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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悲情城市》中台湾历史与国家属性(上)(转)

永恒布鲁斯 发布于:
 

“回归”、“祖国”、“二二八”:《悲情城市》中台湾历史与国家属性(上)
作者:林文淇   

  台湾一九九三年的省市长大选虽然已经落幕,选举中所再度挑起的国家认同问题,依然喧嚣尘上。虽然此次不过是地方选举,由选举中国家认同一开始就成为选战中最激烈的议题看来,我们几可确定国家认同问题已经成为台湾的“政治下意识”(political unconscious),左右台湾人民的生活与思维;而其最明显的病徵即是台湾社会的二元对立(如族群对立)。选举以来许多台湾民众、政客与媒体对于各种社会事件的泛政治化的解释或反应,也是这个政治下意识作祟。一时间台湾几乎成了美国学者詹明信的第三世界文学国家寓言说(national allegory)的绝佳范例--台湾的一切社会文本都被拿来当作国家认同的寓言来解读了。例如民进党主席施明德的金马撤军论一出,立刻被当成自私的台独思想作祟而欲出卖金门、马祖只是冰山一角而已。然而台湾的国家属性(national identity) 问题远较詹明信从西方的观点所做的概括性理论来得复杂许多。因为台湾面临的是不同于一般所谓第三世界国家以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为核心的国家属性问题;而是在曲折的历史发展中,所产生错综复杂的“国”内与“国”际间认同的冲突--台湾所坚持的“中华民国”属性一方面不被国内支持台湾独立者所认同。另一方面也遭国际社会否认。同时更有另外一个“中国”宣称台湾是“属于”它的一部分,必要时不排除以武力取回,而这里所指涉的中国属性,台湾政府与拥护统一者既认同也否认

  恩尼斯.瑞南(Ernest Renan)在他著名的论文《国家是甚么?》中,曾指出国家的创建或统一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遗忘”(11)。因为历史中可发现统一均是暴力的结果。惟有忘却过去暴力的冲突,压迫、杀戮其他族群为开端的建国史,才能维持国家的统一与安定的发展。这个言简意赅的观念,正可提供台湾在面对目前支持“独立建国”与强调“台湾即中国”的二派国家民族主义者极端对立所产生的国家认同危机时,一个思考的方向。因为从记忆的角度来说,这个对立的肇因是起自于前者对于台湾目前国家属性或身份,也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形成之初所发生的暴力与屠杀--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从来未能如统治者所愿的尽数忘记;然而后者或因为未曾亲身经历,或是在国家机器的成功运作下这段历史已经被遗忘殆尽。总之无法理解为何前者无法认同台湾一直以来的中国属性。当然国家属性与国家认同的问题,在现在的地球村中必然牵涉国际社会认同的问题,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力威胁,台湾的前途何去何从极需要多方的思考,并在政治运作上谨慎行事;然而假使目前台湾的诸多政治与社会问题乃是根源于国家认同的问题,而国家认同的问题又导因于对二二八的记忆与遗忘的差异,在此二二八的前夕,重新思考二二八事件与台湾国家属性的问题,或许是解决台湾国家认同危机的一个方向。


  对于二二八事件,我想讨论的并不是二二八的历史本身。关于这个历史事件,在最近几年出版的回忆与研究不少,对于二二八事件的历史,及其对于台湾的影响皆有详细的讨论,在此不想赘述。我想探讨的二二八是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中的二二八。那是一部第一次将我从未亲身经历过,也未曾真正听闻过的二二八历史带进我的记忆中,从而让我重新反省我的身份与国家认同的电影。在二二八事件依然是台湾官方的禁忌,而不存在于任何官方历史之前,让二二八事件的言说(discourse)在台湾流散开来的电影。我想研究《悲情城市》中对二二八的态度究竟是什么?它刻意以历史的形式所呈现的台湾历史对于台湾的国家属性有什么见解?以及它的呈现对于台湾目前的国家认同危机有什么启示?

  《悲情城市》即以明显的的历史叙事形式,立意要为那个时期不幸受难的台湾人写史,因此影片由一段历史文字开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日本天皇 宣布无条件投降 台湾脱离日本的统治五十一年。

 
  而片尾则是由另一段历史记述结束: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大陆易守。

  国民政府迁台 定临时首都于台北在这两个极具意义的台湾历史纪事之间,《悲》片呈现了一段从未被如此公开述说过的历史故事。虽然《悲情城市》并未将二二八事件直接投射在银幕之上,不过由于其力求客观的历史呈现,已经将这一段必须被忘记的,促成一九四九年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得以维持一定程度的统一的历史开端,再次带进台湾人民的记忆里。瑞南在同一篇论文中亦提及“历史研究的发展往往对于国家主体的基本原则造成威胁”,因为“历史探究会把所有政治体形成之初的暴行揭露于世”(11)。我之所以希望讨论这部电影,一方面是因为它所提供的一段四十余年来在台湾官方历史中被消去的台湾历史,是目前所有台湾人需要记得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悲》片在呈现这段历史之时,同时也让观众记得以二二八为代表的这段历史中所显示的台湾“回归祖国”的过程中的所显示祖国的迷思与国家属性的建构性。当该记得的都记得后,也许在二二八事件发生近五十年后,台湾的人民可以开始忘记彼此因国家认同差异而生的怨恨。


  壹: 二二八事件与台湾历史 虽然侯孝贤本人强调他只是想“拍出自然法则底下人们的活动”(朱天文 31),然而影片中对于从一九四五年台湾脱离日本统治到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定都台北这段历史,对台湾的国家属性所造成的认同危机作了深刻的呈现。由于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不只是台湾第一部国际知名影展中夺魁的电影(一九八九年威尼斯影展),同时也是第一部直接触及台湾长期以来得政治禁忌二二八的文艺作品,因此一时间引发了了极大的讨论与争议。其中尤以梁新华主编的《新电影之死》收录了报章上对本片的历史再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所做的批判最引人注目。书中的评论对影片的质疑大致在于影片中,二二八事件这么重要的史实竟然被边缘化,没有正面的处理。另外即是影片中的历史呈现不够正确。

  许多《悲》片的影评人指摘侯孝贤导演在片里、片外都故意逃避面对二二八事件。他们以为虽然影片在广告宣传中以二二八历史禁忌为标题,片中其实看不到对该事件的直接呈现,有的只是当时台湾平民百姓的“悲情”而认为它“只是[导演]个人的抒情,而算不上是历史的叙述及反省”(廖炳惠134)。况且侯孝贤亦多次指出,他的电影并不是为了二二八而作。再加上侯孝贤之前曾与陈国富、吴念真等人合作为国防部拍摄了一部军教MTV短片,以致于更加深了批评者对于此片中的历史呈现不过是“官方说法”的电影版的怀疑(迟延奇97)。

  作为解严后第一部关于二二八事件的文艺创作,也是第一部将二二八的议题在大众传播媒体上炒热的电影,《悲》片中对于二二八的呈现是否有扭曲或误谬,以及片中隐含何种政治意识形态等问题,皆需要细加探究;然而,在讨论影片与二二八这段历史的关系时,重点绝对不应是片中是否提供了没有扭曲的“历史再现”?因为所有的“再现”(representation)一定只能是某些知识选择下的一种“再呈现”(re-presentation)。


  作为一部描写二二八的电影,《悲情城市》的确缺乏历史的细节以供观众对事件的全貌有所了解。然而,影片通过一个家族在二二八发生前后的这段时期间的日常生活经验,而非将二二八当做一个独立的历史故事,《悲》片事实上对于当时台湾人作为一集体族群所受到来自于国民政府所代表的中国政权的迫害与屠杀事实上作了更深刻的描述。 或许是基于当时国内保守政治压力的考量,《悲情城市》在叙事的安排上十分谨慎地避免容易引起政府或是观众激烈反应的情节与镜头,尤其是避免对二二八事件提出任何直接的批判。尽管如此,影片对于台湾人民在光复后悲惨命运的同情,依然促使它突破官方二二八的禁忌,重新呈现那一段几乎被消去的历史,为当时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政治受难者伸张他们的人权与尊严。于是整部片子的叙事结构就在这种对历史的矛盾立场中,变得遮遮掩掩而且多重、复杂。首先二二八事件可能引发的冲击被影片的双重叙事主线减缓许多。触及二二八屠杀部分的剧情发展不时地被细述林家兄弟日常生活的情节插入而间断。另外,影片的叙事者也被巧妙的安排由二位政治边缘人物(女人与既聋又哑的残障者)来担任。影片在提及二二八事件时更同时提供对于事件不同的论述或看法(例如官方的与百姓的)由观众自己去选择判断。而侯孝贤著名的疏离式固定长镜头在本片中也发挥了淡化激动情绪的作用。

  因此,从表面上看来,《悲情城市》将当时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对立的呈现成功地“去政治化”。整部片子在银幕上看不到台湾人与内地中国人激烈的暴力冲突,更别谈二二八军队大屠杀的镜头。监狱内枪决的过程也只是透过枪声来表示。片中几幕台湾知识分子对于国民政府严厉的批评的片段,均在短暂的呈现后,藉由镜头转移的运动而被排除在银幕之外。就相片名中的“悲情”二字所暗示的,政治事件的“悲剧”意义被个人的“悲情”所取代了。这个悲情夹杂在影片中许多具有纾解哀伤功用的符号中间,这一段历史中政治的冤屈,似乎也适当地被补偿了--例如宽美真挚的爱情、反覆出现的“医院”场景、片中主要异议分子的名字“宽荣”(暗示“宽恕与包容”)以及“祖国”所象徵的国家统一整体性。

  这些叙事策略去除了其对二二八的呈现时,可能引发的直接情绪刺激,然而却不必然表示《悲情城市》即是呈现官方说法下的二二八,或表示影片对于二二八的理解是误谬的,因而会误导观众。二二八之所以必须成为禁忌,甚至在解严后,台湾政府迫于民间强大的压力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之时,之所以需要制造另一种言说将二二八比喻成历史的伤痕,希望台湾人民将之遗忘,以“抚平历史的伤口”,原因就在于二二八的这一段历史,重新提醒台湾民众外省中国人曾是如此欺凌的本省台湾人。关于这个历史意义黄美英说明的很明白: 一九四五年之后的台湾,在“重回祖国怀抱”的期望中,却遭逢了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大变动和冲突,二二八事件正是政治冲突和社会冲突的具体表现,不幸以流血枪杀和残酷的迫害的大悲剧收场,二二八遂成为象徵台湾集体命运的一个悲剧符号,二二八使回归祖国的梦想破灭,将“中国”和“台湾”切割成两个对立的群体,国民党被视为残怖的统治集团,将台湾本土菁英赶尽杀绝,或迫使亡命天涯,远走抑郁,促长日后的台独意识和反对运动,二二八成为“外来政权”迫害“本土族群”的符号,也成为“外省人”和“本省人”冲突的源头。(154)

  换句话说,作为历史事件,二二八对台湾造成了在族群认同上符号系统的逆转。原本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因为族裔(汉人)与文化渊源与原乡的地缘关系而自然产生的认同--中国=祖国,中国人=同胞--在经历二二八所代表的杀戮与侵夺,遂使得中国及其所关联的人民与政权一转而为压迫的“他者”。


  二二八对于台湾本省族群的意义,《悲情城市》有间接而十分深刻的描写。表面上看来,《悲情城市》悲情的叙事,主要乃是关于林文雄与内地中国商人的帮派势力斗争与走私的,以及宽美和既聋又哑的老四林文清之间的爱情故事。二二八事件惟有藉由宽美与文清两人不完全的观点间接的被提及。然而这样的形式结构并不必然令《悲情城市》悲情这部电影的历史意涵有所减损。卢卡契(GeorgLukacs)在研究历史小说时即曾指出,成功的历史小说,如瓦特.史卡特(WalterScott)的作品,乃是藉由“鲜活地将人物描写成历史与社会中的典型角色”来使得过去的历史变得更明白易懂(35)。虽然林家兄弟与宽美不过是历史中的小角色,在他们的身上,观众所能感受历史的痕迹,恐怕远比历史事件的客观描述要来得更深刻。


  尤其林文雄的角色,十分成功地被塑造成本省台湾人的典型。整个台湾的整体命运就在林氏家族兴衰的叙事主线中以寓言体的方式呈现出来。当时台湾所谓本省人的经历,从大哥林文雄得子,经营的“小上海”酒家开张到兄弟或惨死、或癫疯、失踪的兴衰中看见缩影。当林文雄手持短刀欲为其小舅讨公道,却在上海佬突然掏出的手枪下中弹,不可置信地倒地最后死亡的一幕,直指二二八的屠杀所带给台湾平民百姓的意外与惊悚。同时,这些政治领域中的小人物,他们虽然不是二二八事件中的积极参与者,然而当这样无心于政治的商人也好,公共领域之外的家庭主妇也好,或是言语不便的残障者也好,俱都受到二二八事件深深的影响时,这段台湾历史的悲情,毋须血肉横飞的大屠杀场面来表达。片尾林氏家族的衰颓,与宽美叙述丈夫被捕的信函,为二二八对当时的台湾社会所造成的“大屠杀”,作了更广而深远的见证。


  如果二二八事件的意义只在于“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的族群冲突的话,而台湾目前的国家认同问题也是由族群对立而导致的国家认同冲突,那么二二八的这段历史,是已经逐渐在被遗忘了。“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族群对立在二二八之后至今已经逐渐融合为一个“台湾人”的族群认同(最佳的例证或许是去年大选期间,外省籍的省长候选人宋楚瑜强烈地强调自己“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的台湾认同,并且高票击败诉求“台湾人选台湾人”的本省籍候选人陈定南)。然而,二二八至今仍然不被遗忘,乃是因为在历史的变动中,台湾在一九四五年回归祖国遇难后,因为祖国的政权分裂为二,致使台湾至今依然在等待回归的状态。《悲情城市》重新提及二二八的这段历史,在前面提及的许多叙事策略中,似乎在要求观众在感伤与纪念二二八不幸的受难者之后,就以宽容的心遗忘这些不幸。然而,《悲情城市》这部片子除了回忆当时台湾人的悲情之外,它更以历史的形式,为二二八之所以发生的历史与文化原因提出反省,尤其是这段历史中所图显得台湾的中国属性的建构性。因此我的重新“记得”《悲情城市》,希望再次提醒台湾的国家民族主义者,在思考台湾的国家属性时记得历史的教训。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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