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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梦想家

云起弟 发布于:
梦想家
 
 
在1968年春天的巴黎,性、政治和电影这三股力量奇迹般地纠结在一起,并逐渐形成了一股革命性的力量,曾一度使当时戴高乐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电影界率先爆发了“捍卫亨利•朗格卢瓦”事件,抗议者们走上街头,反对政府解雇传奇的电影人亨利•朗格卢瓦——他是法国电影资料馆的建立者。从某种角度讲,这场从3月开始的法国电影人与索邦学生在法国电影资料馆门前的抗议示威行为成为了“五月风暴”的前奏。随后事态愈演愈烈,逐渐演变成动摇政府统治的颠覆性革命。当时街上路障频设,流弹四溅,警民冲突此起彼伏,民众对政府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在今天看来,政府对民众的这种镇压似乎是天方夜谭,可是当时,这是活生生的现实。激进的左翼导演让-吕克 戈达尔和他的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电影成为了这股社会旋流的中心,其他的一些新浪潮导演也义无返顾地加入到了这场运动中,担当起宣传革命的喉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有两段关于那时的回忆。1968年的春天,恰逢我在巴黎度假。一天,警察和民众爆发了严重的冲突,示威者被重重路障阻拦在街道的一头,而我落脚的廉价的左岸旅馆恰好在那条街上。警察站在街道的另一头。那时我站在旅馆的门外,恰好在两帮人的中间,目睹着上演的一切。警察冲着我咆哮怒吼,他认为我是示威的暴徒。我被推搡到了他们前面,他们用橡胶警棍连续猛击我的小腿,让我痛不欲生。“我只是普通游客!”我大声嘶喊。我只想表明自己的中立地位,免遭侵犯。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们当时可能误以为我说的是“我要拉肚子!”。因为游客的发音和腹泻法语的发音很相近。现在回想起来让人不禁莞尔。
 
而另一段回忆则要愉悦得多。1969年的4月,我驾车从林肯大道上的“三便士电影院”驶过时,看到观众排成一队长龙在雨中撑伞等候戈达尔的影片《周末》的放映。今天,我们不能指望电影观众像当年一样热中于追随戈达尔,因为那是在特定的历史机缘下才会发生的事情。当时是“格兰公园”发生的激烈的反越战抗议的第二年,去看戈达尔的电影意味着你和抗议者们站在同一战线上,和他们是战友,是兄弟,对不人道的战争持否定的态度。而在商业和庸俗大行其道的今天,又能指望有几个影迷去看戈达尔,去反抗种种非正义非人道的政府行为呢?
 
至于性、电影和政治这三者中的性。我则想到1969年夏天的一段经历。那时我在好莱坞帮梅耶写《飞越美人谷》的剧本。那部片子由20世纪福克斯公司出品,即将被划入限制级(X级)。而今天这样处理电影中性的话题早已司空见惯,影评人也不会对其指手划脚,观众们也会欣然接受,审查委员最多将其划为R级而已。但在当时,性问题在电影中依然是一个不可触摸的禁区,在电影中谈论性话题尚未被主流社会所允许,人们依旧谈性色变。
在看完贝托鲁齐的《戏梦巴黎》后,我就沉湎在痛苦的自我回溯的追忆中不可自拔——那是一种强烈的自我情感。因为我亲身经历了那段历史。当年刚及二八的风华少年,现如今已是知天命的长者。而今天未及弱冠的年轻影迷大概只能在史诗片《冷山》中找到这段历史的依稀的痕迹了。
 
对于我而言,这部电影承载了我的很多记忆,昨日的种种如今又浮现在眼前——那些往昔的回忆清晰可见,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模糊班驳。虽然是部新片,但是它肯定会成为经典。如果抛去个人的情感来看这部电影,它至少让我想起了那时的好电影——即能称为经典又不循规蹈矩的电影——那些曾一度被无数青年人追捧,风靡一时的电影——那些电影甚至成为了青年文化的中心。时代杂志曾在一期的封面故事中将我们那代人称之为“电影的一代”。我那时能在太阳报供职也是因为电影。刚到太阳报时,领导们考量了一下各个栏目的特色,然后上下打量了一下我这个留着嬉皮式的长发,曾写过每周一在“第二城”上映地下电影的影评的小子。最后随便分派给了我一个写影评的差事将我打发了。这个差事,到现在为止,我已做了40年了。
 
贝托鲁齐只比我大两岁,这个意大利人早在24岁就已经拍摄了他的第一部重要的影片《革命前夕》。1972年他执导了由马龙•白兰度和当时还寂寂无名的玛丽娅•施奈德主演的《巴黎最后的探戈》。这是一个关于失去和悲痛的故事。讲述了两个陌生人之间的性爱的悲剧。两个陌生人用一种猝不及防的性关系迅速了解了彼此,可了解之后却是无尽的悲痛,最终的结果只有死亡。也许只有死亡才可以结束这种关系。保罗林•卡尔说,“贝托鲁齐和白兰度用一己之力改变了艺术电影的形式”。可是在当时,我理所当然、并自以为是地认为艺术电影就是那个样子,也只可能是那个样子。现在来看,那时还是涉世未深,太年轻气盛了。
 
在看《戏梦巴黎》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影片的时代背景,理解影片里的人所处的时代,了解那时的思潮。因为把故事放在68年,是贝托鲁齐刻意为之的设置。和《巴黎最后的探戈》一样,故事发生在一间巴黎的大公寓里。影片讲述了侵犯式的性爱。影片中的一些情节蕴含着明显的象征意味,比如剧中窗外的街道上暴发着骚乱,一块石头从窗外投扔了进来,伊莎贝尔似乎被这块石头击中而惊醒从而打消了三人同归于尽的荒唐念头。这也意味着革命打破了三人暧昧的关系。在革命者的眼里,与革命相比,爱情不值一唏。在60年代,没有什么能比革命重要。
 
故事的三个主角分别是马修 (迈克尔•皮特)——一个来自圣迭戈大学赴巴黎一年的交换学生,事实上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电影院。以及一对同样酷爱电影的双胞胎兄妹伊莎贝尔 (爱娃•格林) 和 西奥 (路易斯•盖瑞尔)。他们的父亲是个著名的法国诗人,母亲是个英国人。一见面伊莎贝尔就告诉马修的 “一个看了那么多电影的人 怎么可能还会这么轻信政府,对革命这么无动于衷呢?”
 
他的纯洁不止是听信政府,而且他还是个天真到有些理想化甚至是是空想的美国人。在影片中,他被这两个先锋前卫的古怪兄妹彻底改造了——他变成了一个有欧洲人脾气的美国佬。就像亨利•詹姆斯为牺牲了他那种美国佬似的无知的清白和愚昧的纯洁,而成为欧陆的颓废风潮的祭品一样。
 
这些人是真正的电影的一代。伊莎贝尔 告诉马修,“我1959年出生在香榭丽舍,甫一落地,我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纽约先锋论坛报!’(一份当时出名的报纸名称)” 贝托鲁齐在这直接引用了戈达尔的影片《筋疲力尽》中珍•赛伯格在林荫大道上高声呼喊的台词。珍•赛伯格在《筋疲力尽》中的这句台词可以说是新浪潮电影运动的开篇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新浪潮使伊莎贝尔成长,让她成熟,而她父母仅仅给了她生命,让她来到这个世界而已,并没有哺育她。影片中还有许多他们互相提问电影知识以及重演他们记得的经典影片片断的场景。其中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场景是伊莎贝尔在房间里穿行,她嘉宝味十足地抚摸着墙壁——既神秘又暧昧。当然她是在模仿嘉宝的《瑞典女王》中的一个桥段。此外马修 和 西奥也为基顿和卓别林究竟谁更伟大而争执不休。身为这两大巨星的国人,美国人马修当然知道答案是基顿,只有法国人才会认为是卓别林是最伟大的喜剧演员。
 
《戏梦巴黎》并不是贝托鲁齐的一部故步自封的电影,不是贝托鲁齐自娱自乐的独角棋局。在这个公寓里,性不仅是这三人初探的秘境,初尝的苹果和独咽的苦酒。同时也是他们实践那些空想的革命理念的战场——“要做爱,不要作战。”——他们把卧床当作战场以便毫发无损地进行不切实际的革命。在影院进行的声援朗格卢瓦的示威游行上,马修结识了那对双胞胎。贝托鲁齐在这里让剪辑师让-皮埃尔•利奥德在影片中插入了大量的1968年的新闻胶片。在这些珍贵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年轻的特吕弗、初出茅庐的戈达尔和已经小有名气的尼古拉斯•雷。双胞胎邀请马修到家里做客,他们告诉马修自己的父母即将要去海边一个月,所以他可以毫无顾及地住在那里。
 
起初倒是挺愉快的,“我终于见到了真正的巴黎人!” 马修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之情,在信里跟他的父母炫耀。在他们居住的公寓这个幽闭的世界里,马修被这对双胞胎的性迷乱迷惑了。一天晚上他无意中瞥见他俩赤裸地同床共枕——当然,他们没有乱伦。当伊莎贝尔 在电影猜谜游戏中赢了西奥后,她命令他跪在玛琳•黛德莉的海报前自慰。当西奥赢了后,他竟然要求马修 和他妹妹伊莎贝尔做爱。那时,马修时而微醉,时而亢奋,时而又性欲勃发,完全是一种飘渺的状态。但最后,当他发现伊莎贝尔是处女时,他才恍然大悟到自己的行为是错的。他保守的价值观的轰然倒塌构成了影片的结尾。在影片或者是现实中,性和电影——或者说文艺作品——是政治这台机器的发动机。精液、血液和胶片则是这两架发动机的汽油。
 
这部影片拍摄得美妙绝伦,贝托鲁齐不愧是杰出的荧幕画家。他借鉴了许多经典影片中的脍炙人口的桥段,他把演员镶嵌在一幅幅浮华瑰丽的场景中加以呈现,并运思精巧,鬼斧神工地指涉了其他影片——这是一部大师向大师们致敬的影片。有时候他的借用非常隐晦非常微妙,这些精妙的细节更值得注意。比如这一幕:雨点淅淅沥沥洒落在玻璃上,马修若有所思地向窗外凝神远眺,光线透过窗子折射进来,雨点仿佛泪珠轻抚过他的脸颊,再缓缓滑落……
 
这是借鉴了康拉德 L. 霍尔执导的《冷血》("In Cold Blood" 1967)一片中的拍摄手法。尽管在那个镜头,那个角度,那种光线下,迈克尔•皮特看上去有点像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但是他在那时更有年轻马龙•白兰度的神韵。还有另一处无形的借鉴是,当三个年轻人从门外的楼梯跑下时,各自的身影尾随其后——很明显这是对《第三者》"The Third Man"中的威尔斯身后影子的致敬。
 
由于主题太过激进和裸露的性爱场面,这部电影被划为仅供17岁以上的成人观看的NC-17级。负责发行的福克斯探照灯公司出于经济利益的短见,一度想要将本片重新剪辑,删掉一部份镜头,让影片得以被划为能够供更多人观看的R级。可是何苦要如此大费周章去破坏影片的原汁原味去迎合审查委员的品位呢?性爱内容不正反映了当时法国自由解放的社会风潮么?这部影片的分级问题如同历史上关于如何界定R级片和 NC-17级片的争论一样经典——对于那些仅供成人观看但是并非色情的影片到底要划入哪个级别?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电影可以让很多人望而却步的暴力为所欲为,而对人人都要体验的性爱却避重就轻、一味回避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又该如何解决?我看这些问题要仰仗于电影的审查人员的良心发现了。
 
我以为,贝托鲁齐将影片命名为《梦想家》是因为剧中的三个主角一开始都生活在理想化的梦幻生活中,直到从窗外飞掷进来的那块砖打破了他们与世隔绝、不理喧嚣的蚕茧状态。那块砖把他们从梦想和幻想中拉回到了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残酷现实中。在这真实的现实中催泪弹和燃烧弹无情地扔向那些手无寸铁,徒有满腔热血的进步民众。如今蓦然回首,我们渐渐发现戈达尔和性解放并不会左右世界的进程,该来的迟早会来。他们甚至不会掀起太大的浪花。那些鼓吹左派和性解放的人,太着急了。舆论也一度认为,当时那些有着激进锋芒的反对派并不热爱电影,他们只是对影片中的性爱感兴趣。他们之所以反抗并不是因为责任使然。他们只是被金钱所迷惑、被权力所驱使罢了。
 
狂野之中稍有理性的美国人马修发觉自己不能再和那对双兄妹一样沉湎于不切实际空想。尽管他曾和那对兄妹一样沉湎于不着边际的理想主义,但理性最后还是战胜了冲动。他及时收起还没迈出的脚步,转身离开了骚乱的人群,离开了革命的队伍,朝喧嚣人群的反方向走去,退回到了芸芸众生之中。他从大众走向个人,从共性走向个性,从喧嚣走向平静,从末路走向将来——在将来的一天。他或许成为了这部影片的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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