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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革命的主体与革命的悖论 —— ——《十月围城》观后感

灰男人 发布于:

 

 

     纵观20世纪的前五十年,那是革命与战争的五十年,无论是对于世界,抑或是对于中国。辛亥革命便是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的开始。一直以来,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总得到强烈的认可,无论是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官方意识形态,抑或是社会上的普遍观点,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势在必行的革命,救民于水火的革命,也为革命最后的功败垂成而扼腕叹息,叹革命党人的软弱妥协,恨袁世凯盗窃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在我们眼里,辛亥革命一直被视为一个点而不是一个过程,《走向共和》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自辛亥革命后,标榜爱国、民主和正义的激进洪流便势不可挡,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它打开了关闭激进主义洪流的那扇门,但是每一次运动的背后所付出的代价相比之下却无足轻重,这其中也包括辛亥革命。 
     可以说以往的任何讲述革命的影视作品,都离不开上面的主题,从而一直都充斥着强烈的正反对立,主旋律式的剧情,影视作品和政治教化和政治宣传合为一体。最近的《十月围城》毫无疑问有着传统的主旋律式的色彩,却也让我看到了少有的一抹亮色,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革命的主角
以往任何讲述革命或激进运动的电影,无一例外都是赞美革命的,而且电影的视角无非都是集中在革命的领导人身上,少数伟人的英明决策叱咤风云,带领着人民群众赢得了胜利,即使是运动失败,那些伟人们最后也是为人民而死铁骨铮铮。但是在《十月围城》这部片子中,孙中山被罕见的屏蔽了如此之久,几乎是到了最后一刻我才见到了他的尊荣,《十月革命》的焦点是属于底层的平民,不是伟人们的英明神武,底层民众的选择和代价才是电影所关注的。正因为如此,革命不再被简单化,革命的更多细节得以披露,看到了如此之多的生与死,我们难道不动容吗?生命的价值与革命是天平的两端,《十月围城》就是这部衡量的天平。
 
 
革命的对立面
胡军所塑造的“反派”阎孝国是本片的有一个亮点,以往关于革命的影视作品中,反派总有几个特点: 1、反派必然是反动的,他的立场和观念都是反革命的;2、反派的反动立场赋予了他卑鄙无耻、贪生怕死、自私自利等性格;3、反派的长相也是非常猥琐的,要不肥头大耳,一副贪官鱼肉百姓的样子,要不就是鼠头鼠脑,一副奴才的模样。这样的安排的必要性在歌颂革命的主流剧情中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仅仅是立场上的反动不足以让观众感觉反感,作为观众我们都是感性直观的,只有后两点上做足文章,反派才会符合我们心中“坏蛋”的形象,总结一下就是,立场和人格挂钩,立场决定人格。但是在《十月围城》里,导演却让阎孝国却仅仅在第一点上符合了要求,也就是说,阎孝国只是一个立场上的反派,但是人格上他并不坏,这种立场和人格的剥离,在中国的革命电影中确实是少有的,而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反派,他以自己的见解,他同样心系国家百姓,他和那些革命人士一样铁骨铮铮。具体就阎孝国这个人物说来,第一,他认为革命推翻王朝是不能拯救这个垂危的国家;第二,他接受西学,但是他也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西方的观念,无论他批判的过程是否科学,至少他没有盲从;第三,他采用暴力手段镇压革命,但别忘了,当时那个时代,革命党同样宣传使用暴力推翻王朝,从手段而言,以暴制暴,没有谁比谁更加正义。去除了人格上的刻意诋毁,去除了简单的好与坏,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是在用有色眼镜去审视他,我们也更能够去倾听阎孝国的观点,愿意去站在他的立场上去理解问题,换做是以前的反派又会有谁愿意去倾听和理解他呢?倾听和理解就会慢慢的产生认同,当然未必是完全的认同了,但是我们不禁会想:“革命真的对了吗?”可以说,阎孝国的角色无疑是成功的。
 
 
    《十月围城》视角的转变提高了电影的可解读空间,革命主角从伟人到平民的转变,使我们能够更深的去了解什么是革命。革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群众运动,这是革命的主体,因此我们常常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拿《十月围城》而言,官方意识形态或许会发出这样的评价:“你看,老百姓们都支持孙中山呢!他们为了孙中山不惜牺牲自己,辛亥革命是向着民心,是进步的!”但革命的主体并非仅仅是无数个人简单的相加从而形成的集体运动,简单的个人不通过引导和组织,是不会形成集体力量的,因此对于革命主体的讨论,仅仅停留在无数个人这一现象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为什么会产生集体行为,这才是重点,而导致集体行动产生的力量,才是真正意义上革命的主体。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呢?或许大家已经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有人早已给出了回答:因为政治上的正确,通俗的说就是:孙中山的暴力革命是正确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符合时代潮流的。但是这个世界并非只是简单的按照政治标准而划分善恶,而把人民单一的归纳为某一群体也只是探讨问题上的偷懒,无助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这个现象。试问,他们都能理解革命的目的和他的纲领吗?《十月围城》中,沈重阳、伙夫阿四、小贩王复明、流浪汉刘郁白、被通缉的军人方天和他的女儿方红等人,他们都是因为理解了同盟会革命党人才选择了义举吗?正如后面一个情节所讲的:阿四告诉他的未婚妻阿纯,他明天要去保护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他却不知道那个人究竟是谁,可见,政治上,他们都是政治上无知的普通人,在当时香港是如此,在中国大陆更是如此。单单是政治上的动员,是无法发动一场运动的,因而仅仅是政治上的正确性是无法成为革命的主体。正如《朗读者》里面的汉娜,我曾经在一篇影评写道:一个读不懂书的女子,你叫她又如何能去理解纳粹事业对自己正确性的宣传呢?又怎么会因此献身于罪恶的纳粹屠杀呢? 
     让我们来看看《十月围城》里面涉及的人的诉求吧,通过诉求,我们往往能知道他们究竟为了什么。曾经联合义和团参加国与八国联军的作战的将军方天,后来由于战争失败,清廷向联军妥协,方天由于协同义和团,因此被清廷通缉,逃亡香港,而方天的愿望便是以合法的身份回故乡;而当方天死后,方红的诉求则是为父报仇。小贩王复明,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但是他的正义感除了来自自己的感性判断之外,还有他对侠义人士的崇拜,愿意惟命是从。流浪汉刘郁白,他受到商人李玉堂的知遇之恩,愿意报答李玉堂。伙夫阿四,他的诉求就是——老板满意我就开心了,是一种很简单有很纯真的主仆之间的效忠纽带。沈重阳的愿望则是,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和女儿,为自己以往的过失赎罪。这些诉求,本质上都是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但又都是乡土的,朴素的。虽然他们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离不开我们的传统社会的情结,阿四对李玉堂的效忠不亚于臣民与皇帝的关系;王复明和刘郁白,则是一股强烈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气息;方天和方红,表面上是恩怨情仇,实际上对故土的眷恋才是他们的最大的动力;沈重阳希望能够做会一个爸爸该做的事;甚至是维护清廷的阎孝国,恪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伦理,即使是面对陈少白这位他眼中的“叛党”、“敌人”,师恩的远远高于政治利益上的生死,让他放走了其关键作用的陈少白(试问,如果陈少白和阎孝国的位置颠倒过来,陈少白会放过阎孝国吗?),这种乡土情结,这种传统观念,它们并非为了革命而生,然而在革命当头,它们确能够为革命凝聚力量,或者说革命党人利用了这股力量,而不是他们通过政治宣传而产生的群众依附,比起后面这股力量,前者不可谓不强大。所以传统观念才是革命的真正主体,是传统观念让他们做出了这番生与死的选择。
     而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目标就是用暴力手段推翻清廷,取消帝制,然后建立新政权之后进行西方的政治经济改革。在陈少白和阎孝国之间的争论中,陈少白认为封建等级和封建等级最大的象征——帝制,是导致国家衰弱的原因。暂且不讨论这种结论是否正确,如果革命的目标就是要将封建秩序连根拔起,那么辛亥革命后中国长时间的混乱和痛苦(1911——1949)或许已经有了它的必然性。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哲学的悖论:上帝会创造出一块他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吗?同样的悖论是,革命会为了它的宗旨而毁灭了自己吗?事实上,革命所针对的对象便是它自己,它的主体,它所要推翻的,恰恰是它赖以发动的价值观,根深蒂固的社会理念,帝制所要求的君君臣臣,恰恰是传统观念的一部分,伦理等级向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帝制的存废,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实上,上帝是聪明的,对于那个他是否能创造出他搬不动的石头,他没有给出回答,更不会去实践;而革命却往往是失去理智的,而更加可悲的是,革命的人却从来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它一直到导演着一场自我毁灭的悲剧。这也就是革命所面临的最大悖论。
     或许我们还可以说,他们都是为了国家的强大,为了实现一个强国的梦想,这种梦想也能凝聚千千万万的人投身革命,但是我们不禁要反问如果说孙中山、陈少白他们胸怀强国的理想,那么清廷以及阎孝国就不是如此吗?以往的作品里以立场为界,立场让所谓的反派连诉求上都是投降卖国的,而《十月围城》却给了阎孝国很大的空间,他让我们看到事实上没有所谓的正和反,陈少白与阎孝国的争论或许事关生死,但是他们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们只是在为如何能强国而争论而已。而在这场争论中,阎孝国的观点值得让我们深思,他是电影里唯一一位批判的看待西方观点的人:
“列强愿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他们当然不希望,只有一个弱小的中国,他们才能够继续维持在中国的现状,那么假如西方不愿意中国的强大,那么另一方面那些西方的政治观点真的能够使中国强大,那么这不是矛盾吗?这不是狼子野心又是什么呢?”
阎孝国的批判确实值得商榷,但不乏有道理之处,而更值得重视的是,虽然他的结论是否定的,但是他的逻辑起点却仅仅是怀疑,对乌托邦的怀疑,对理想世界的怀疑,对简单的政治模式的怀疑,只有这种怀疑,才会产生出批判。这种怀疑是难能可贵的,试问一直以来我们对西方的舶来品不总是尊为真理吗?即使所谓的“中国化”,也没有在根本上对这些舶来品进行本质上的思考。阎孝国的眼里,社会是复杂的,政治是复杂的,偌大的中国,又岂是某些简单的意识形态所能够拯救的呢?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一旦被革命所打乱,所废除,带来的只会是混乱而不是一个新的中国。比起他的学生,作为老师的陈少白难道不应该汗颜吗?
     电影的最后,孙中山道出:“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十月围城》已经让我们见证了一出革命的悲剧,这出悲剧不仅包括社会每个个体肉体上的毁灭,而且也包括他们精神世界的灭亡,革命的最大合理性仅仅在于它用教条宣扬着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而当血淋淋的过程摆在我们的面前,当革命的热月过后,是无秩序的混乱而不是无秩序的美好时,我们难道不应该质疑“文明之痛苦”的必要性吗?我们的社会为了激进运动已经牺牲太多太多,如果鲜血还不足以唤醒我们,那么嗜血的群众和鲁迅笔下麻木的国民又有什么区别呢?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西蒙·玻利瓦尔的论调,作为南美的解放者的西蒙·玻利瓦尔曾经这么说道:“一个推动革命的人就如同在大海里跋涉。”它仿佛在与孙中山的那句感叹相呼应,细细品味,我不禁想到,在那历史的当口,玻利瓦尔一定犹豫过吧,事后或许曾经有过悔恨与不安吧;而孙中山呢?而中国人呢?
十月围城 Bodyguards and Assassins(2009)

7 .7 / 7 .7

十月围城(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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