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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聋哑

在一个金瓶梅的时代,做一个清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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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你是尹瑞娟,我是崔明亮——时间的《站台》

无脚的鸟 发布于:
    这个题目模仿的是电影《广岛之恋》的最后一句台词。虽然不是同样的调度手法和美学风格,但是同《广岛之恋》一般,贾樟柯的第二部电影作品《站台》同样充满了时间与记忆,交织着时代和个人的变数。电影是时间的艺术,塔尔柯夫斯基说,导演的工作就是雕刻时光。如同一切对时间和生活敏感、对艺术和良知忠实的作者一般,贾樟柯用他的《站台》投射给我们的是中国电影中难得的浸润着时间与真诚的生命影像,是生命而不仅仅是生活,但生命的感怀又首先是从往昔点滴的生活濡染出来的,且听——
   “人都到齐了吗?点名!……”,电影中的第四个镜头,一个固定的长镜头,文工团的团长一一的喊出剧中人的名字。“点名”,在一个讲究组织性、纪律性的时代里,是一种意义明确、印象深刻的“人文”景观。这种独特的“报幕”方式,符合了这部史诗剧所要体现的时代感,可在笔者听来,“……姚二勇……尹瑞娟……张军……崔明亮,崔明亮?……”,这些普通人的普通名字,一一念去却都是作者贾樟柯的声音,是作者在对记忆中那些曾经相识的年轻生命发出柔声呼唤。
    贾樟柯深受纪实美学、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在《站台》里,导演不遗余力地用美术、用服装、用墙上的标语、用同期声、用方言、用电视广播来求得空间的逼真,而空间的逼真为的是特定时代里生活的逼真再现,这一点已经无用赘言。但是在笔者看来,《站台》里空间的逼真更重要的是为了时间的自然自在,而生活的再现为的又是回过头去打量曾经的生命历程。虽然作者巨细无遗的营造着空间的逼真,《站台》里也没有一个超现实的镜头,它可以当作纪实美学的模范展现,但是诚如巴赞所说的,电影只能是生活的渐近线,所以,《站台》让人感受最深的是还是它的时间。作为时间的《站台》,它的时间感和生命力度不是建立在其实根本就不能完全复原的空间和人物身上,再现也只能是一种带着时间与记忆的再现。《站台》是一首歌的名字,站台是起点也是终点,在《站台》的导演阐述中,贾樟柯提到:“在自然的生老病死背后,蕴含着生命的感伤,花总会凋零、人总有别无选择的时候,无论如何,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人。”因为主题是人,因为作者的美学态度,大量的非职业演员自然自在的“表演”成为了这部电影的选择,而人除了时间还有什么其他主题呢?
 
    时间不长不短,十年而已!剧中人的故事被设定在1979~1989这个政治、经济、观念、伦理急剧变动的时代里,但是人物的命运、人物的情感起伏在导演似乎是不动声色的调度中,散发出的时间的哀伤和无奈已经超越了设定的时空,那已经是一种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空间中都会存在的普遍的人类情感!不然,为什么后于那个时代的人看了会这样感动!?除了侯孝贤的电影,这种充盈饱满的时间感和真诚的生命感怀在其他中国导演的作品中还十分罕见。
 
    时间如水,本没有差别,但在特定的时代里,却可以有强弱。在崔明亮、尹瑞娟们成长的年龄中,最有力的时间是属于政治意识的、家国权力的——“给你们点自由,你们就搞资产阶级那一套”,这是崔的父亲判出的时间;“你还有那接受能力啊,老看外国电影”,这是尹的父亲划出的时间;“社会分工不同,我是文艺工作者”,这是崔明亮曾经骄傲过的时间;“我二姑让我去见个人……我爸对你们家有成见”,这是尹瑞娟曾经身不由己的时间!在那个暧昧的时代里,这些强势的时间不是崔明亮、尹瑞娟们主动承受的,可又常常无奈接受了。但是,他们最大的承受还不是这些,他们更多承受的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在成长的十年中必然要承受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交织在亲情、友情、爱情、职业、婚姻的迷惘之中,交织在昨天、今天、明天、此地、他乡的漂泊之中。这种体验里的生命伤痛不完全是时代划定的,它绵绵若存,体之不尽,恍若时间本身;所以,在永恒的时间本体面前,崔明亮、尹瑞娟在成长中的一切伤痛和无奈,他们有、他们以前的人有、他们以后的我们也有!
    当强势的历史时间和永恒的本体时间合作发力时,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份、对自己的命运都有着或多或少的无奈!这种无奈决定了机位只能是固定的、或是轻轻的摇一摇、或是远远的看一看,无奈使得摄影机不愿过于靠近它的人物,而无奈中透出的对生命的流连又使它更不忍离开!长镜头、固定镜头在《站台》不仅仅是一种美学风格,更是一种人生的体悟和态度。这里,我不得不不闲笔赘地列出一些本人最喜欢的镜头,因为贾樟柯在这些镜头中给出的时间感是最绵弱而又最有力的:
在这十年里,尹瑞娟曾经在那小城墙下茫然无措的解开辫子又收起辫子,然后又呆呆地听着画外火车发车前的广播声。摄影机只是远远的在一旁,仿佛在注视,可又看不清任何的细节——不为情节、只为情境。在笔者看来,这个开始于尹瑞娟和崔明亮“摊牌”的长镜头,作者对时间的尊重和细腻的场面调度,与任何一位电影大师相比也不逊色,而且在画面中,会看时间的人还会看到画面右侧吹起的尘沙,有了风就有了时间!
 
    在这十年里,尹瑞娟曾经站在大礼堂上吟诵完“风流哦风流……”的诗歌,伴着《姑苏行》的笛韵,在阳光下站在画面右侧无奈的朝完全不对应的左侧看去,镜头没有随之移动,我们不知她看什么,下一个镜头也只是崔明亮坐在自行车后朝画右驰去,镜头的组接完全不是为了常规的匹配目的,贾樟柯可不会去经营什么经典的儿女场景。尹瑞娟的画面中又有风,吹起了她那不知所措的耳发——有哪位少女在青春年华里没有如此惆怅无措地伫立过呢?
    在这十年里,尹瑞娟曾经相过好多次亲。在电影叙事当中,她还曾经在画面上消失了四十分钟,这四十分钟被导演用来追随崔明亮的漂泊以及崔的表弟(作为付出现代化成本的代表者)的命运。不同于安东尼奥尼电影中的安娜,《站台》里女主角的失踪不是侧重于形而上,这种失踪只是一个人的生活与另一个人的暂时而又真实的分离。贾樟柯展示的是生活,而生活有离有聚,尽管另一位女主角钟萍消失了以后直到电影结束也没有再出现,可电影的结束又是什么呢?那不过是时间没有继续讲述下去而已,谁敢保证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的某地,我们不会再遇到她呢?有幸的是,当镜头跟随漂泊者回到了家乡时,我们又看到了尹瑞娟——这时她已经不再相亲了,她身在公务员的办公室,伴着收音机里的《是否》独自起舞,而镜头竟然一动不动!我不知道还有谁会在摄影机开始用运动镜头拍跳舞以后还会拍摄一个不动不剪的舞蹈镜头!不是贾樟柯不会把镜头摇来晃去,不是他不会咔嚓咔嚓的剪,这样沉得住气的镜头没有一种强大的态度是不能承受的,这种态度就是一种天地不仁而又眷恋至死的怀念!
    有一个五分钟的长镜头,应该是电影中最长的一个镜头。逆光中,窗台下,尹瑞娟和钟萍,两个性格不同的女孩东拉西扯,打发着她们的闲散的时光。一部两个半小时的电影讲述了十年的故事,我们可以想见时间压缩的比例,可在这个镜头中,叙事的时间与实际的时间完全一致,没有做丝毫的缩减。不是作者不懂得凝练,因为我们知道,这十年中肯定有过这样的五分钟,或男或女,谁没有过一个午后闲散的五分钟呢?那是生命中真实的体验,于是贾樟柯就用完整的五分钟去记录它。对待生命,贾樟柯的镜头有一种散漫的精准和漠然的专注!
    提到这个“散漫”的镜头,就可以转到崔明亮了!他也曾和朋友们在邓丽君《美酒加咖啡》的歌声中,在居室里闲聊着汾阳在哪里,汾阳以北是哪里,再往北呢……,于是绕了一圈后发现还是汾阳。年少的人,就这样似有若无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貌似无力的一个长镜头,结合人物的话语,结合墙壁上的政治人物画像,结合收音机里的歌曲,导演用他散漫而精准的场面调度在为一个暧昧的时代、暧昧的年龄寻找着它的坐标。
 
    时光在慢慢消逝,就像电影中只通过画外音暗示其存在的站台一般,一种更强大的时间在冥冥中推动着一切。家国天下、意识形态,终于也像远去的火车一般慢慢减弱了其声势,可是被它们折腾过的少年人,已经是天涯一方了——因为长大了。当新的时代坐标诞生后,崔明亮和尹瑞娟曾经相处过的文工团被承包了,县文工团的慰问演出逐渐替换成霹雳柔姿歌舞团的走穴;崔明亮们也从“文艺工作者”转型为“吃这碗饭,难免受点制”的戏子。在“朋友再见……”的歌声中,崔明亮离开了家乡随着歌舞团去四方漂泊,尹瑞娟没有去送他,当我们再次见到她时,她在办公室里独自起舞!苏芮的《是否》一直延续到了下一个镜头,尹瑞娟穿着工商局的制服骑着小摩,在印着各种商业广告的街道间,从景深处面向镜头驶来;歌声继续延续到下一个镜头,崔明亮在歌舞团的卡车后看着镜头,身子却随卡车朝景深处驶去。镜头的剪辑从汾阳的马路跳到了他乡的马路,两人都看着镜头,一个驶来,一个离去,貌似反打的镜头加上延续的音乐似乎是连接了不同的空间,而实际的情境却明白地间离开了两人的目光——没有含情相对,只有咫尺天涯!没有多少解释,一个喜欢跳舞的女孩是怎么变成一个收税的人的,贾樟柯完全不作交待,“什么事情什么人改变了你的命运,什么事情什么人使你成为现在的你”,作为导演的贾樟柯没有解释, 作者在人生的聚散离合面前给不出说明——从来没有人在时间面前是全知全能的,一个女孩容颜的转变或许就是人世间最大的秘密!而崔明亮呢,他只能在漂泊的路上,偶尔的在地上点起一堆火,看着跳跃的火苗究竟像谁的舞姿呢?
    
    时光在慢慢消逝,十年前,崔明亮曾经在照相馆的橱窗里默默地看着尹瑞娟秀气的小照,然后离开。十年后,歌舞团在新的媒体世界中失去了观众,解散了,流浪的人也终于回到了人生最初的站台——家乡。物是而人非,照相馆的橱窗还在那里,“瞎跑”的崔明亮遇到了“还没啥变”的尹瑞娟,几句寒暄后,尹瑞娟朝橱窗走去,镜头随之转动,我们看到她在看橱窗里自己的照片;她又回头,朝画外的崔明亮看去,但是镜头却没有随之转动。贾樟柯不让我们看到画外崔明亮的反应,不敢还是无奈?我们不知道,可是所有经历过成长的人都会明白:这一回首间,已过年少时…… 
    时光在慢慢消逝,流浪者回到了中国人永恒的站台——家。可是崔明亮的家已经破裂了,时代不同了,父亲们消失了,再也没有在画面上出现。崔的父亲开起了商店,和另外一个女人住在了一起,在毛阿敏的《渴望》中,父亲的家垮掉了。影片快结束时有一个镜头,一个男子挥动着铁锹一下一下铲着房上的积雪,纷纷抖落的雪花仿佛是抖落的青春岁月,崔和尹的家在最后一个镜头里不做任何交代就建立起来了。
经过了流浪和离散,当我们可以选择时,最纯真的年华却已经过去了,我们感到这个家一开始就很疲惫,疲惫的像是不要理由不带激情的自动建立起来的,因为中国人总要成家的!这个“站台”不是带着冲劲的火车驶达的“站台”,这个“站台”更像是火车跑的没有了力气时停靠的“站台”!十年前的痴痴茫茫的小儿女忽然间就已是人父人母了,慵懒的中年境况在琐碎平淡的家庭生活中等待着,伴着壶中水开的一声长鸣,八十年代结束了…… 
   
时光在慢慢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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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聋哑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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