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的说，911之后已经不太喜欢看美国的所谓反战（特别是越战、伊战）电影。首先，这种反思根本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果。韩战完了反思，然后越战。越战中拳王阿里因拒服兵役而成为民族英雄，一度给以为美国人民如此爱好和平的印象。可911爆发之后呢？他们又迅速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更重要的是，此类影片的道德立足点普遍不高。无论手法如何精巧思考如何深刻，归根到底它们反思的都是“美国人为什么要去别国杀人”的问题。而一旦涉及“别人为什么会杀美国人”时，一个二个就撕破深沉伪装开始争先恐后的玩主旋律了。奥利弗·斯通和他的《世贸大楼》就是活脱脱的例证。相比之下，我们在观看反映正义的二战题材的好莱坞电影时便不会有类似的反感。其中表现退伍老兵回归社会的《黄金时代》更因为融入了难得一见的社会批判意识，而成为了真正的经典。
艾尔战前是拥有豪华公寓和美满家庭的银行的高级职员。但是在战争结束时他却只是一名普遍的陆军中士。相反，战前在百货店供职的蓝领小职员费雷德却最终成为了一位功勋卓著的空军上尉——两人的反差不仅直观的体现在官衔上，甚至各自所在的兵种也成为了某种隐喻。但战时的平庸表现却丝毫没有影响40多岁的老男人艾尔战后的职业生涯。尽管当初的职位早以被他人顶替，等待他的却是收入更高的风险贷款部门负责人的职位；可年轻的上尉费雷德的就没有这样好运。回到百货商店后却由于驾驶战斗机的纯熟技术完全没了用场而不得不接受继续当一名普通职员。甚至还要降格被自己原来的学徒所领导。影片通过两位主人公战争前后的身份、处境变化的强烈对比，凸显这样一个社会现实：战争一度使原本处于有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有了全新的自身价值的定位和展现的机会。可一旦结束，原有的等级秩序又重新主宰了他们的命运。而对于费雷德这样的人说来说，这是何等的不公。
不过，在一部好莱坞类型影片中，任何对社会现实讽刺和鞭挞都只能是调节剂。影片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表现伟大的美国民众如何克服战争创伤重新面对美好生活的主旋律当中。所以尽管处于社会底层的费雷德确面临着各种困难。尽管不喜欢再在百货商店工作，却苦于没有一技之长而在求职过程中到处碰壁；尽管希望在夜总会挣高薪的妻子留守家中可自己那每周35美元的微薄薪水却无法维持夫妻二人的日常开销（艾尔升职后的年薪是1万2）。尽管作为一个有妇之夫爱上艾尔的女儿佩蒂……但到了影片结尾，费雷德最终还是战胜自我。他决定继续留在家乡当一名普通的机场拆卸工，而亲手拆除自己曾经自己驾驶过那种型号的飞机也象征着彻底摆脱了内心深处的战争阴霾。
同时，各个方面都可谓顺风顺水的艾尔也没有因此而回归到昔日的生活轨迹当中。残酷但无比珍贵的战争体验使他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正如在一次公司举办的晚宴中他所总结的：打仗不该像银行工作那样过分权衡风险（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他只是一名中士），而要更多的释放信任。所以公司对老兵的无抵押风险贷款并不是如某些人认为的是“在拿储户的钱去冒险，而是把宝压在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之上！”很煽情也很主旋律，当年一定在观众中引发了强烈共鸣。但不知目前处在次贷危机阴影下的美国民众重温此段情节时还能有多少认同感。
第三位主人公霍默是在海军舰艇上服役机械师。他从未参加过一场真正的战斗，却在一次敌方的空袭所导致的大火中失去双臂。这种略带黑色幽默式的人物背景设计非常高明。一方面它为影片带来了更多戏剧化情节——由于儿子这个秘密一直不为家人邻里所知，所以当霍默把自己关在车库里狂练射击时，他父亲非常不解：难道儿子在前线还没有打够吗——另一方面，双臂残疾与缺乏战斗经历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让霍默在重新融入社会和家庭过程中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进而使观众对这一角色产生更多的关注与同情。当然，主旋律影片需要的是皆大欢喜的结局，霍默也不能例外。但即使如此，他领着女友到卧室向其展示（更重要的是向观众）伤残双臂的一场戏还是非常感人。感人的原因就在于大家知道那是一个真正的退伍伤残老兵。相比之下，现代同类型电影便很难给产生同样的感染力。因为它们通常是用电脑特效配合明星去制造类似的伤残效果。可问题是观众认识那位明星，知道他不可能真的失去了手或脚！
对于霍默扮演者的哈罗德·拉塞尔，奥斯卡评委本来认为他可能得不到奖，所以设立一个特别荣誉奖。但没想到最终拉塞尔成功问鼎最佳男配角。于是他也就成为了奥斯卡历史上唯一因一个角色而获得两个表演奖项的演员。
与极具特色的男主人公们相比，本片中的女性角色则略显单线条和类型化。费雷德妻子的市侩放荡，艾尔女儿佩吉的善良贤淑的性格反差过于鲜明，使得有情人没有经过什么严酷考验就终成了眷属。而令人惊奇的是佩吉竟然还不是影片中最完美的女性，那位矢志不渝追求双臂残疾的霍默的邻家女孩似乎更加伟大。不过，对于此类角色和故事（类似的还有朱诺的少女生子），即不必嗤之以鼻为纯盘煽情，更不必借题发挥针砭时弊。或许结合特定的故事背景（诸如美国健全的保障体系，以及当事人所在的中产阶级家庭）去解读才是一种正确的心态。
威廉惠勒与托兰德合作的影片总能提供深焦+场景调度的经典桥段。本片酒吧的一场戏，大景深的近景是霍默在兴冲冲地向叔叔和艾尔表演用刚刚学会的铁钩钢琴。而艾尔此时却被远景中电话间内的弗雷德所分心，而不时的转头张望。戏剧效果很好！不过一旦联系巴赞的理论去分析，却产生了困惑。因为如果深焦调度真的可以让观众从“一种被动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并且“自由选择他们自己对事物和事件的解释”。那么这场戏是否也可以改为将镜头放到电话间，以打电话的弗雷德作为前景钢琴旁的三个人作为远景去拍？因为所谓“自由选择”的前提似乎应该是不同景深所发生的事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关注价值。但实际上却不可能如此。由于之前的情节中观众已经得知，弗雷德答应艾尔打电话给后者的女儿说自己不再和她交往，此时再以电话间作为前景肯定就是一种不必要的重复，犯了叙事的大忌。所以，霍默的钢琴表演必定成为前景的唯一选择。但是这样一来，所谓的观众自由选择也就不存在了。他们必须“被动”地接受导演的机位设置和场面调度。
另个例证是结尾处霍默的婚礼。画面右侧中景是神父正在为两位新人证婚。神父的征婚词显然是触动了前景中的伴郎费雷德的心绪。他转头向艾尔女儿方向望去，而远景中的对方此时也在深情回望……这场戏的问题是：由于霍默与邻家女友的宣誓带婚戒等事件已交代过了。观众的关注重点不再是新婚夫妇如何浓情蜜意，而转为另外两位昔日恋人是否能够重归于好。换句话说，观众此时并不想主动地“自由选择”镜头中不同景深的“事件和对事件进行解释”。而是导演在迫使他们“被动“地接受。何况，这场面也调度的并不令人满意：前景中的弗雷德转头后，实际上是把后脑勺留个了观众。他们无法像远景中的艾尔女儿那样看见费雷德的面部表情。而这与上个例子有本质差别。在酒吧那场戏中，至少前景的霍默和叔叔是侧对观众在弹琴，我们看的到他们的喜悦的表情。而中景中的艾尔也通过来回的转头传递了情绪的变化。因此是否可以斗胆妄言：导演其实是把一个本该由蒙太奇（两人的表情特写）+ 画外音（神父的征婚词）的去表现的段落，错误的运用了景深和场景调度呢？
BTW：为什么伟大的法国导演和理论家们的某些论述明明只适用于某种类型的电影，却经常被人拔高放大到了指导全局的高度？比如布列松的演员无意识表演理论，的确在他的《逃狱》《乡村牧师日记》《扒手》的得到了完美诠释。但当面对诸如《大路》中安东尼奎恩所扮演脾气暴躁的杂耍艺人，甚至他自己的《巴尔克扎尔的驴》中的狂喜豪醉的阿诺德时，它却明显力不从心。同样，如果巴赞主张的的深焦+场景调度是在揭示电影本质的话，那在他之前出现的的德国表现主义，之后的好莱坞警匪、黑帮等各种类型片难道都不算电影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