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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 Lau

“要想不被人拒绝。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拒绝别人。”

http://i.mtime.com/ben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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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香港电影中的香港与大陆的情感变迁

louislau 发布于:
 
 
    1992年的陈可辛召集了张学友,梁朝伟,袁咏仪和汤镇业拍摄了搞笑大片《亚非与亚基》该片是对当时风光无限的古惑仔电影的嘲讽之作,其中一幕是说关公(汤镇业饰)在剧院中为亚飞(梁朝伟)与亚基(张学友)上位表功.在这一场戏中,国语配音与粤语原声之间发生了微妙的张力。这里涉及到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很多香港电影进入内地以后,特别是进入内地公映的香港电影都会出现因电检而出现的不同的版本。这个不同于原版的剪切版本被戏称为“阉割版”,这个版本是导演在电影(一般不包括香港与大陆的合拍片)为进入内地院线或者碟市发行而准备的更加迎合内地意识形态的版本。比如鬼是不存在的,所以陈可辛的《见鬼2》进入内地以后讲其中的鬼改为幻想出来的。因果报应是一种迷信,所以杜琪峰的《大只佬》到了内地后改头换面为《大块头有大智慧》,但是因为很多重要情节被删减所以该片被大陆观众抱怨实在是不知所云。另外,例如广电总局对与正义战胜邪恶的终极真理的执着追求,以及不可以宣扬黑社会,所以《无间道》的结尾以及《龙城岁月》(原版是《黑社会》,杜琪峰拒绝承认该片是其本人的作品)都有着与港版不同的结局。在《亚非与亚基》一片中国语的配音是汤所饰演的关公号召其手下帮派分子建立一个关公党。虽然我没有听粤语原声,但是从字幕中我赫然见到了一些不同的对白。原声中关公所要建立的是“信自己党”,原因是“大陆由共产党统治,台湾由国民党统治,所以香港也理应由自己人统治”,所以香港人想要自己治理香港,妄图建立的是“信自己党”。这显然是一个政治宣言。只有粤语原声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关公要建立一个党派却激动的连在戏院外监视他们的警察也会倍受鼓舞的随声附和,情不自禁的鼓掌言是。此时兵匪一家,都是香港人,站在香港人自身利益的同一起点上,港人同声共鸣,他们需要更加独立的自我利益的表达。这与中国大陆所宣言的“港人治港”的“一国两制”的概念存在暗合,那为什么会出现在国语配音中被偷龙换风呢?这实际上与大陆所言的“港人治港”是有一点区别的,为理解其中的区别我将要先引入一个在香港回归之前在港人中流行的一个“三脚凳”学说,来解释香港人对于香港前途命运的自我意愿。
     所谓“三脚凳”概念是指关于香港前途的谈判不应该只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事,其涉及港人的的重大利益,故港人应有权通过其代表参与谈判,即谈判的当事人应包括三方——中国政府、英国政府和港人(三脚凳)。有人认为任何中英两国政府经谈判后同意的关于香港前途的安排应得到香港人的明示同意才能生效,有人甚至主张以港人全民“公投”的形式处理。(宪法学,张千帆主编,法律出版社,p485)
     对于香港人的这种利益诉求在法理上我们只能诉诸少数人的权利保护,下面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一法理上的概念。但是站在民族层面上我反对香港以香港的名义参加到谈判当中。
     联合国在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规定:“在那些存在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在普通性国际公约中这是唯一一条保障少数人权利的具有拘束力的普遍性人权条款。
      在国外,对“少数人”一词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至今没取得一致意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凯博多蒂(Capotorti)所提出的少数人概念是目前在理论界和实践中得到最广泛承认的定义之一。认为少数人是数量上居于少数,政治上不处于支配地位,在人种、宗教和语言方面具有不同于其他人的特征,并且具有维系自文化、传统、宗教和语言向心力的居住在一国领土上的国民。“少数人”是一个内涵、外延均很模糊的概念,究竟哪些群体可纳入少数人范畴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范围有所不同。从“宗教上的少数”到“宗教、种族、语言上的少数”,之后由“少数民族概念”到“少数人概念”,人们开始反思少数民族以外的其它少数群体权利的忽视,少数人种类复杂,包括少数民族、异教徒、儿童、老人、残疾者、智力迟钝者、精神病患者、罪犯、难民、外国人、无国籍人,等等。随着社会情况的发展,香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下可以作为少数人的概念出现,香港利益是否得到最佳的表达是值得怀疑的。之后又有“显明和孤立”的少数到“隐性与分散”的少数,在布鲁斯?阿克曼教授的《超越卡罗琳产品案》一文中,提出了“‘显明和孤立’的少数群体和‘隐性与分散’的少数群体”的划分。“分散与孤立的”少数团体,因而不可能通过多数主义的民主程序去推翻歧视他们的法律,因为他们人数实在太少、组织力量太弱。这样,如果司法机构放任不管,那么议会中的多数代表就可以公然违背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而多数人说了算的民主程序对控制这种歧视显然无能为力。因此,为了保障宪法赋予每个人的平等权利,法院必须在民主程序失灵的情况下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于民主过程对“显明和孤立”的少数群体的偏见和歧视,因此当时联邦高等法院以更为严格的司法审查来审查相关立法。阿克曼教授认为随着美国政治过程逐渐转变为一个基本公正的多元民主过程,真正不具有政策议价能力的非但不是显明与孤立的少数群体,而是隐性与分散的少数群体,甚至是多数群体,例如,同性恋人、妇女和穷人。由于这些群体具有搭便车难题和组织成本问题,因此往往成为“政治上无效能的多数群体”。“显明和孤立”的少数群体是否真的在民主社会中无能为力?如果诸如种族等群体在今天并非如此,那么司法继续给予其特殊保护就等于“弄错对象”了,而其它真正需要得到司法保护的群体却受到忽视。因为他们的集体行动面临着组织成本的巨大障碍。阿克曼极大的丰富了少数人的含义。
实际上对于少数人的定义是有很大争论的,但是最核心的实质应当在于“数量上居于少数”和“处于弱势地位”这两点共性。
      这就存在着民主的缺陷的批判,民主即“少数服从多数”,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少数人的利益可能就被多数人践踏。这是民主政治的缺陷。回到本文中来,港人所担心的就是大陆并没有讲香港人利益最大化而是更多的着眼于国家民族利益。这存在利益的平衡。对于少数人的权利的保护应在一定层面上加以限制。少数人权利的目标在于实现社会的和谐统一,属于少数人的个人并不享有自决、自治或退出所在国的自由,相反,他们不得滥用权利,不得利用该项权利来危害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在当时的情境之下香港参加谈判,介于政治形势的复杂,以及港人对于五十年不变的大陆承诺的疑虑,港人代表的参加很可能被英国利用,不利于谈判,从而危害民族国家的统一,基于这一点我们反对港人代表的加入。法律应该对少数人的权利予以承认和保护呢?关键在于要严格区分公共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用公法与私法分别对二者进行规范。对于公法涉及的事项,像国家安全这类问题,如果个人不能为全体的利益做出牺牲,将会导致包括他自己在内所有人受到威胁,这时就必须执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例如,战争时期,多数统治原则要求成年男子必须参军,谁不去就涉嫌犯罪。但是,公共领域的范围不能过宽,完全交由公众决定的事项也必须有限。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关乎个人权利的私法领域远远要比公法领域宽泛。这时,法律的首要作用就是充分地保护每个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代表多数人的政府不能剥夺少数人的权利,因为不管少数人的人数是多么地少,也不管他们的观点多么不被他人接受,他们同多数派中的每一个“个人”一样,都可以享有全体公民享有的所有权利。
    “三脚凳”概念是有碍于国家概念的建构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矛盾。因为中国本身理应包括香港,所以何以包含部分的整体与本分对等?中英政府是对等的谈判主体,但是加入香港之后这种谈判的主体关系将会非常麻烦,变成了一个国家政府与另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和她的地方政府(此时的港英政府无论是隶属英国还是即将成立的特区政府隶属中国)的三边谈判。这造成国际与国内层面的混乱,无法被规范化解释。有趣的是大陆政府所反对的这种混乱在香港回归之后却在另一些场合下为大陆官方所首肯。比如很多合拍片被称为“中港合拍”、“中港台合拍”。大陆官方的四维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宛如精神分裂。因为“中”代表的是中国,而不能排除香港。包含香港的中国和香港合作!如果非要讲“中”代表中国大陆,则有着分裂国家的嫌疑。当然中国大陆历来以中国这个名号所代表的无论是政治遗产还是文明遗产的唯一合法的正统继承人。甚至台湾自称中国(中华民国)都是沽名钓誉。只有一个中国就是大陆本身,任何政治实体妄图冠以中国的名号则必须归顺大陆以下。这恰是大陆官方“精神分裂”的原因所在。无论如何,这对于大陆一向所意愿的妄图以“中国”唤起其他诸如香港台湾这些特殊政治实体的政治认同进而同化的图谋来说,此种“精神分裂”确实有着离经叛道的意义。这里郑重申明,此处所讨论的大陆官方特指广电总局,不宜做扩大解释。
从“三脚凳”当中我们看到部分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疑虑,这也是香港对大陆的复杂感情的渊源之一,下面我要简要梳理以下港人对中国大陆的印象观的嬗变与流迁。这有助与我们进一步理解港人的“三脚凳”思想。
     2007年的时候,时值香港回归十周年,就连当初看衰香港的《时代》和《财富》也不得不承认十年来香港人,作为中国人的香港人讲香港治理的非常美好,而不是所预言的那样因为大陆的体制(美帝将之理解为中央集权及专制)影响将扼杀香港的经济活力。面对这一批评中国政府的压力不小,中国政府不能输给英国政府,由此特区政府确实获得了不小的治权,而且在很多时候中央与特区的权属矛盾中都是用政治手腕化解了,因为体制上的差异,比如香港的高等法院的基本法解释权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之间的张力都会以一种政治妥协结束,迄今为止都没有真正意义上因对立而将矛盾凸显出来。双方心照不宣的不触碰一些敏感话题。中央政府对特区政府照顾有加,比如在历次金融危机中的支持,以及经常性的一些优惠政策。十年中的大风大浪,香港是无力独自应对的。港人也开始反思,一有危机,特首就去北京“汇报”(实为要政策),港人讥讽为“二世祖”(粤语,指吃祖宗基业或靠老子养活的败家子)。这表明单单靠香港,到底香港有多大的活力呢?但是令人欣慰的是,这十年间香港与大陆建立了郑重的父子亲情(有时这种身份关系转化为手足)
     在回归后的香港电影中,出现的大陆形象开始是富裕的。香港电影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富庶的上海和其他的内地城市甚至在去年的大热剧集《珠光宝气》中那些最富有的香港人都是内地过来的。剧中宋世万就直陈“阿拉上海人,上海话是一定要会讲的”。这在精神层面上有着两个意义,一是,对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的宣言;一是,对富有成就的内地的正视和敬重而不是以往的对内地落后一面的歧视与冷鄙。另外我将要提到的例证是最近的曾志伟的电影《七十二家租客》。这部纯港味的港式喜剧是对当年邵氏经典喜剧《七十二家房客》的致敬与怀旧。所以有与邵氏有着牵连的TVB投资拍摄。但本片中浓厚的港式风情更多的是对香港自身俗志的怀旧与缅念。但是片中出现了北京巨商梁欢,表现了陆港双方的融合,内地雄厚资本的融入(北京巨富入港收购,之前完成了东京的收购)让人看到内地一点程度的强势(侵略性),港人的傲慢不见了。但是最后是北京与香港的一场和解,梁收购了那条港人寄意生存的街区,却邀请他们继续经验这条街,同时不像前任那样随便加租金而是免租。这实际上一个政治寓言,北京收回了香港但是却要香港人自己治理香港。特别是租金这一历史性的隐喻词特别能引导港人的神经吧!作为《七十二家房客》的续集,这个香港的故事确实绕不开“回归”|、“北京”这些主题词。这实在是太香港的故事了,在香港自我形象的描摹中是无法省去北京这一笔的。片中还凸显了两地的文化融合,港人开始学习北京话,而不是当初的强势粤语的傲慢。很多香港人认为香港的未来在于北京,所以他们都要求自己的子女要学习正统的京腔。谢霆锋就坦言很羡慕邱淑贞的子女的京味儿普通话,也希望自己的子女去那样的学校学习。
      97回归以前,香港人对自身的身份认同的调查显示大部分人认为自己或者是英国人或者是中国人,有较少的人甚至认为自己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中国人,而是香港人。因为血缘和种族上的关系,他们无法否认自己是中国人,而实际上英国人也不并不讲他们认定为英国人(在机场检查时香港护照是不能享受英国护照的优待的);因为政治体制以及经济实力以及现实的政治境况,他们又在一定程度上拒绝说自己是中国人,因为他们和中国人是有区别的。所以他们的身份归属是十分复杂的,进退两难,政治实体依附英国,现实联系无法割断中国(简单的如水电粮食蔬菜供应枉论血缘文化上的联系),让他们相当分裂,所以香港人这个政治身份是想象出来一种妥协与解脱。当然这相当的自欺欺人,因为香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所以称之为香港人是不够格的,这与台湾问题也有着相当大的差别。
      在回归以后,文化宣传和教育的作用之下,现在大部分的香港儿童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在香港电影中也存在这种身份认同的困惑的折射,这反应在香港电影中对大陆形象的塑造上。
      首先在香港电影的古装片中香港的形象是缺失的,至少是在港英当局出现以后的历史剧目中才会有明显的香港形象。香港人如何描绘港英当局前的香港的呢?香港在划归英国殖民以前香港将自身等同与广东,甚至与简单的广州佛山等广东南部地区。历史上的香港因为弹丸之地而被内化与广东历史中也是难纠其辞的。比如广东民间传说在香港人心目也是根深蒂固,广东十虎的传说也是香港人自己的传说。所以划归以前的香港等同与广东。比如徐克与李连杰的《黄飞鸿》系列,《方世玉》系列,《新少林五祖(洪熙官)》,周星驰的《武状元苏乞儿》,这些变为香港人的英雄了。所以此时的内地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与香港是同体的,香港是缺失的。香港人大部分是由广东流入,一直生活在香港的香港人是小部分,而这些大部分的新的香港人有关更早一点的香港的记忆却只能诉诸广东来代替。
      有关殖民历史初期的香港电影内地总是会被描绘成融合封建愚昧落后与西化革命前进的杂糅,伴随着其中的阵痛。比如《黄飞鸿》系列中的带民族苦痛的黄飞鸿,以及历史中的孙文,清廷大员纳兰元邵。
      在港人发迹的辉煌时代也是香港电影工业腾飞的成熟时代,内地在香港电影中的形象开始十分丰富和复杂起来。这些丰富立体的内地形象甚至一度保留到97回归以后的电影当中。我们将主要区分几个重要的形象关键词。
      形象关键词一——深邃。内地地广物博,高人辈出,在一定程度上内地是香港的导师,无论是技艺上的还是精神层面的。比如周星驰的《食神》周星驰千里迢迢的跑到湖南嵩山少林寺去学艺。狭隘单薄的香港是无法对完成对一个狂妄流氓到德艺双馨的食神的改造与救赎的。只有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大陆才可以编造这样的神话。《龙虎门》中的余文乐谢霆锋受伤以后也是会内地去取经疗伤学艺,深造后返港再战。所以香港电影中常有内地的大师形象完成对香港英雄的救赎式的教导。另外如《大只佬》中对深奥的佛门理论大彻大悟的都是内地人。李连杰就常演来自内地的功夫高手。甚至在《赌圣》中来自内地的阿星会特异功能。以至于另外的几部电影中都出现特异功能这个噱头但是无一例外会特异功能的都是来自内地。香港更多的是被救赎的对象。
     形象关键词二——强盗。相对于内地的贫瘠,富庶的香港令所有听说或者见到香港的内地人在生存压力下觊觎港人的财富。有的甚至铤而走险越界行凶。此时的内地显得凶暴野蛮。代表性的作品有《省港旗兵》片中香港妓女不愿与低下粗鲁的大圈仔(内地)做肉体生意,被报之以枪杀。这是香港对内地的不安与提防。因为财富上的差距,内地与香港形成紧张的敌对关系。大陆人这些入港行窃的悍匪形象中有点甚至被赋予具有政治意义的退伍军人。这些狠辣的军人如《乌鼠机密档案》以及《 中南海保镖》。新近的林超贤的《火龙对决》中一群悍匪也是来自内地。
     形象关键词三——专制。香港电影有时有着对内地政治体制露骨的批判。与专制同在的还有愚忠。比如刘德华的对共产党的表述,比如香港电影中出现的对文革的理解。《天若有情2》中有关内地的戏份令人顿时内地寸草不生的错觉。《省港旗兵三逃出香港》中奉命追杀刘德华的徐锦江显得愚昧而不问情由,问题是刘德华从头到尾都是被冤枉受辱的,这显得体制缺乏冷酷蛮横而没有人性与活力。《赌霸》中再次表现了原画所饰演的政府人员透露出的父权体制饿冰冷与不近人情(命令姐姐必须讲亲生弟弟抓回来)。《赌神2》中也出现了被丑化了的内地公安。而《黑金》的开篇就露骨的描写深圳所代表的内地对香港的政治逼迫,甚至侮辱奴性化的特首。杜琪峰的《黑社会2》是有关香港与大陆的政治寓言,包括自由选举,内地在香港的代理人这些敏感的话题。Jimmy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威逼与利诱(生意关系)。
     形象关键词四——单纯。大陆人来到香港显得不明世事,可惜有时这种淳朴被嘲讽为愚昧与落后。《省港旗兵3逃出香港》中刘德华突出内地以后来到香港,但是香港不是他的天堂,只是另一个地狱,在香港他一直被香港人利用欺骗,侮辱。《赌圣》中周星驰代表的内地仔初到香港就在道德上被迫接受香港人的审判(被达叔批评没有素质,乱叫乱嚷,“你们大陆人就喜欢告密”,这个文革留下的传统伤疤被港人鞭笞了一番)。当然对于日益物质化失去精神家园的香港来说,内地人的单纯所代表的简单的正义观对香港又有着救赎的意义,振奋港人的心灵最深处。比如《鼯鼠》、《中南海保镖》、《给爸爸的一封信》中的亲情,《监狱风云2》中的内地人的道义观,以及《赌霸》中钟镇涛不抢自己人,劫富济贫。
     形象关键词五——家人。港人始终无法否认自己是中国人,香港电影也常常表露自己的民族性比如常称呼外国人为鬼佬、鬼婆(外国女人)。《至尊无上》中谭咏麟说“外国人做不到的,我们中国人不可以做不到”。《整蛊专家》中有着一次周星驰对中日旧史的清算。所以始终内地是香港的亲人。《赌圣》中,阿星就是达叔的侄子。《天水围的日与夜》中的大陆新娘。《老港正传》(本片有点香港自身的传记的味道)中几十年如一日的救助山区儿童。我们看到这种亲戚家人关系中似乎内地的身份都有些卑微,属于需要救助的对象,这是香港人的自我优越感,偶尔愿意帮助一下穷亲戚。《暗战》中警察搜查巴士上的旅客时,某旅客言,“这些是旧衣服,带到大陆给亲戚”。当然有时候香港也会成人内地是香港的母亲,比如王家卫的《阿飞正传》(该片讨论了被遗弃的香港怀揣复杂感情寻找生母/大陆的故事)历史的弃子身份认同的苦痛是港人的心理写照。
     形象关键词六——贫穷。《金鸡》中北妹(广东以北的女人)满怀希望来香港淘金不过沦为妓女。香港电影在拍摄内地的时候常常不遗余力的放大中国内地的乡野现实,令人揪心。这些戏份如《警察故事3》,《赌神2》,《给爸爸的一封信》。
    这一阶段中内地的形象显得过于多层面,这本身也显露港人自身复杂的心态。
    香港一直对于内地并不是如官方媒体所表现的那么亲热,本文着重从一些香港电影中考察这些可循的蛛丝马迹,分析香港队大陆的真实的情感变迁。
亚飞与亚基 Ya Fei yu Ya Ji(1992)

7 .5

亚飞与亚基(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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