了社会,搞乱了人的思想,使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严重混乱局面。
在县里,当时的县革委领导和支左领导小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在“抓黑杀队”这个严峻的局势面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熟视无睹,无所作为,基层干部反映强烈,他们反而给下面的基层干部泼冷水,施加重重压力。他们自己放弃人命关天的大事不抓,却忙于干支一派,压一派的勾当,经常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给群众戴大帽子,而把广大群众中的正确呼声压下去,致使“黑杀风”越吹越远,越刮越凶,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具体到塘田市区,在文革初期,仅管外面天下大乱,但塘田市这块巴掌大的天,由于地处边远,消息闭塞,还是比较稳定。67年初,广西来了一支小小的“红卫兵”让学校停课闹革命还闹不起来,后来,县里发生了“打李保路”之争,有人传说县里公布了干部档案,说我是未来的组织部长,是县委书记、“黑线人物”李荣中的红人,我也没有详加分析研究,偏听偏信,为避免和“黑线人物”挂勾,免得日后挨批斗,便表态支持“打李保路”,区里的派性斗争从此开始,一派要打我,一派要保我,闹得乌烟瘴气,难解难分。本来这个派性之争我完全可以做好工作,谁知要打倒我的一派却和县里的派性斗争挂上了勾,背后还有支左办的强硬支持,这样一来,我就无法开展工作了,只好远走高飞,到更边远的芙蓉公社的一个生产队与农民搞“三同”去了。
仅管我暂时远走高飞,离开了派性斗争的是非之地,但还是走了和尚走不了庙。当时的革命大批判总要上挂下联,不管批谁,总要抓住我不放,我到底属于那种人把我自己都搞糊涂了。后来我又被造反派开除了党籍,我更加无所适从了。
在杀人高峰期,我虽为抓革命、促生产的临时小组组长,但不受县领导的欢迎,他们支持我原来的副手夺权上台执政。但是,上级尚未明文撤我的职,我仍然责无旁贷。因此,在杀人开始时,我立即跑到县里汇报,见到了一位县革委副主住,谁知他对人命关天的大事根本不屑一顾,我汇我的报,他做他的事,要听不听,要理不理,态度冷淡到了极点,连叫我坐的话都未说,让我站着讲,讲完后他淡淡地说:“这种事县里也没有办法,你自己看着办吧”。使我满怀希望而来,满腹狐疑而归,眼看无辜群众惨遭荼毒,而我却束手无策,叫天(上级)天不应,叫地(下级)地不灵,搭邦陶政委挺身而出,主动出面制止,否则,“黑杀风”将会无休止地发展下去,死的人将会更多更多,后果的确不堪设想。
七十年代初,我离开了塘田市区,先在地区水利工程队任革委委员,负责抓文革中的经济清理工作,七三年调邵阳机械厂任政工科长,负责落实政策,七四年该厂召开党代会,我被提名为厂党委委员候选人,可是,邵阳县委硬要插一杠子,说我在县里工作有问题而横加阻栏,幸亏机械厂领导英明果断,不为派性所阻,坚持重在表现,而不轻听轻信,经过一个短暂的时期后,仍然追补我为厂党委委员。
由此可见,当时的邵阳县革委领导派性思想是何等地严重,“抓黑杀队”的重大责任是无论如何也推不掉的。
 附录三:         
乱杀风中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绝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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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启山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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