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9年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携带着这部饱含乡情与童趣的清新小品出现在国际影人的视野之中，从此他就不只是一个在伊朗小有名气的儿童片导演了。这部被评论誉为秉承着新现实主义风格，裹挟着新浪潮精神余绪的作品，一举包揽了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铜豹奖、评委会特别奖、费比希国际影评人大奖，此后在1989年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又被授予艺术电影奖，一系列光辉的荣誉奠定了阿巴斯国际导演的地位。
细节之美
影片没有庞杂的剧情、曲折的叙事，只有一个简单无比的故事核：一个山村小学生阿默德无意之中拿错了同桌内马扎第的作业本。严厉的老师要求同学们必须要将家庭作业写在作业本上，否则将面临勒令退学的严厉惩罚。为了不让同桌受罚，阿默德决定将作业本还给他。于是，他踏上了翻山越岭寻找小伙伴的家的漫漫征途……
如此简单的故事内核究竟是以何取胜，赢得众多国际影人一致赏识的呢？除却洛迦诺电影节是个以提拔擢升亚非等国新锐导演为己任的外因外，更重要的还源于影片自身的魅力。
首先，从影像表现这方面看，本片的镜头内部的场面调度简单自然，镜头的变化也相当简约，影片节奏舒缓有致，有一种纪录片般的从容不迫的力量。在视觉感官上没有浓墨重彩的渲染，而只追求清澈透明的效果，目的只有一个：让观众去发现镜头之外的影像。
傍晚时，当阿默德弱小的身影穿行在大街小巷中，跋涉在崇山峻岭上，摄影机也跟随着他作了一次异地漫游，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动态的伊朗世俗风情画。用远景拍摄他在山路上奔跑，背景是辽阔无言的山丘，一大一小的反衬，形成视觉上的强烈对比。这不由让我想起《黄土地》和《孩子王》中的类似镜头。当孩子进入村落时，摄影机跟拍孩子进入不同人家询问，摄影机的注视是默默无言甚或看似无心的，但观众们却在一瞬之间最直接地看到了伊朗的寻常百姓家。
其次情节铺陈上也刻意求淡，避免了尖锐的戏剧冲突而放大了生活的细节，用一种散文般的叙事语调将故事娓娓道来。在看似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的剧情中，缀入些发人深思的对话和别有意味的细节，散淡中有至味。
阿巴斯以对细节的诗意化表现而见长。“作为影片最重要的道具的那个作业本，在影片的最后，才被给了一个特写。那个严厉的山村教师的手开始翻看和批改着那个本子上的作业，观众的心悬了起来：老师会不会发现我们可爱的小主人公的做弊行为？阿巴斯却不在这类最有戏剧冲突效果的地方作文章，我们看见老师的手继续翻下去，翻到作业的最后一页，一朵夹在本子里压扁的干干的小花不经意地出现在画面的正中，一下子捉住了观众的灵魂，紧接着，电影就在老师的一声极平常的‘好孩子’的表扬声中结束。小花出现的那一刻，我们一下子想起昨晚主人公在寻找小伙伴的家的过程中一个极其平常，极易被忽略的细节：为他引路的那个老头在小溪边歇脚，顺手摘了一朵小花递给阿默德，镜头是全景，光线很暗，观众看不清那朵花，只有老头的一句台词。两处细节一相呼应，马上就有了一种点石成金的力量。这时，细节已不再是细节，而成了令人哑口无言的审美震颤。”（本段引述无名网友评论）
题外之旨
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威严的老师、强势的母亲、冷漠的路人（老木匠除外）、顽固的爷爷共同建构起了等级森严的成人世界，。他们以“不许”、“必须”、“一定”等硬性口令拒斥与孩子平等交流，把他们当作必须驯服于秩序、亟待成人管教的次等人。只有归顺了他们建立的秩序才能得到医生“好孩子”的肯定，反之不从，必然遭遇重重阻碍。阿默德翻越崇山峻岭，问遍千家万户，仍然未能把作业本交还到小伙伴手上就是证明。
最后孩子虽然没有把作业本还给同桌，但是还是以另一种方式使伙伴逃脱了惩罚。他熬夜替同桌完成了作业，使之免遭老师的责罚。一方面他让同伴遵守了老师的规定，把作业工整地写在作业簿上；但另一方面，这种对秩序规则的臣服却不由地背负上了欺骗老师的罪名。这是一次不得已的欺骗造谎，并无损于他纯真美好的品格，可以视作巧妙地利用规则的缝隙，作出的变相的叛逆。
导演自陈
而导演本身的电影创作也可看作其对“成人秩序的归顺与叛逆”的实践。此初的“成人秩序”可置换为“国家秩序”。
1978的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就陷入极端且保守的“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宗教集权化的政治局面中。这样的国家必然对文化钳制更甚，森严的电影审查制度使电影无法涉足政治现实和妇女生活的雷区。但这并不阻碍导演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他通过儿童题材电影，以孩子的视角，从另一侧面审视伊朗的现状，反映了导演对其民族精神和古老传统在遭遇现代化冲击时的个人化思考。
而阿巴斯的电影也使孩童世界第一次如此引人注目地展现在成人面前，伊朗儿童片由此发轫。孩子的纯真，过滤着每一位观众的心。
1998年三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接受了一次访问。谈到在伊朗这样一个文化氛围保守压抑的国家，如何才能出好电影的这个问题时，他说：“我不想用‘压制’(oppression)这个词来描述我所处的环境，我想说它是‘限制’(restriction)。限制是我们东方人生活和文化中的一部份，生活就是在限制和自由的矛盾和对立中发展和变化的。我并不是说这些限制是应该的，我是说，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并形成自己的思想观念。而且并非电影才是这样，各行各业都是如此。但正是有了限制，才让我们变得更有创造性，激发我们创立新的风格。”
这种“夹缝中求生存”的乐观精神鼓舞着他，以及无数生活在缺乏言论自由的国家里的艺术工作者“带着枷锁舞蹈”，在有限的条件下激发无限的创造力，化不可能为可能，拓展艺术疆域，实现艺术理想。
最后，引用疯子/天才诗人顾城的一首诗作ending，借诗歌寄予本人对这个问题基本态度（也可能是种盲目乐观的期待）——
在山石组成的路上/浮起一片小花//它们用金黄的微笑/来回报石头的冷遇//它们相信/最后，石头也会发芽/也会粗糙地微笑/在阳光和树影间/露出善良的牙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