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大陆电影产业的兴旺，促成了近代史题材影片的热潮。其中几部高投资大制作的佼佼者，可谓热潮中的浪尖。若将其以色分类，《建国大业》、《建党伟业》是赤红，《十月围城》是碧蓝。作为献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辛亥革命》（2011，张黎成龙），形态偏红而神韵偏蓝，混色之作在叙事和达意上虽强差人意，但想成为经典却欠缺太多。是投资方对于市场利益的追求，是创作者欠缺精益求精的素养，还是两者对现时观影环境的妥协？
从创作者角度去推敲影片创作的旨意，其一是完成对民众普及辛亥革命的历史知识，传承意志；其二是自我对辛亥革命这段历史的抒发与感慨；其三是获取资本利益。三者分别对讲故事的方法、故事内容和主旨深度产生不同的影响。
其实《辛》的故事内容没有太多可挖掘之处，玩过三国杀的人都能对号入座。主公和忠臣是清王朝当权者及宦官，反贼们是同盟会孙文黄兴等人，内奸则是袁世凯。电影如历史课般将公义立场给予革命派，同时宣扬了革命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像这种近代历史事件的电影，大陆电影基本是正史正谈，着重点就在历史事件本身，如《大决战》、《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而国外电影则以个体和单独事件的叙述角度从侧面审视历史事件，像《风吹稻浪》、《辛德拉的名单》、《钢琴师》、《拯救大兵瑞恩》等，两者叙事的视点差异显而易见，成就的艺术价值亦千差万别。仔细思考，创作者（其中包含投资方、策划者、导演班底等）对于潜在观影者素质的顾虑是造成差异的原因之一。大视点电影更在于普及历史，因为创作者更渴求观影者深刻了解历史本身；而小视点电影则在于对历史的拓展和反思，因为创作者已经默认观影者有足够的历史认识与判断力。民众的知识水平结构和高低直接影响主流电影的创作水平。当然，像《鬼子来了》、《云水谣》、《南京南京》等电影也证明了这种影响并不是完全的。
在讲故事的方法上，《辛》因循守旧地使用主旋律电影惯用的“大而俗”方法。聚焦历史重要人物多线交叉叙述，尽可能完整地再现整个历史的来龙去脉，此为大；在不破坏历史真貌的同时又加入喜闻乐见的戏剧元素，此为俗。大而俗是红色主旋律电影的叙事套路，在《辛》中痕迹很深。要达到吸引观影者（尤其是年轻人）入场观看他们早已认为无趣的历史事件，必须加入激烈的战争场面、受追捧的偶像明星和诙谐的剧情细节。此种方法属于软性灌输，吸引人的喜剧元素很容易让观影者忽略故事本身，更不用说思考故事所传达的意义了，因此笔者也不讶异于电影院内时常出现笑声和对情节疑问的讨论声了。不过在叙事细节上的处理还是有值得赞许的地方，如停战协商的情节上，影片利用袁世凯的丰盛飨宴和孙中山的粗茶淡饭作平行对比来拉开彼此的道德价值。而通过三次特写袁世凯手中把玩的棕白二色核桃，暗喻袁世凯将清政府与革命派玩弄于鼓掌之中，坐享渔翁之利。
大陆的近代史电影在形式上的红是笔者一直嗤鼻的，尤其是传达的神韵是蓝的《辛亥革命》。创作者更像是完成一项领导布置的政治作业，而作业及格的标准是用死板的教案宣讲教科书里的历史。过分束缚的艺术创作往往会带来畸形创作或妥协的产物，就好像习惯天马行空的小学生做命题作文一样，更进一步就是抹杀创作激情了，就像现在的大陆学生一样。《辛》那种空洞的历史课拉远了观影者和历史，更拉远了观影者和历史所要传达的核心意义。所以影片里再多的感慨激昂，再多的凌然大义，总让人感觉言不由衷，隔靴搔让，甚至虚与委蛇。如果说是宣扬耳熟能详的马列主义，言不由衷还情有可原，但是《辛》宣扬的是泛价值的三民主义，言不由衷确实悲哀，不管是真的言不由衷还是言不由衷的言不由衷。
PS：影片还是避免不了近几年中国电影在制作上的硬伤——配音错位。先不说道格玛95宣言里对同期声录音的崇拜，《辛》在后期配音上连基本的演员原声都不是，更不用说嘴型和台词的差异了。这些基本制作的粗糙在观影感受大打折扣，令故事失真。究其原因，是电影制作的急功近利和敷衍了事所造成的。对剧本台词在电影杀青后的改动不补拍，或者在开拍前便准备好以配音掩盖演员口齿不清的瑕疵等，都是划开中国电影硬伤的冷刀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