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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庆云

电影一周酣节目制片人,一些专栏的影评撰稿人,接受小说和影评约稿,qq:595626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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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老马聊骚】从老陈寅恪非礼小女护士说开去

马庆云 发布于:

【老马聊骚】从老陈寅恪非礼小女护士说开去

/马庆云

老马聊骚有一期说陈独秀先生八大胡同虐鸡,引起很多读者的兴趣。其实,民国一代的学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别。要求革新、进步甚至于革命的学者,往往在个人私生活上混乱一些。相反,倒是那些建国后被称为不进步文人甚至于反动文人的学者,在私生活上却异常稳重。革命之激烈意志,自然需要生理性的发泄,因此,进步学者私生活之混乱,也不必苛责,本便是私德问题,不必上纲上线到公德的问题上。

倒是传统文人,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在修身问题上,多“克己复礼”。按理说,中国古代,在咱们的教科书上说,是三妻四妾,最为混乱的啊,而为何那些继承着传统文化的民国学者却私德上也不混乱呢?教科书,总是不失时机地开着时代的玩笑。陈寅恪先生便是深谙传统文化而又游历欧美诸国的著名学者之一。

陈寅恪在建国后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反对文人。这个反动文人,竟然如上边的分析一样,也没有什么花边新闻,个人生活上竟然严格保持着“一夫一妻”制。对这位动辄便言隋唐文化的老家伙,他怎么会没有私德的问题呢?

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就是要找出老家伙的私德问题。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曾任教的学校)贴出大字报,认定老陈寅恪曾经以治病为由非礼小女护士。

60年代初期,陈寅恪先生在自家的卫生间洗澡的时候,滑倒,摔断了一条腿。陈寅恪的妻子唐筼早年便有心脏病,一直以药物维持,所以,很难照顾老陈。中山大学开始派出两位护士照顾陈寅恪夫妻的起居生活。后来因为陈先生病情有加重倾向,又增加一名护士,开始8小时轮换工作。

当时广东的一把手陶铸说,要重点照顾这位活图书馆。所以,中山大学方面,又指令校医院随时保证有人为陈寅恪出诊。因此,在中山大学内部,流传一句说法,陈寅恪用三个半护士照顾。起初,这句话,是学术美谈,中山大学师生认为,这是对学术文化的一种尊重。随着“事情已经发生变化”,陶铸调任北京,成为毛泽东的左膀右臂,但没多久便被打倒,陶铸要保护的学术名人,自然也受了牵连。

红卫兵们立马认定,陈寅恪这个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怎么能动用三个半护士呢,这是对广大劳动人民的侮辱!在文革那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中,陈家的三个护士先后被撤走。不肯善罢甘休的红卫兵,贴出大字报,声称,陈寅恪在治病期间侮辱了女护士。

陈寅恪的父辈和唐筼的父辈,都是清末名流,他们的门第,最注重自身名节问题。因此,唐筼立马向中山大学历史系(陈当时是历史系的教授)院方领导写信回复。信的大概内容如下:

陈寅恪患有阴囊炎,需要每日灯光照射护理。唐筼因为自身年老无力,无法亲自搀扶进行,因此由护士代理。但此护理全程都有唐筼在场,不存在任何所谓的非礼小女护士的行为。

红卫兵当然不肯善罢甘休。最终,陈寅恪夫妇被搬离中山大学安排的校舍,去了一个小房子。对陈的医护工作,也就此中断。不久,陈寅恪与世长辞。四十几天后,唐筼断药,与老陈同去了。

我在老马聊骚说朱熹那期的时候便聊过,中国历来便是,要打倒一个人,就先从其私德入手。对付朱熹,便说他通奸自己的儿媳妇,致使其丧夫生子,且玩尼姑双飞云云。用制造私德问题的方式,实现动摇其公德的目的。我向来反对私德与公德不分,因为,于私德上制造事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像红卫兵制造陈寅恪非礼小护士这段一样。

有陈寅恪先生的这种枉死,便也有海内外的学人对老陈当年为何不出国的各种声音的讨论了。于大陆体制内的文人,当然愿意论证老陈是爱国的云云了,是对新政府的信任云云了。于大陆外的“反对”学者,自然也愿意说,这是老陈最错误的选择,他49年之后的人生,正是其为自身的选择付出的代价。关于陈寅恪为何不出大陆,我有一点粗浅的看法。

陈寅恪先生早年游历多国,他早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某一国家的个体生命。他的个人意志中,应该是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世界公民,不因他所站立的土地为某政权所统治便其个人意志也属于该政权。换言之,陈寅恪先生的思想,已经超出国度限制,在何处都一样了。中国当下也有很多世界公民,他们已经不在乎自己所处的“土地环境”了。

海外有学者说,陈寅恪49年之后,并无大建树的学术成绩,只能做《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依旧遭遇各种出版阻碍,前者只能到香港出版,后者在死后十数年才出版。这是其选择留在大陆后的必然损失。

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当时的政治环境对陈寅恪先生学术价值的迫害作用。然后,我个人有这么一种想法。学术分两种,一种是从研究历史之走向入手,一种是从研究个人之走向入手。陈寅恪先生晚年偏爱《再生缘》,并论述之,旁征博引,最终成卷,后又有对“钱柳因缘”地深入研究,实际上在做这样一种工作——从对自身之走向的研究沁透出历史文化之走向。所以,当有人批评陈寅恪不是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时候,陈先生说,“我的唯心是与唯物最终殊途同归的”。

可惜,当时的政治环境,对唯心史学相当敏感,采取了东风必须要压死西风的做法。当时的政治环境,为何要求马克思的唯物论必须要战胜陈寅恪的唯心史学呢?

鲁迅先生有一句很唯心主义的话,可以拿到这里来做诠释。他说,中国历史其实是循环往复的,历朝历代都不过是相互复制。从我个人的角度讲,我很认同这句话。唯心主义的史学,就是在研究这种“复制”,和如何在这种“复制”中复制粘贴地更好。这种史学研究方法,在唐宋等朝,没什么问题,很多皇帝甚至一度支持这样研究。但49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我们是开了新一时代,新一时代,不是王朝之间的更替,是要永生的。陈寅恪的唯心史学的复制粘贴,无疑是把新一时代与以往的各种王朝等同起来,这于当时,是可怕的。

当然,几十年后,我们再重新回归平和,才发现,陈寅恪先生治史的方式,没什么问题。倒是我们所信奉的史学观,一刀切的断代方式,用理论先行来解读历史的方式,值得商榷了。学者的价值,也往往不在其存活的年代,而于死后大放光彩。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对于政府而言,陈寅恪起到过什么积极作用没有?

很有趣。当时,它们虽然不认可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式和史学价值,却出现过两次政府上门来求知识的场景。第一次,是印度的巴赫鲁组织了一批印度学者论证中印争议领土应该归印度所有的时候。在跟印度放几炮之前,当时的中国政府也要礼尚往来,先礼后兵。这个时候,陈寅恪的活图书馆的价值才出现了。政府当时派人来咨询领土归中方所有的史学依据。陈寅恪先生给出了很多清朝官员和印度政府、西藏方面的通信,加以论证,并认为,麦克马洪线本身便是对中国领土的侵害。

后一次,也是领土问题。60年代,大陆政府与苏联交恶之后,在库页岛等地有过交火。当时,政府又来咨询陈寅恪,要论证一下库页岛自古便是中国领土。

写到这,笔者难免进行一下历史假设,若是1969年,陈先生死之前,大陆与日本交恶,争一下钓鱼岛就好了。我政府又来咨询陈先生,竟然发现先生和妻子唐筼快死在小黑屋里边没人照顾了,自然要紧急抢救的。若是陈先生能再多活几年,或许还有著作传世吧。

49年之后的陈寅恪,早已洞察历史之走向。他已经意料到自己作品在短时间内的必然被“摧毁”的命运,因此学古人,将文稿抄录了三份,保存起来。但古人比陈寅恪幸福,古人有多处保管地,而陈先生的文稿,只能放在自己家中了。红卫兵抄家,在拿完值钱的东西之后,将这些文稿也夺走了。

后来,陈寅恪先生后人,追回了部分文稿,结集出版。剩余的很多文稿,至今依旧在追回中。还有一点可惜,陈寅恪先生并无得意弟子,其学术思想,并无继承人。现在,很多人说,中国的学术是断档的,此话不假。我们的很多优秀教授,就是断在了文革的档上。记录这些,有什么价值?我也不知道。

马庆云新浪微博二世:http://weibo.com/dianyingyizho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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