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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闹了,灰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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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生命之流和男权社会

狼灰 发布于:

 

 

 

莫言的原著中女主角的名字叫“戴凤莲”,赵冬苓老师把人物名字改了一个字,有画龙点睛之效。九儿就是酒儿,她已经不再是一个具象的人,而是存在于整个高密的一种灵性,从红彤彤的高粱流淌成三十里红的沉香。这是柏格森所谓的“生命之流”,剧中所有的符号:三十里的高粱地、酒的气息、火中涅槃,应对她一袭红衣,都有着绵延的意义。这种绵延是一种生成和创造中的生命状态,柏格森将之称作“精神”。

 

“高粱酒,它是活的,它是生灵。它出了锅,还在继续活。你把它装坛子里,窖起来,它在坛子里继续熟,继续长,一直能长到十成金。那样的酒,才是世界上最美的酒,酿出那样酒的高粱,才算是咱高密最红的红高粱。”在罗汉这段高度象征意义的台词里,酒能自己生长,它在生命之流的顺行中紧缩、凝聚、产生出生物性活力,这种生命的力量来源于天地间的循环,“你看这酿酒。高粱下到锅里,蒸熟、发酵、大火猛烧,酒气被蒸出来,变成了酒。你觉得它不是高粱了吧?可是这酒糟喂了牲口,变成了粪,上到地里,又长出高粱。”酒作为生命之流,绵延在高密的土地上,化作一代又一代人的野性,它富有创造性的活力,是可自由释放的力量。

 

在尼采那里,这种野性是“酒神精神”,是生命意志,是一种被崇拜的力量,单家供奉的酒神是它图腾化的形式,“打今天起,每天上工以前要沐浴净身。这酒是有灵性的,人干净,酒才能醇。”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会折服于这种生命意志。在罗汉离开的时候,九儿打破女人不能上烧锅的禁忌,实际上成为酒神的化身——在最后那场慷慨赴死的戏里,她在无数坛三十里红的爆炸中涅槃,让这种生命力量达到顶点。

 

剧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一股野性,他们的性格从始至终都没有任何的变化,从桀骜不驯的县长到一身荷尔蒙和匪气交加的余占鳌,再到两条辫子高高竖起,象征着生殖器的的豆官和琪官,三代人身上延续着这种野性的力量。这都是生命之流的一部分,而九儿则是共相,她是生命之流本身。倘若抽离了它,九儿便只是乱世中玲珑的女子,处在父权(县长)和夫权(余占鳌威慑)庇护下的女子,而她最终用牺牲成全了父权社会的延续。所以这绝对不是女性主义的作品。

 

因此,主宰这种“生命之流”的是男性的视野,剧中最懂九儿的,其实是罗汉,他知道九儿落到井里也能爬出来,落到土匪窝也能自救,知道大少奶奶绝对斗不过她。九儿是抽象意义的“三十里红”,罗汉在欣赏之余,不免也有一种敬畏之心——没人能改造她,她却能改造任何人。在这个意义上说,九儿和酒儿,二少奶奶和三十里红是一样的,她身上的真善美,其实都是生命意志的产物。它根源于直觉(柏格森)、领悟(怀特海)以及精神(奥伊肯),是非物质的,也是不能度量的存在。

 

和莫言的原著相比,剧中多了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于荣光扮演的朱县长,一个是秦海璐扮演的嫂子——官与家,两者构成封建宗法的结构,戴老三的家长权威(虽然是沦丧的)随着九儿的过门转到大少奶奶身上,从而开始建构家庭内部冲突。她与县长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社会冲突,与余占鳌和张俊杰构成感情冲突。就最终完成的效果来看,这两个增加的人物都没有任何突兀之感,而且强化和扩充了文本中的结构,是创作者的视野和技巧性的直观显现。唯一突兀的角色是灵儿,她完全是一个为剧情而随手拿放的功能性人物,但在整个故事结构中,它仍然可以自圆其说。

 

每一集都有起承转合,都有起始渐进和高潮,对细部的考究和对风土人情的考据,可见赵冬菱的深厚功力。整部剧在60集的文本里没有松散的部分,每一集都有极大的叙事密度,可谓是剧力澎湃,角色与演员相得益彰。她们自身的特点与剧中人物的性格极度吻合,让这种生命之流的呈现,达到了最和谐的效果。

 

野合的一场戏用多机位和大全景展示,拍得极其诗意。这是整部剧的基调,在莫言和张艺谋那里,凸显的是一群大老爷们祭酒神时的荷尔蒙的力量,那一个个光头象征的勃起的力量。但在这部剧中,余占鳌轴心的地位被九儿取代,但这个人物身上有着两面性——处理日常事务的高度理性和对待感情的高度非理性,野合作为一个情节点,有着生命之流共振的力量。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存在于一个扛活的轿夫,而不是饱读诗书的少爷身上。

 

生命哲学家肯定生命的精神性,却不肯定生命的思想性,在他们眼里,思想只是属于人生命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于是,知识构成了野性的反面,张俊杰呈现的迂腐和高密人的形态格格不入,这意味着他必然地要与九儿擦肩而过,与此同时,九儿在余占鳌身上(一直到落草)渐渐找到更多的认同,这是一种生命之流自身的吸引力。张俊杰是剧中最理性的一个人,后来成为了共产党,成为完成统战的最重要的角色,这在很大意义上是意识形态的无奈之举。在这个文本里,他是一个很“职业”的形象,也是最缺乏野性的一个形象。这正如柏格森所说的:“理智没有能力处理活的、创造性的、自由的东西,它们只能是直观的对象。”

 

剧中建构起一个白道(朱豪三)、黑道(余占鳌、黑眼、花脖子)、流氓(戴大牙、钱玉郎)、地主(单家和张家)、百姓(四奎娘)等为结构的男性主导的社会体系。九儿立足于这种是非杂陈的乱世,很大程度上在于她巧用黑白道上的潜规则——倘若仅把她看做一个人的话。这个地上秩序和地下秩序也分别象征着父权和夫权。若说这是生命之流,它最终还是流入男性权力的结构中,在单家烧锅,最后被供为酒神的是作为男性的罗汉。

 

而花脖子、钱玉郎、恋儿等人则是“生命之流”的逆行,结果是扩张、松弛、堕落,他们都付出了死亡的代价。

 

剧中九儿慷慨赴死之前,用歌声引开敌人,那种高度穿透力性“绵延”诉说着生命的意义,她的死不应被看做是纯粹意义上的牺牲,而应该是回归大地,回归那片象征生命力的高粱地。这是一种生命的循环,归于土地,再重新长成。

 

她的死也保全了男性社会的中坚力量——余占鳌、张俊杰和作为儿子的豆官(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女儿琪官也牺牲了),匪帮和警备队退往根据地,延续着父权社会的结构。夫为妻纲的情形,是一直贯彻在电影中的,大少奶奶陪罗汉殉情,孙大脚陪朱豪三赴死,女人虽然有豪气,到头也只是男性身旁的一个华丽的陪葬物罢了。

 

说到底,红高粱讲的是生命之流,围绕着一个女人,讲述了一个男权社会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深层,九儿叹息:“我没办法,这都是命!”

 

 

红高粱 Red Sorghum(2014)

8 .0

红高粱(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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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灰 (济南)

男 35岁 水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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