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模仿的是电影《广岛之恋》的最后一句台词。虽然不是同样的调度手法和美学风格，但是同《广岛之恋》一般，贾樟柯的第二部电影作品《站台》同样充满了时间与记忆，交织着时代和个人的变数。电影是时间的艺术，塔尔柯夫斯基说，导演的工作就是雕刻时光。如同一切对时间和生活敏感、对艺术和良知忠实的作者一般，贾樟柯用他的《站台》投射给我们的是中国电影中难得的浸润着时间与真诚的生命影像，是生命而不仅仅是生活，但生命的感怀又首先是从往昔点滴的生活濡染出来的，且听——
“人都到齐了吗？点名！……”，电影中的第四个镜头，一个固定的长镜头，文工团的团长一一的喊出剧中人的名字。“点名”，在一个讲究组织性、纪律性的时代里，是一种意义明确、印象深刻的“人文”景观。这种独特的“报幕”方式，符合了这部史诗剧所要体现的时代感，可在笔者听来，“……姚二勇……尹瑞娟……张军……崔明亮，崔明亮？……”，这些普通人的普通名字，一一念去却都是作者贾樟柯的声音，是作者在对记忆中那些曾经相识的年轻生命发出柔声呼唤。
贾樟柯深受纪实美学、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在《站台》里，导演不遗余力地用美术、用服装、用墙上的标语、用同期声、用方言、用电视广播来求得空间的逼真，而空间的逼真为的是特定时代里生活的逼真再现，这一点已经无用赘言。但是在笔者看来，《站台》里空间的逼真更重要的是为了时间的自然自在，而生活的再现为的又是回过头去打量曾经的生命历程。虽然作者巨细无遗的营造着空间的逼真，《站台》里也没有一个超现实的镜头，它可以当作纪实美学的模范展现，但是诚如巴赞所说的，电影只能是生活的渐近线，所以，《站台》让人感受最深的是还是它的时间。作为时间的《站台》，它的时间感和生命力度不是建立在其实根本就不能完全复原的空间和人物身上，再现也只能是一种带着时间与记忆的再现。《站台》是一首歌的名字，站台是起点也是终点，在《站台》的导演阐述中，贾樟柯提到：“在自然的生老病死背后，蕴含着生命的感伤，花总会凋零、人总有别无选择的时候，无论如何，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人。”因为主题是人，因为作者的美学态度，大量的非职业演员自然自在的“表演”成为了这部电影的选择，而人除了时间还有什么其他主题呢？
时间不长不短，十年而已！剧中人的故事被设定在1979～1989这个政治、经济、观念、伦理急剧变动的时代里，但是人物的命运、人物的情感起伏在导演似乎是不动声色的调度中，散发出的时间的哀伤和无奈已经超越了设定的时空，那已经是一种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空间中都会存在的普遍的人类情感！不然，为什么后于那个时代的人看了会这样感动！？除了侯孝贤的电影，这种充盈饱满的时间感和真诚的生命感怀在其他中国导演的作品中还十分罕见。
时间如水，本没有差别，但在特定的时代里，却可以有强弱。在崔明亮、尹瑞娟们成长的年龄中，最有力的时间是属于政治意识的、家国权力的——“给你们点自由，你们就搞资产阶级那一套”，这是崔的父亲判出的时间；“你还有那接受能力啊，老看外国电影”，这是尹的父亲划出的时间；“社会分工不同，我是文艺工作者”，这是崔明亮曾经骄傲过的时间；“我二姑让我去见个人……我爸对你们家有成见”，这是尹瑞娟曾经身不由己的时间！在那个暧昧的时代里，这些强势的时间不是崔明亮、尹瑞娟们主动承受的，可又常常无奈接受了。但是，他们最大的承受还不是这些，他们更多承受的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在成长的十年中必然要承受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交织在亲情、友情、爱情、职业、婚姻的迷惘之中，交织在昨天、今天、明天、此地、他乡的漂泊之中。这种体验里的生命伤痛不完全是时代划定的，它绵绵若存，体之不尽，恍若时间本身；所以，在永恒的时间本体面前，崔明亮、尹瑞娟在成长中的一切伤痛和无奈，他们有、他们以前的人有、他们以后的我们也有！
当强势的历史时间和永恒的本体时间合作发力时，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份、对自己的命运都有着或多或少的无奈！这种无奈决定了机位只能是固定的、或是轻轻的摇一摇、或是远远的看一看，无奈使得摄影机不愿过于靠近它的人物，而无奈中透出的对生命的流连又使它更不忍离开！长镜头、固定镜头在《站台》不仅仅是一种美学风格，更是一种人生的体悟和态度。这里，我不得不不闲笔赘地列出一些本人最喜欢的镜头，因为贾樟柯在这些镜头中给出的时间感是最绵弱而又最有力的：
在这十年里，尹瑞娟曾经在那小城墙下茫然无措的解开辫子又收起辫子，然后又呆呆地听着画外火车发车前的广播声。摄影机只是远远的在一旁，仿佛在注视，可又看不清任何的细节——不为情节、只为情境。在笔者看来，这个开始于尹瑞娟和崔明亮“摊牌”的长镜头，作者对时间的尊重和细腻的场面调度，与任何一位电影大师相比也不逊色，而且在画面中，会看时间的人还会看到画面右侧吹起的尘沙，有了风就有了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