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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_169625

我是虎扑的jrs,在这里写影评练笔,暂时就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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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对生命治理术的反抗

529_169625 发布于: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是典型的好莱坞小人物自我救赎、自我抗争的电影,但除了几个特定场景,它没有沉醉于描述电影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剧情迅速的从“一个艾滋病患者的自我救赎”变成了“一个药贩子大战FDA”,从而为电影增添了冲突的另一维度:对生命“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按福柯的术语)的反抗。

 

主人公Ron Woodruff是个普通的石油工人,拿着微薄的薪水,整天忙着和猪朋狗友赌博,最爱看骑牛大赛,最要命的还是他又吸毒又滥交,黄赌毒烟酒五毒俱全,而且还是所谓的“redneck”。红脖子Ron和其他同伴一样,过去对同性恋者、艾滋病患者偏见、敌视;而感染艾滋病一事,却恰恰把Ron推向了他过去所敌视的人,过去那个Ron的“他者”。

 

Ron与另一名艾滋病患者、同性恋/异装癖Rey的关系演化,有着特殊象征。当时71%的艾滋病案例出自同性恋/双性恋,17%出自静脉血液注射——80年代艾滋病的概念才刚刚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公众传播信息的过程中,总少不了以偏概全、故意夸大的情况,再加上保守文化氛围下的民众对同性恋的敌视,一个不幸感染艾滋病的人通常会被同时挂上“基佬”的标签并处处受到排斥(哪怕他根本不是)。昔日谈到同性恋时满口faggot、cock sucker的Ron,如今却被昔日同伴当做faggot;Ron曾希望将自己与基佬们“划清界限”,重新融入他的红脖子伙伴们,可惜社会标签一旦贴上,就不会那么轻易的摘下。从医院回到家,却看到自家墙上被人涂上“faggot blood”、拿着步枪轰开被人锁住的家门、朝着大街狂呼“我TM的还住在这里,听到没?”,他大概终于放弃“回归主流”的努力。

 

可能正是因为体会到到被边缘化的痛苦,Ron才渐渐理解并宽容对待作为他者的LGBT群体。Ron昔日的同伴TJ与Rey在超市相遇,Ron见TJ对Rey表情不屑且拒绝与Rey握手,Ron便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强迫他与Rey握手。这对于过去的Ron而言简直不可想象,也并非因为Rey是他卖药的“生意伙伴”。Ron依旧厌恶同性恋文化,但红脖子主动去同性恋酒吧兜售药品、与基佬分工合作做生意,本身就是个不简单的“和解”。现实中的Ron Woodruff并没有同性恋/异装癖生意伙伴,且据说也并非像片中描绘的那么“恐同”,那么编剧如此的描写策略恐怕只能归结为:通过一个与自己反差极大的虚构人物反映Ron这个角色的“自我意识”及其变迁。

 


所谓“买家俱乐部”,是指艾滋病患者通过支付会员费,可以每月领取任意数量抗艾药物(而不是像每次去医院开一次处方买一次药)。Ron这个艾滋病患者之所以会从事违法药贩子的职业、并且还颇有市场,根源还在医疗监管当局-医院系统-制药公司这三位一体的利益体系。随着艾滋病的泛滥,制药公司凭着商业嗅觉,盯住了抗艾药物的市场;然而资本的逐利性不仅要捕捉市场需求,也会为争夺市场而不择手段地排除竞争者——如果它有能力的话。本片中大公司Avinex的抗艾药AZT毒性过于强烈、太多副作用、且价格高昂,虽然药力强劲,但依然是治标不治本的药物,长期服用会破坏人体免疫系统,病人反而更容易死于各种细菌感染、并发症。经过那位隐居墨西哥的“江湖郎中”Vass医生治疗和教育,Ron终于意识到,没有任何药物可以帮他消除体内的HIV病毒、永远都会是HIV阳性,他唯一能做的只是尽力延缓死亡、确保自己免疫系统还能运作——这也正是目前治疗艾滋病主流的鸡尾酒疗法的基本思想。最初作为Ron主治医生、后来被大公司“收买”的Servard医生的话也旁证了这一观点:“这些人终将会死,没有什么长期效果可言。”

 

如果按鸡尾酒疗法的做法,患者更需要维生素或多肽引之类增强免疫力的药物,或者说市场上有比AZT毒性更小、且价格更便宜的药物(如片中提及的DDC),那么抗艾药物的消费者们肯定会选择后者。但作为药物监管当局的FDA却禁止AZT以外的其他药物在美国本土销售,理由冠冕堂皇:这些药物还未经过动物/人体活体试验,不能确定药物毒性;至于何时才能开展试验或发布研究报告,则以官僚机构的惯常习气百般推诿。FDA官员带队没收查封Ron的卖药俱乐部,满口仁义道德:我们的目的是阻止正在形成的非法药物市场;Ron痛斥没收他植物的FDA官员:“我们吃芦荟关你屁事啊?”FDA官员居然回答:“你这芦荟没有正确的标识,违反了FDA的有关规定。”

 

FDA在老罗斯福时代建立、并在小罗斯福新政时期获得审核药物销售资格这一大权,本意是要约束不正当竞争、纠正市场缺陷,保护人民的食品卫生安全;然而就像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提出的“规制俘获”(RegulatoryCapture)理论指出的,监管机构也可能沦为其所监管大企业的“俘虏”。历史上,FDA与资本金钱相勾结、阻碍更好更便宜药物销售、维护某些企业市场垄断的事情可不少。只需施加些金钱好处,监管者总愿意为大公司开后门、为企业建立垄断保驾护航;而监管者也总是乐于利用其权力去寻租。处于治病救人最前线的医院,亦被捆绑于利益链条之上,接受制药公司补贴,替制药公司的产品背书,宣称AZT经过临床试验“确实有效”,而其他药物因为FDA没有批准做临床检验而不能确定安全有效;反过来FDA又宣称,因为其他药物还没通过临床试验,安全性不能保证,所以不能在美国销售(至于Vass医生那大批治疗案例则被归于“非法数据”或没有做双盲试验)。有了这一套套逻辑,Avinex等大公司就可以垄断市场、靠着每盒上万元售价的抗艾药赚取百倍利润;相比之下,虽然不是什么慈善家、“服务态度”也颇恶劣,可是只收400块月会费、提供副作用更小的DDC的Ron倒真是“业界良心”了。

 

福柯在《性经验史》第5章中阐述了两种权力“管理生命”的形式,第一种便是“规训”,第二种则是“人口的生命政治”,后者就是利用诸如人口学、经济学、生命科学等知识和技术介入生命的出生、死亡、健康状况等要素,从而在宏观上控制调节人口的寿命、出生率、财富的生产和流通、公共卫生等。Ron等病人拒绝接受医院治疗,表明医患矛盾的加剧,不仅仅是个“向公众宣传解释”的问题:技术本身虽是中性,但掌握技术的人却又时刻被权力/资本左右;公众因工业社会的知识分工而选择在特定领域信任专家的知识,可“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规训与惩罚》)。当年“一根银针、一把草药”的赤脚医生的消失,就像Ron的卖药俱乐部被捣毁那样,所代表的远不止医疗产业更加“标准化”、“科学化”、“正规化”的趋势。

 

Ron和Rey这两个角色都被复杂的冲突所包围、构造,虽看似相差十万八千里,一个红脖子一个基佬,却又在混乱的私生活上“殊途同归”。这两个角色都是好莱坞电影工业塑造的典型个体,比如虚构的Rey代表对同性恋的刻板印象:娘娘腔、喜好打扮、软弱、善良、缺乏自制力……但这种集夸张特性于一身的角色其实更不好刻画,既要表现出异装癖者的妖艳一面,又要展现Rey作为艾滋病患者私底下的痛苦。因此相较于“卖点”有些类似的美骗的贝尔,马修麦康那和JaredLeto在扮演各自角色时不仅有减重、大幅改变造型的辛苦,而且表演时都有着那种把自己“扔出去”的疯狂劲头,显得更痛苦、也更“精彩”。也许Ron Woodruff会像《午夜牛郎》里的乔那样,成为又一个戴牛仔帽的经典都市电影形象。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Dallas Buyers Club(2013)
 

8 .3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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