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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荒唐愚蠢的教育革命

林启山 发布于:
 
荒唐愚蠢的“教育革命”
 
 
文革前,邵阳县的中小学教育在地区名列前矛,1963年天大旱,全县各项经济指标下降,唯独大中专统考成绩居地区笫一,县委书记说“搭帮教育捞回了面子”。
文革中说:学校过去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是“臭老九”、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现在要还政于民,教师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让他们夹紧尾巴做人。老老实实脱胎换骨。
1969年初,以C政委为首的县革委决定大刀阔斧的改革教育体制,搞教育革命。
决定从本年下学期起,县办中小学全部下放,改成公社办高中,大队办初中,教师回原籍教学,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立即全面开花,到1971年,高中由原来的两所发展到62所,增加了30倍;初中由原来的9所发展到103所,增加十几倍;完全小学由原来的118所增加到329所。多了两百多所。发展速度之快确实惊人。
学校多了,学生倍增,在校高中生由1966年的772人急增至3525人,为原来的4.5倍;初中生由4500人急增至16605人,为原来的三倍多,真可谓成绩巨大。
学校大增,学生大增,校舍如何解诀?可惜祠堂、庙宇、庵院、寺观等公众场所,在破“四旧”中全卩被毁,只好因陋就简,或挤占民房,抑或轮流上课、露天上课。
师资力量跟不上怎么办?为平衡起见,所有教师都回原籍教书,但仍然奇缺。原来11所中学,391名中学教师,校平均35人,后发展至165所,校平均只有两个半人,而且分布极不平衡,唯一的解决办法只有层层拔高,原来的初中教师教高中,小学教师教初中,初小教师教高小,还是不够,招收大量的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到1972年,小学教师超过三千人,民办占67.3%,中学教师超过两千人,民办占36.4%。原县一中校长去了家庭所在的大队当小学校长,而许多原来由大专院校分配而来的、家住外地的高学历的教学能手,则被逼得远走高飞,大量流失。
由于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学校的领导权在公社、大队手里。吸收教师只能由公社和大队推荐,只讲关系和出身,不要考核,不顾学历、和教学能力,滥竽充数,误人子弟。
对于学校的领导更是笑话百出:老教师有管理经验,有教学才能,但多数出身不纯,或本人有历史污点,或周围环境、社会关系有问题,在阶级斗争极其紧张的当时,这些人是二等公民,政治贱民,属于入另册的人员,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做事讲话极其谨慎小心,不让、也不敢起骨干带头作用,积极性无从发挥,受到极大的压抑。而派到学校“掺沙子”的所谓“领导”,则学识差,能力薄,甚至根本不懂教学和学校管理,只知道搞极左,抓阶级斗争整人。摆出一幅趾高气昂的领导架势,居高临下,硬充好汉。有位老教师在批改一份学生作文时,为承前启后,顺应全文的口气,引用了毛主席“一唱雄鸡天下白”的诗句,使文章增色不少,而该校领导却似懂非懂,连连摇头,武断地说:“搞错了,搞错了,你是别有用心,只能天下红,哪能天下白?”硬要把他揪出来示众,斗垮斗臭。后来别人告诉他这是引用毛主席《和柳亚子》的诗,他还强嘴说:“毛主席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在用人问题上,因文革流毒太深,凡本人出身、社会关系、家庭成份有问题的,或因什么问题挨过整、受过处分竹,不仅得不到重用,仍然和“臭老九”一样,另眼相待,极尽管、卡、打、压之能事。有位中学女老师患肝炎病,医师证明住院治疗,该校长却百般刁难不批,害得她跑学区、跑县教育局,摆出医院检查的全部证明后,被批准住院,校长还责问医师,“你知道她父亲有严重历史问题吗”?医师回答说:“我只知道治病,不知道去查她家的政治历史”。教师病愈出院后,学校立即召开她的批斗大会,说她“目无组织纪律,未经学校批准,擅自住院治病”。这位女教师愤然申请,离开了邵阳县,被调入邵市二中,当了该校物理教研组组长。当时由于领导滥用权威,以“左”治人,迫使大批教师“孔雀东南飞”。全县文革时有本科学历的老师281人,到1986年只剩下74人了,“跳槽”走了四分之三。
当时教师的工资待遇极低。小学民办教师,每人每月由县财政补助5元,中学补10元,在生产队按同等劳动力记工分。虽然待遇极低,但许多回乡知青仍拼命往里钻。
至于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更使人哭笑全非,解放十多年来,曾进行过多少改革尝试,并己初步定型,仍然万变不离其宗,还是以教材为主,课堂教学为主,授课教师为主的“三为主”办法。这次大破大立大革命,把原来的教学内容,一概斥之为“封、资、修”的“黑货”,全面批判推倒,说“那些东西,只能培养出修正主义的黑苗子,必须彻底砸烂、打破”,教育部审编的教材也一律不能用。只能以《毛主席语录》代替语文,用家史、村史、校史代替作文课,用“三机一泵”(即柴油机、拖拉机、抽水机和水轮泵)等机械的简单知识代替自然科学知识。学生不可能按步就班的得到系统的文化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培养,结果挂的是高中牌子,实际上是小学底子。
当时还有一种时尚,叫开门办学。教师带学生走出教室,大办农场,无论中学、小学,都要有校办农场,叫“又红又专的实习园地”,上学时课本不带无所谓,锄头、扁担、粪箕等生产工具一样都不能少,凡召开教育现场会,即参观校办农场,以勤工俭学为中心。
学制改革,按全国统一部署,小学六年被改成五年一贯制,取消四、二分段。原来中学六年,分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现在各减一年,改成初中两年,高中两年的“二、二制”。
取消考试制度。说过去考试频繁,把学生当敌人,搞突然袭击,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叫“考试,考试,老师的法宝;分数,分数,学生的命根”。全部取消考试,连升学考试都不要了。教师丢了“法宝”,无依无靠;学生丢了“命根”,失去目标,无所适从。
学校招生不看成绩看出身,谁上学,谁不上学,全由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按他们的头脑印像和学生的家庭成份定,学校无权选择,学生听天由命,升学成了某些人的专利。文化知识每况愈下,白字笑话满天飞。传说有个参加铁路建设的女知青在工地上给家里写信,说“天天在山上与男同志一起打抱,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了”,父母接信后急得要死,启口来血,立即往工地察看,才弄清事实真相,原来她把打炮眼的炮字写成了抱,把胆量的胆字写成了肚,结果闹出了天大的笑话。还有个知青在三线工地写信回家要雨伞,他把伞字写成了命字,写“有命拿命来,无命拿钱来买命”,父母不知儿子究竟犯了什么大法,气得在地上打滚。还有两兄弟上三线建设,哥哥从连队调往指挥部,弟弟写信给家里说:“哥哥上吊了”,父母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大事,立即前往工地,才弄清“上吊”即为上调的真相。如此笑话举不胜举。
1977年恢复高考,邵阳县的“教育革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1977年到1986年的10年中,全县参考的学生共48415人,录取的只有4051人,升学率只有8.37%,其中本科生只有918人,仅占2.5%,绝大多数为复读生;初中毕业升高中的只有三分之一。恢复高考四年后年年望尘莫及,才逐步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和关注,为什么会是这样?如何改变落后状态?
1981年7月,邵阳县人大常委会经过认真研究后,作出了《关于调整普通中学的设点布局,扎扎实实提高教育质量的决定》,高中收回县(区)办,塘田市区为大区可办两所,其余的区各办一所,初中归社办,每社一所。教师以区为单位统一调配,先满足县(区)办高中。校办农场除少数保留外,余该退还生产队,保留的也实行承包责任制。
这样调整,比原来的“革命”确实前进了一大步,但由于折腾的时间长达十余年,元气大伤,时至今日,用愚昧酿成的苦酒还得继续品尝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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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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