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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江耗子

在耗子洞诗意地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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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二弟》:在传统的家庭伦理秩序中遭遇困境

川江耗子 发布于:

《二弟》:在传统的家庭伦理秩序中遭遇困境

导 演:(中国)王小帅

 

 

作者:川江耗子

作者博客:http://chuanjiangrat.tianya.cn

 

 

王小帅导演的电影《二弟》(Drifters)讲的是发生在东南沿海一个小镇的故事。二弟洪运生是小镇里屡试屡败的偷渡客,他也曾成功过一次。在美国的时候,他曾和同乡的饭馆老板的女儿生了一个儿子, 但对方不承认他,并和他签订了一个协议说,只要他不承认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他们就不举报他偷渡,为了能在美国呆下去,二弟答应了,可是某一天他发现孩子只会叫妈妈不会叫爸爸,于是他就教他叫爸爸,孩子母亲家人发现后把他举报了,二弟被遣送回国。现在儿子福生住在另一个镇上的外祖父家,他每次去看他,都被以“美国法律”为由拒绝。为了家族血统的延续,没有孩子的大哥迫切地想把小孩接回自己家,并想法把福生绑架回来给了二弟短暂的欢乐。二弟与前来办案的警察动了手,被拘留十五天。当他再去看儿子时,福生已被送回美国。

 

与同期放映的法国导演阿萨亚斯的作品《清洁》(Clean)相比,《二弟》的人物行为动机显得非常的苍白无力。张曼玉扮演的中国母亲艾米莉想从已逝丈夫李的父母手中争取回自己儿子的抚养权,主要是缘于他内心的孤独和亲情的牵绊。艾米莉的儿子是她和法国丈夫生下的混血儿,沉醉于摇滚生活的丈夫去世后,儿子成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情感寄托,于是开始了漫长的戒毒和重拾自我的历程。

 

二弟索要儿子的动机主要在于一个外在的驱动力,那就是他负有延续家族香火的使命。他在这个家庭中陷入了一种伦理困境。他的压力主要不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在情感和父子感情,因为成天游荡无所事事的他并没有能力抚养孩子,他也没有做可能抚养孩子的努力准备。与艾米莉母亲身份相异,因为母亲对孩子的依恋更多的是情感,而父亲对孩子的拥有更多的是为了传宗接代(在中国目前的离婚案件中,父母双方对儿子的争夺大多都是这个原因),尤其是在重男轻女的观念影响下,更是如此(如果福生是个女孩洪家就不会如此强烈的想要回孩子)。因而二弟和福生只有血缘关系的父子关系价值更多受到他兄嫂的重视,因为兄嫂没有子嗣(哥哥是性无能),他们尤其对福生的身份耿耿于怀,在他们看来,福生必须是洪家的后代。

 

也就是说,对洪家兄弟来说,索要孩子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对孩子难以割舍的情感,也不是行使法律上的权利,而是遵循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家庭伦理准则。影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是:“为什么我不能见孩子,哪有老子不能见孩子的道理?”在中国人看来,用血缘关系来维系家庭伦理秩序是天经地义的,既然是天经地义的,只要可以让孩子回到父亲身边,哪怕去绑架也会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洪家兄弟想让福生回到家庭伦理秩序当中,从而实现他们传承子息的愿望。

 

但是,传统的家庭伦理秩序在现实中受到了挑战。影片中福生的外祖父经常以“美国法律”来限制二弟去探望儿子。于二弟来说,虽然身在此处,却在彼处规则的限定之下。这种限定让他作为一个父亲的身份和资格在某种程度上被剥夺了,虽然他有一个儿子,却不能随时随意见到和接近,并不是空间的距离无法逾越,而是他首先必须得到允许,而授权的人(或制度)在影片中却是缺席的。二弟的哥哥面对福生外祖父声称美国法律说:这是在中国,美国法律管得着吗?但是福生的公民身份(美国公民)对洪家宣称的伦理准则又是当头棒喝。影片似乎暗含了一个隐喻,那就是影片对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准则进行了法官缺席的审判,这个法官是美国法律吗?或者是“美国法律”在影片中的代言人福生的外祖父?还是已经变成美国公民的中国父亲的儿子福生?很显然,传统的家庭伦理秩序和准则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已经不可比避免走向式微。这里折射出影片作者对传统延续的隐约担忧。

 

即使是二弟本人,他也是传统家庭伦理秩序的颠覆者。作为“父亲”,二弟试图让儿子回归传统的家庭伦理秩序,而他本身又不断想逃离这个秩序。他是一个偷渡的惯犯,曾到过美国过的也是没有身份和自由的生活,但那里仍然是他想去的地方。二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去美国,他也做不到在家乡的小镇找个女人生个孩子,他还不明去处,但必须离开。影片最后,他又一次冒着葬身鱼腹的危险踏上了偷渡之船。偷渡的船上挤满了镇上的年轻人。年轻一代都离开自己的故土,离开延续千年的家庭伦理秩序,让曾经井然的秩序在这一代发生断裂。

 

以分析洪家兄弟的行为动机出发,我们发现,身处传统家庭伦理秩序之中,他们似乎也是身不由己的按照传统传承的伦理原则行事。

 

家庭关系是儒家思想统治的封建社会的根基,在儒家那里,家庭伦理被放大为国家伦理,呈现出家国同构的奇观。但当我们单独来看待传统的家庭伦理体系时,我们发现,在追求长久和睦、永恒稳固的理想大家庭的目标下,家族成员就必须遵循几个基本的原则,包括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种姓延续等等。

 

在这些原则当中,种姓延续是维系家族稳定性最根本的原则。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人们通常靠他者来确定自我。在他者视线的观照下,延续香火成了中国人的家族使命而非情感需求。在传宗接代的目标面前,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其中义包括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等十义)的很多原则都可以暂时抛在一边,人们为了摆脱困境通常不得不违背一些伦理原则。家庭伦理准则对每一个身份都提出了高标准的道德律令,但当个体在处理各种关系之中发生冲突时,人们就不得不违背一些律令来成全某些原则,这似乎是家庭伦理制度内部本身的悖论。

 

比如说在遵循孝的伦理准则上,很多人就会陷入困境。《孟子·离娄上》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每个中国男人似乎都不愿因为无能传宗接代而背负“不孝”的恶名。洪家兄弟不可避免地秉承了这个古训。但假如一个男人确实无法生育一个男丁就注定只能当一个不孝之子吗?尤其当一个家族在某一代没有男丁的情况下是否就注定要断子绝孙而“绝种”吗?

 

不管江南一代的传说还是金庸的小说《书剑恩仇录》,雍正皇帝知道冒险调换海宁陈阁老的儿子(后来的乾隆皇帝)是对祖宗的大不孝,对皇权的大不忠,他也可以料想大清的江山会落到一个汉族后裔身上,但为了继承皇权,为了延续家业,他还是用自己的女儿换取了别人的儿子。而且有意思的是,后来皇太后知道乾隆是汉人也没有捅破这一层纸废掉这个汉人皇帝,即使在红花会打算策反乾隆时也只是利用八旗来削弱和制衡乾隆的权力。(这当中又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复杂的皇权争夺问题,此处不论)

 

不管是在皇宫还是在凡夫庭院,不管是在民间故事中还是在文人小说里,换子事件似乎都很常见,也是现代社会医院里频频传出的新闻;还有诸如借种、收领养子等现象也司空见惯。这些做法不仅违背了很多家庭伦理规范,也与维系传统家庭伦理秩序的血缘宗法制度本身背道而驰。家庭伦理秩序追求的永恒稳固目标主要依靠血缘关系,子承父业,财产让渡,血脉延续是个基本要求。但是我们都清楚地知道,换子、借种、收领养子等做法已经表明中断了血缘关系。种姓传承当然希望两全其美,但“种”的传承会受制于男子的生育能力(妻子没有生育能力可以借腹生子来延续血脉)和亲生儿子生子前的寿命,当血脉无法继续延续的情况下,用养子替代也是一个可以被人接受的选择,因为这样可以延续姓氏。根据笔者经验判断,一是无子嗣的家庭通常会收养同一家族尤其是近亲的孩子,二是这个家族的人都会默认这个养子的合法继承人身份(与法律上的定义不同),尤其到了这个养子的儿子一辈,身份基本上为整个家族所接受了,养父母似乎在家族和旁人眼里也可以变得理直气壮心安理得了。

 

毋容置疑,传统的家庭伦理秩序和准则在现代社会面前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滚滚现代性浪潮面前,每个受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影响的中国人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来自传统和现代的双重伦理困境。就像《二弟》中的洪运生,每次去探望儿子时,都会被一扇冰冷的大门挡在外面,即使敲开大门,儿子外祖父家的保姆也可以肆无忌惮地把他拒之门外,而在这扇门背后,他的亲生儿子正在中国的土地上享受着“美国法律”的保护。二弟只能无奈的坐在台阶上郁闷地抽烟,等待。

二弟 Er di(2003)

7 .5

二弟(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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