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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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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以人性的眼光审视生活——谈前苏联新浪潮电影(zt)

涂鸦刀 发布于:

作者/ 大众电影 戴光晰

《电影眼睛》海报

《关于列宁的三支歌》剧照

    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当国际影坛上出现了以法国“新浪潮电影”为代表的一批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创新意义的影片的时候,前苏联电影也推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影片,这些影片被西方称之为“苏联新浪潮电影”。
    
    长期以来,前苏联的电影也和其他文艺形式一样,都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遵循为惟一的创作方法,因而在艺术创作领域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也产生了不少条条和框框。艺术家不是反映生活的原貌,而是把生活表现得非常理想化,尽力掩盖生活中的阴暗面和不幸。正面主人公的形象往往完美无缺,是“高、大、全”的偶像人物,他们只有阶级的共性,没有个性。影片的主题靠说教来喻示,缺乏艺术感染力,有不少作品是公式化、概念化的。艺术表现手法也很呆板僵化,电影的叙事语言没有新的建树。当时一批有新的追求的前苏联新老电影艺术家对电影的这种状况很不满意,他们提出要反映真实的生活,要揭示生活中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要表现普通人,表现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当时的现实是:在战后经济复苏的年代里,人们痛定思痛,看到了全民为卫国战争的胜利所付出的惨重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宏大、伤亡最严重的一次战争,前苏联在这场战争中丧生2800万人,约占全国两亿多总人口的1/8。因而,战争虽然已经过去,但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未能生还。被夷平的城市一座座重建起来了,但母亲和寡妇的眼泪却没有干。战争给人们造成的悲欢离合比许多作家臆想出来的故事情节还要曲折感人得多。因而,人们要求电影作品不仅反映战争改变了国家的面貌,他们更希望能在银幕上看到战争与人们的个人命运的联系。
    
    从客观条件来看,苏共20大后,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思潮比较活跃,文艺政策也放宽了,电影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有了实现的可能。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一批新面貌的影片中重新放出了光彩。电影艺术家们以人性的眼光谴责战争与个人幸福的对立,并以揭露战争的残酷来呼吁全人类的和平。
    
    前苏联的《青年近卫军》《普通一兵》等影片中所表现的是英雄豪杰的英雄主义,影片的主人公都是英雄般地死去,故被称作“纪念碑式的英雄”。柯歇伏依、马特洛索夫、卓娅等都是千古颂扬的壮士烈女。但是,传奇式的,可为之树碑立传的英雄人物终究是少数,在疆场上为国捐躯的更多的还是不为人知的小兵小卒。他们的坟前除了一个小小的十字架之外,甚至连一块铭刻着名字的墓碑也没有,他们的亲人都不知道他们被埋葬在什么地方?每年的5月9日战争胜利日,前苏联的很多家庭都在餐桌上为阵亡的家庭成员摆上餐具,似乎觉得他们的灵魂永远不会离开亲人;也有年迈的母亲和泪水未干的妻子在胜利日举着写有出征者名字的纸牌在村边、路口或车站等候儿子或丈夫归来。虽然她们明知所等待的人已再也不会回来,她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寻求心灵的安慰。在前苏联,几乎每一座城市都建造了形式独特的悼念战争中阵亡者的纪念馆或陵园,这些地方至今去凭吊的人仍络绎不绝。正因为战争的伤痛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如果电影不反映全民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很多人的心情是难以平静的。
    
    人们希望在银幕上看到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看到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复杂的相互关系、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新浪潮电影”形成之前,有一些影片已经露出创新的嫩芽了,比较令人注目的是导演格里高里·丘赫拉依于1956年根据鲍·拉甫列涅夫的同名小说拍摄的成名之作《第四十一》:
    
    人性与阶级性的交织
    
    国内战争的年代,由政委叶夫秀柯夫率领的一支突围的红军幸存部队中有一名女战士玛留特卡是个神枪手,她已打死了40个白匪军。政委令她与另两个战士把撤退途中俘获的一名白匪中尉从海路乘渔船押送到司令部去受审。途中,起了风暴,两名战士被卷入海中,玛留特卡和白匪中尉漂到了孤岛上。本来就迷恋中尉的“蓝眼睛”的玛留特卡与中尉相爱了,但他们的观点立场迥然不同,经常发生争吵。一天,当中尉奔向朝孤岛靠近的一艘白匪的小船时,玛留特卡劝阻不住他,就举枪打死了她的“第四十一”个敌人。紧接着她又站在海水中抱着她的“蓝眼睛”哭泣……
    
    《第四十一》获1975年戛纳国际电影节特别奖。这是当时的青年导演格·丘赫拉依的第一部影片,丘赫拉依是《列宁在十月》《但丁街凶杀案》的导演米·罗姆的学生。他是“苏联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而《第四十一》被国际影评界公认为这股浪潮的首部力作。丘赫拉依参加过卫国战争,曾好几次爱过伤,在拍摄《第四十一》的时候,他身上还有弹片未取出来。扮演玛留特卡的是依·伊兹维茨卡娅,她曾主演过《动荡的青年时代》;白匪中尉的扮演者奥·斯特里仁诺夫曾主演过《牛虻》。摄影师谢·乌鲁谢夫斯基曾拍摄过《第一次军用列车》,在《第四十一》之后又拍摄了《雁南飞》,创立了“乌鲁谢夫斯基摄影学派”。
    
    《第四十一》问世后,曾引起过争论。一种意见认为玛留特卡爱上白匪军官这件事有损红军女战士的形象,即使她最后打死了他,也得不到观众的谅解,因为她根本就不应该去爱一个敌人。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玛留特卡这个人物真实可信,她既有红军女战士坚定的立场,又有少女丰富的人性。这个人物的色彩不是单一的,在她身上反映了时代的特征、时代的复杂性和时代的矛盾。她和中尉的爱情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在孤岛上,除他们两人外,没有别人,谈不上有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之分。在打死中尉之后,玛留特卡又为他而哭泣,这也是真情流露,因为她打死的这“第四十一”个终究与她相爱过。为“蓝眼睛”而哭泣这场戏原小说中没有,是影片编导添加的。影片细腻地展现了玛留特卡复杂的内心世界,令人信服地表现了人性与阶级意识在她身上的尖锐冲突。影片的摄影十分精彩,画面上的自然景物传达出了人物感情的汹涌波涛和矛盾冲突的紧张尖锐。
    
    美好爱情的毁灭
    
    米·卡拉托佐夫导演的《雁南飞》(1957)表现了战争带给人的永远难以平复的伤痕:薇罗尼卡和鲍里斯是一对幸福的年轻恋人。战争突然爆发后,鲍里斯应征入伍。在一次轰炸时,鲍里斯的堂弟马尔克乘人之危,占有了薇洛尼卡,使薇洛尼卡不得不与之结婚。鲍里斯在前线执行一项侦察任务时,为救一受伤的战友而牺牲。薇洛尼卡终因马尔克灵魂卑微而与之分离。战争结束后,薇洛尼卡手持鲜花去车站迎接从前线归来的人,但鲍里斯再也没有回来……
    
    《雁南飞》在国际影坛上引起了轰动,获1958年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影片系根据弗·罗佐夫的话剧《永生的人》改编。导演米·卡拉托卓夫曾拍摄过《阴谋》《忠实的朋友》,他是50年代前苏联“诗电影”的倡导者。摄影师谢·乌鲁谢夫斯基拍摄的画面具有强烈的情绪感染力。薇洛尼卡的扮演者塔·萨莫依洛娃因本片而成名。鲍里斯由著名演员阿·巴塔洛夫扮演,他曾主演过《母亲》《大家庭》,70年代末又主演了《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影片问世后,有一些评论文章对薇洛尼卡的形象提出了非议,认为她失身给马尔克,玷污了战士未婚妻的清白,令人难以接受。但另一些文章则认为影片真实地反映了战争带给人的悲剧性命运,有力地表现了战争怎样摧毁了个人的生活,破坏了一对恋人的幸福。由于苏联人民的确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而像《雁南飞》这样的战争悲剧是符合不少观众的心理的,他们在一洒同情之泪的时候抒发了自己的感情,这也是这部影片能赢得广大观众的原因之一。影片的艺术成就很高,在电影语言的运用方面有很多新意和突破。
    
    在伤痛中寻找生活的意义
    
    不论战争的创伤何等惨重,被伤痕折磨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也还是要生活下去的。而生活,也从来不会停顿,总要发展下去。在战后的苏联,许多因战争而遭到不幸的人,也在汲取力量,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寻找重新生活的道路,明确自己在生活中的意义。
    
    苏联电影艺术家谢·邦达尔丘克根据肖洛霍夫的同名小说拍摄的《一个人的遭遇》(1959)获1959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大奖,并获1960年的列宁奖金。影片忠实地表现了肖洛霍夫的一个哲理思想:任何事物也不能阻止万物苏生。
    
    影片的故事内容已被它的片名所概括了,它表现了一个普通的人在卫国战争中所经历的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战争刚爆发,木工索阔洛夫就上了前线,在战争中,他走过了一条苦难的艰巨道路:他被浮过;在集中营里做过受尽折磨的苦工;又机智地驾车回到了苏军阵地,还俘获了一个德冠少校,带来了重要的情报。战争使索阔洛夫失去了人间所有的亲人和温暖的家,但他并没有变得冷酷无情,并没有被痛苦折磨得失去生存的意志。他不仅自己要坚强地活下去,而且还要以破碎的心灵中的全部的爱去温暖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小生命。影片结尾索阔洛夫把同样在战争中失去一切亲人、露宿街头的小男孩凡尼亚认作儿子这场戏充分地阐明了作品的主题思想:一个遭受战争创伤的人,没有理由永久地为自己的痛楚而哭泣,只要他还活着,他就应该不吝惜自己的爱,去温暖比他更弱小的生命。索阔洛夫终于在生活中找到了精神支柱,这支柱就是人道主义的力量。索阔洛夫是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来医治自己心灵的创伤的。他在抚慰这颗幼小的心灵的过程中,忘却了自己的伤痕。影片作者自始至终遵循的一个基本创作原则就是真实,这真实是严峻而残酷的。
    
    本片的导演技巧和造型处理都具有较高的水平,在运用电影表现手段方面是出色而大胆的,并具有革新精神。片中有十分独特的蒙太奇转换,又有前所未有的仰俯拍镜头,影片拍摄时还动用了直升飞机。摄影师弗·莫纳霍夫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一个人的遭遇》是一部独白式的影片,是谢·邦达尔丘克自导自演的,对话极为简约而洗练,影片以卓越的造型处理丰富了原小说的内涵。邦达尔丘克后来拍摄了《战争与和平》《他们为祖国而战》,他曾亲自参加过卫国战争。1956年他曾来我国参加过“苏联电影周”期间的活动。
    
    个别评论文章认为影片的调子太低沉,但舆论界和广大观众还是肯定这部影片的。
    
    夭折的生命
    
    影片《士兵之歌》(1959)是格·丘赫拉依继《第四十一》之后的第二部杰作。它荣获旧金山电影节大奖、最佳导演奖;全苏电影节大奖;戛纳国际电影节青年导演奖;1961年编剧瓦·叶若夫和导演格·丘赫拉依获列宁奖金。
    
    卫国战争的年月,19岁的通讯兵阿辽沙在撤退时出于自卫,用战友扔下的反坦克枪击毁了敌人的两辆坦克。将军召见他,要为他请奖,但他请求将军不必给他授奖,只希望给他几天假回家探望一次母亲。将军给了他往返六天的假期。途中,他乐于助人,乘坐的火车被炸,他又救死扶伤,耽搁了不少时间。阿辽沙回到家乡,只来得及和母亲在田边说几句话就要离去归队,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母亲明知他已被埋葬在异国他乡,但她仍经常站在村口凝望着远处,仿佛在等待着惟一的儿子小阿辽沙……
    
    阿辽沙的扮演者弗·伊凡肖夫过去没有演过什么戏,他看起来非常纯真稚嫩,这正符合阿辽沙的形象。与阿辽沙在货车厢里邂逅的姑娘舒拉由电影学院的学生让娜·普罗霍莲柯扮演,她创造的形象天真无邪,非常可爱。
    
    《士兵之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突破。影片反映出:战争夺走了阿辽沙如此年轻的生命;使他的母亲失去了惟一的儿子;毁灭了阿辽沙与舒拉之间刚刚萌芽的美好爱情。影片没有用虚假的乐观主义的调子来冲淡悲剧气氛,这在前苏联电影中是新的尝试。
    
    影片突破了叙事电影的框框和戏剧结构,采用了散文结构,它涉及的社会生活面远远要比叙事电影宽广得多。影片通过阿辽沙去休假这短暂的几天反映出了苏联前线和后方生活的横断面,展现出在战争的考验面前表现各不相同的种种人物。影片虽然没有多少曲折的故事,但它给予人们的感受却远比一些故事和事件丰富得多,它能使观众从哲理的高度去思考战争与人的关系。
    
    导演从人性的角度强调了阿辽沙与母亲的感情。影片不想把阿辽沙表现为一个单纯的战斗工具,而要把他描绘成一个有着普通人的爱和憎,有丰富的感情,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有的评论文章谴责影片通过阿辽沙的眼睛表现了战争期间的阴暗面:军用货车的战士受贿肉罐头;普通军人的妻子为改善生活背叛丈夫与军官同居。
    
    在以往的苏联影片中,只能“报喜不报忧”,但《士兵之歌》不粉饰现实,它真正做到了反映真实,表现普通人。这部影片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称得上是创新的佳作,它对以后的苏联电影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遭到摧残的童年
    
    战争使儿童也成了它的亲身经历者。著名电影艺术家安·塔尔柯夫斯基拍摄的《伊凡的童年》(1962)就叙述了一个备受摧残的、夭折的童年的故事。情节甚至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在战争中失去所有亲人的12岁的伊凡,成了一名侦察员并牺牲在盖世太保的魔爪下。
    
    影片是根据弗·鲍哥莫洛夫的小说《伊凡》改编的,但安·塔尔柯夫斯基决定要在片中加上伊凡的梦,这就使影片的内涵比小说中丰富深刻得多了。在银幕上,伊凡生活在两组镜头中:一组是现实世界,在这里他是一名侦察员,执行着战斗任务;而另一组,那便是他的梦幻与回忆的世界。塔尔柯夫斯基用电影语言在银幕上写出了一首诗:描写遭受战争摧残的“伊凡的童年”的悲剧诗篇。这首诗表现出:遇到了战争之后,这童年变成了什么样,也表现出,如果没有战争,它又会是什么样。
    
    伊凡的形象不是银幕上常见的那种穿着合身的小军装和皮靴的、被收养的“团队之子”式的小战士,而是一个面孔黝黑、浑身颤栗、背上布满伤痕、由于发抖而牙齿相击作响的小男孩。战争毁灭了伊凡这一代人的童年。伊凡饱经风霜,变得早熟和深沉,他已经失去了儿童的纯真和信念,心灵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只有在梦境中他才恢复了对生活的光明的概念。
    
    在梦中,伊凡是作为一个自由的、完整的人而存在的,他与大自然的美和人的情感的美以及整个美好的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在现实中,伊凡仅仅是作为一个复仇者,作为一个武器而存在着。只有当伊凡按照他自己所理解的那样报了仇之后,他的心才会平静下来。
    
    《伊凡的童年》的激情是悲切的,伊凡的死被描绘成人类的灾难。片中,塔尔柯夫斯基本人的观点表现得极为明确而活跃。因而,《伊凡的童年》属于当时在西方兴起的“作者电影”的范例。影片无论就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形式来说都是一部杰作。
    
    影片在国际影坛上引起了重视,获1962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旧金山电影节大奖,并在数十个国家上映。
    
    安·塔尔柯夫斯基是著名电影艺术家米·罗姆的学生,《伊凡的童年》是他的成名之作,后来他又拍摄了《安德烈依·鲁勃廖夫》《镜子》等影片。1983年他在意大利导演了《怀乡》。之后,在国外定居。1985年他在瑞典导演了获戛纳国际电影节大奖的影片《牺牲》。1986年他在巴黎病逝。西方影坛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与费里尼、英格曼·伯格曼等齐名的大师一级的电影艺术家。伊凡的扮演者柯里亚·布尔里亚耶夫当时还是一个初中生,现在已是职业电影演员并尝试着导演影片,1983年他主演了《战地浪漫曲》。
    
    看惯了旧模式影片的人指责《伊凡的童年》把战争表现得太残酷。但事实上,影片具有严酷的真实性,战争的现实本身就是人类的灾难。
    
    呼吁博爱与和平
    
    曾经合作拍摄过《保尔·柯察金》《风》,后来在1981年又拍摄了《德黑兰43》的两位导演阿·阿洛夫和弗·纳鸟莫夫于1961年拍摄了一部呼吁人与人之间友好和谐的影片《给初生者以和平》。该片于1961年第2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获“新颖影片导演奖”。
    
    故事发生在战争已经结束了,但和平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在德国某地,年轻的苏军少尉伊夫列夫接受了一项任务:把一个因受震伤而聋哑的战士亚姆士奇科夫护送到德国境内已由苏军占领的克威考市的野战医院去,顺便把德国难民中的一个孕妇也带去,那个孕妇的老家就在克威考市。他们乘坐战士鲁卡维契驾驶的军用卡车向目的地驶去。德国孕妇对这三个苏联官兵很不友好,她还故意指错路,致使卡车途经苏军尚未控制局面、有德寇负隅顽抗的一些地方。在交战中,司机鲁卡维契牺牲,卡车被打烂,亚姆士奇科夫再次受伤。最后,路遇一辆美军汽车,美军战士推迟了自己的任务,专程把伊夫列夫、亚姆士奇科夫和德国孕妇送到了目的地。影片结尾,德国孕妇的婴儿出生了,护士把新生儿高高举起,婴儿的尿撒在被缴获的武器上,象征着和平的到来。
    
    影片上映后,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一种意见认为:影片表现出一种虚伪的宽恕一切的思想,编导似乎要告诉观众:请看我们的士兵多么富有人道主义精神。影片中那个聋哑士兵宁愿自己淋着雨,还为德国孕妇撑着伞。事实上,司机鲁卡维契的死和战士亚姆士奇科夫的再度受伤都是德国孕妇造成的。苏联士兵的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和宽恕一切的思想是没有原则的,虚假的。但即使持批评意见的人也认为影片中有独创的手法,有些场面的构思和演员的表演都很不错,一些细节富有表现力,令人难忘。
    
    肯定这部影片的人赞赏苏联士兵能把德国法西斯和普通德国人民、尤其是妇女儿童区分开来。影片真实地表现了战争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法西斯分子是多么凶恶。影片成功地反映了苏联军队的真正面貌:机智勇敢;对义务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无限忠诚;具有民主精神并能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富有温暖的人性、崇高的道德意识及坦率的胸怀。
    
    与大自然抗争的惨痛代价
    
    由《雁南飞》的几个主创人员于1959年拍摄的《未寄出的信》叙述了一个人和大自然抗争的故事:
    
    一支由四人组成的地质勘探小分队到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里去寻找金钢石矿床。队长萨比宁是个野外工作经验丰富的中年人;男队员安德烈和女队员丹妮娅系两名年轻的地质学家;向导谢尔盖是个熟知原始森林地理环境的单身汉。队长萨比宁一到目的地,因河水泛滥没来得及把写给妻子的信交返回的飞机带走。于是他决定让这封未寄出的信成为一封持续不断的长信,闲暇时就坐在篝火旁不停地写。安德烈与丹妮娅彼此相爱,而谢尔盖又暗恋着丹妮娅。
    
    经历了无数次辛勤的徒然劳动,他们总算找到了金刚石。他们正准备离去时,却遇到了森林大火,紧接着是成灾的暴雨和冬天的冰雪。谢尔盖、安德烈和丹妮娅相继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中死去,幸存的队长萨比宁把金钢石矿床图及时带给了人们。
    
    影片是根据瓦·奥西波夫的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的。几个主要创作人员都是《雁南飞》的主力,如:导演米·卡拉托卓夫;摄影师谢·乌鲁谢夫斯基;女演员塔·萨莫依洛娃。整个摄制组也几乎是《雁南飞》的原班人马。萨比宁的扮演者英·斯莫克图诺夫斯基后来主演了《一年中的九天》《哈姆雷特》等片,知名度很高;谢尔盖的扮演者叶·乌尔班斯基曾主演过《共产党员》。
    
    在60年代之前,前苏联的作品主要是表现人与人之间的阶级斗争或先进与落后的斗争,表现人和大自然对立的作品较少,即使有,也是以人战胜大自然、人定胜天为主题的。本片在题材方面是一个新的突破,它表现了人和大自然、生命与死亡的抗争。在银幕上反映的是:人在征服大自然的过程中,也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有时候,人在险恶的环境中是无能为力的,很偶然地就会失去生命,酿成悲剧。
    影片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有人给它扣上了“自然主义”、“悲观主义”、“形式主义”等帽子。
    
    肯定这部影片的评论则认为影片创作者营造出了真实的自然环境,保持了展开悲剧的严峻性和纪实性。影片精湛的摄影艺术是对电影艺术美学的一大贡献。
    
    无怨无悔的科学探索
    
    曾拍摄过《十三人》《列宁在十月》《但丁街凶杀案》的电影艺术家米·罗姆不仅积极热情地支持“新浪潮电影”,他还发表了不少文章,从理论上阐释电影的内容与形式必须突破旧框框,必须创新。“新浪潮电影”的几个主力,如:格·丘赫拉依、安·塔尔柯夫斯基都是他的学生。米·罗姆本人还从创作实践上进行了新的探索。1962年米·罗姆拍摄了一部创新之作《一年中的九天》。本片获1962年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大奖及1966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奖金。
    
    本片的情节是在一年中的九天内展开的:青年物理学家古谢夫在进行科学实验的过程中两次受到中子幅射。一心只顾工作的古谢夫冷落了与他相爱六年的女物理学家廖莉娅。廖莉娅曾打算离开古谢夫,去与古谢夫的好友、懂得生活情趣的物理学家库里科夫结婚。但当她得知古谢夫已第二次受到中子幅谢时,为了陪伴他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她毅然与古谢夫结了婚。
    
    古谢夫明知自己的时日已不多,仍继续进行热核反应实验,结果,又中了幅射。廖莉娅、库里科夫和古谢夫的两个助手继续进行着实验,但实验失败,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故事的第九天,古谢夫决定冒险去医院做手术,这手术还从未在人身上做过试验,但古谢夫为了人类的未来,决定作一次尝试……
    
    在罗姆30多年的工作经历中,不断发展的剧情是他的影片的动力,而在本片中,不断发展的思想成了影片的动力。正因为要表现思想,罗姆设法在影片中破坏事件进展的外在逻辑,削弱人为的情节连结。
    
    影片的新的剧作结构要求探索新的导演处理。罗姆过去的影片常常运用平稳的、逻辑性很强的蒙太奇手法。但这部影片为了表现思想,就必须运用急剧转换的蒙太奇手法了。这是内容的创新所要求的形式的创新。
    
    本片的主要思想是关于每一个人在人类面前所负有的义务。片中大胆地运用了思想的对话,这些话涉及对生活、科学、过去和未来的种种议论。影片几乎从头至尾不停止地响彻着对话。结果证明:直接的对话也是银幕上的一个强有力的表现手法。
    
    以往的影片中的科学实验往往都是以成功告终,但这部影片却强调科学家在失败中不折不挠地进行探索,为造福人类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
    
    有人批评影片的基调过于低沉,但也有人认为这一切都是严酷的真实。
    
    古谢夫由《雁南飞》的男主角阿·巴塔洛夫扮演;库里科夫由《未寄出的信》中演队长萨比宁的演员英·斯莫克图诺夫斯基扮演;廖莉娅的扮演者塔·拉芙洛娃是一位新演员。
    
    生还带来的冤屈
    
    在“新浪潮电影”中,人在战争、在与自然环境抗争、在科学实验等方面所受到的伤害都得到了关注。但是,人在政治生活中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却始终还没有在银幕上暴光。导演格·丘赫拉依和编剧达·赫拉布罗维茨基大胆而勇敢地在影片《晴朗的天空》(1961)中触及了这个问题。
    
    《晴朗的天空》在1961年的第2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与日本影片《裸岛》共同获得大奖,并在旧金山电影节获最佳导演奖。
    
    故事发生在战争爆发前:中学刚毕业的姑娘萨沙邂逅了空军英雄阿列克塞·阿斯塔霍夫。不久,战争开始,萨沙的父亲去了前线,姐姐刘霞和弟弟谢辽沙疏散到了后方。萨沙独自留了下来,她在工厂做工。阿列克塞在等待飞机修复的四天日子里,天天与萨沙沉浸在幸福的爱情中。阿列克塞重返前线后,传来了阵亡的噩耗。在悲痛中,萨沙艰难地独自抚养阿列克塞留给她的儿子叶果尔卡。
    
    战后,萨沙的父亲再也没有回来。姐姐和弟弟回来了,姐姐还带来了一个极端自私的丈夫。意想不到的是:阿列克塞竟然回来了,但他的右脸颊上留下了一道很深的伤痕。原来,阿列克塞在飞机被击落,自己昏迷不醒的状态下被敌人俘虏了。他回来后,被俘的这段历史受到了怀疑,他的党证和金星英雄奖章都被收回,并且不让他再当飞行员了。他成了工厂里的一名学徒工,他痛苦得经常酗酒,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萨沙和他一起向党组织申诉,让上级相信他是忠诚清白的,但是都不起作用。直至斯大林去世,批判了“个人迷信”后,组织上才恢复了他的党籍,把金星英雄奖章还给了他,并让他重新驾机飞上了蓝天。
    
    影片上映后,前苏联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从政治角度着眼,给予了影片高度的评价。应该说,揭露政治生活中的不公正与冤屈,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在艺术质量方面,影片是“不均衡的”。例如,用“冰河解冻”的画面来隐喻“个人迷信”受到了批判,这种表现手法过于直线式,过于简单化,也过于陈旧了。而萨沙和其他妇女在车站上呼喊着想从疾驰而过的军用列车上见到有可能途经这里的亲人一面这场戏处理得令人叫绝。
    
    扮演阿列克塞的叶·乌尔班斯基就是在《未寄出的信》中演向导谢尔盖的演员,扮演萨沙的尼·德罗贝舍娃是话剧演员,她初次登上银幕就塑造了一个真实感人的形象,她因这个角色获墨西哥电影节最佳女演员荣誉奖状。
    
    《晴朗的天空》与《第四十一》《士兵之歌》被称为“丘赫拉依三部曲”。可见,格·丘赫拉依为前苏联“新浪潮电影”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人性与兽性
    
    曾拍摄过《青年近卫军》《静静的顿河》,1950年到我国拍摄过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并在前苏联的电影理论、电影教学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谢尔盖·格拉西莫夫是“新浪潮电影”的倡导者和积极支持者中的一名主力。60年代初,他发表了不少观点新颖的理论文章,有一篇文章专谈“人性与兽性”。格拉西莫夫认为:人身上有各种兽性,如勇敢、机智、凶残、善良、懦怯等都是不同的野兽的属性。法西斯分子身上的豺狼的属性,而奉行“保命哲学”的小市民身上则有像兔子那样懦怯的兽性。格拉西莫夫呼吁人类要积极反对邪恶,反对各种兽性,要坚决和“人的兽性”进行不懈的斗争。
    
    格拉西莫夫于1962年自编自导的影片《人与兽》就是阐释他的上述理论的。影片系与民主德国合拍。
    
    故事发生在卫国战争结束10多年之后。列宁格勒的一个女医生安娜与18岁的女儿塔尼娅驾车前往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疗养院,安娜要到那里去任主治医师。途中,她们遇到了在1942年列宁格勒围困期间曾救援过安娜的一个熟人——当时的阿列克赛·巴甫洛夫中尉。正好阿列克赛要到塞瓦斯托波尔去找他哥哥,安娜邀请他搭她的车同行。
    
    一路上,阿列克赛讲述了自己15年来的遭遇:1942年冬天他被德寇俘获,在集中营受尽了折磨。战争胜利后,他怕被俘的这段历史受到怀疑,没敢回国。他被迫在异国他乡过上了流亡生活:在阿根廷当过筑路工,又在女庄园主家当过贴身佣人,后来又到东非、苏丹、加拿大做过苦工。
    
    他曾给国内惟一的亲人——哥哥彼得发过几封信,但都没有回音。最近一封信总算联系上了,约好了日子在哥哥家附近的邮局见面。但到了约定时间,哥哥没有来。安娜医生的女儿塔尼娅独自前往阿列克赛的哥哥家,她见到了哥哥彼得的儿子——17岁的尤拉。塔尼娅让尤拉劝说他爸爸去与他叔叔见面。彼得终于瞒过妻子与弟弟见面了,两人都很尴尬,弟弟表示谅解哥哥的处境,兄弟俩没说上几句话就分开了。原来,阿列克赛过去给他哥哥的信都被嫂嫂烧掉了,嫂嫂说:彼得的档案中早已写明弟弟已牺牲,现在弟弟又出现,不好向组织上交代,而且彼得还会受到牵连。
    
    阿列克赛又搭乘安娜的车上路,没想到侄子尤拉在前面的路口等着他们,尤拉表示:不久之后,他会独自去找他们的。
    
    影片要告诉人们:战后阿列克赛顾虑重重,不敢回国,是因为他身上有懦怯的兔子的兽性在作怪,他哥哥不敢与他相认,也是由于具有与他相同的兽性。见到了安娜母女俩,阿列克赛才重新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恢复了人的尊严,体验到了人的价值。
    
    影片作者对青年人寄予了希望,表示了肯定。塔尼娅听了阿列克赛的遭遇,她的思想变得成熟了,她坚决捍卫正义,与不公正的行为展开了斗争。尤拉也不样,他单纯善良,追求真理,劝说父亲与叔叔见面。
    
    《人与兽》触及了一个敏感问题,即如何对待曾经被俘的同胞。当时还很少有文艺作品敢于正视这一问题,格拉西莫夫的这部创新之作是很有价值的。
    
    女性意识的苏醒
    
    1967年,阿·阿斯柯尔道夫根据瓦·格洛斯曼的短篇小说《在别尔季切夫城》改编并导演了影片《女政委》。
    
    在国内战争的严峻年代,一支红军部队击溃了白匪军,来到南方边陲的小城镇别尔季切夫。女团政委瓦维洛娃戎马厮杀,执行军纪毫不留情,她曾把一个未经许可顺便回家住一夜的士兵叶海林当作逃兵处决了。目前,瓦维洛娃怀孕已临近分娩,团长决定把她安排到这个小镇的洋铁匠叶菲姆夫妇家去待产。叶菲姆是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家里人口多,有老母及6个孩子。叶菲姆对于镇长把瓦维洛娃安置在他家不表欢迎。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他认为红军和白匪都不会给他这个犹太人带来好处,上次白匪来犯,还残忍地处死了他的哥哥。
    
    瓦维洛娃与这个信基督教的犹太家庭也格格不入。但叶菲姆的妻子、善良勤劳的玛丽娅对她的悉心关怀和照顾改变了她的看法。她以普通女人的眼光看到了这一家人的生活虽不富裕,但却温馨而和谐。瓦维洛娃分娩时,玛丽娅为她接生,并让她同意按基督教的仪式为孩子祝福。瓦维洛娃成了一个会哼摇篮曲的妈妈了,并觉得自己也是叶菲姆家中的一员,常常帮着玛丽娅做家务事。
    
    团长来看她,通知她:白匪开始进攻,红军即将转移,但一个月后会回来。团长希望她和野战医院一起乘马车撤退,她没有表态。团长派人给她送来了一些食品,同意她留下。但当红军开始撤退时,瓦维洛娃心情矛盾地思考再三,哭泣着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把他留放在叶菲姆家的床上,大踏步地走出院子,去追赶离去不久的红军队伍了。
    
    1967年,本片尚未完成就遭到了厄运:摄制组在乌克兰拍片,莫斯科多次来电报命令停拍,但摄制组还是把影片拍完了。审看样片时,影片遭到了禁映,拷贝被剪得支离破碎,一些素材也被焚毁。编导阿·阿斯柯尔道夫受到了迫害,他被扣上“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帽子,并以不适合从事电影工作为由把他从电影厂除了名,甚至还企图以挥霍资金的罪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1969年,阿·阿斯柯尔道夫被开除出党,并离开了电影界。他给党中央写信,提出申诉,1972年,他恢复了党籍,但仍被禁止从事电影工作。
    
    1986年,前苏联所有遭禁映的影片都开禁了。于是,阿·阿斯柯尔道夫也想让他的影片《女政委》登上银幕,但本片已无完整的拷贝,后来在国家电影资料馆找到一个被偷偷保存下来的拷贝。阿·阿斯柯尔道夫花了半年时间修复了拷贝,《女政委》才于1987年正式上映。离开电影界达20年之久的阿斯柯尔道夫重新归队,本片是他从影以来惟一的作品。
    
    影片上映后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轰动效应,并应邀参加了西柏林、多伦多等10来个国际电影节。《女政委》获1987年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并获1990年四项列宁奖金。
    
    无论在国内外,很多人都不理解本片何罪之有?或许是因为人性在女政委身上的苏醒受到了谴责,或许是因为叶菲姆一家使瓦维洛娃变得有人情味了,而不是瓦维洛娃从鲜明的阶级立场出发,和这家不信马列主义,只信上帝的人划清界线。反正本片不符合那些经典教条,这就是它的罪名。
    
    阿斯柯尔道夫说他拍摄的是一部关于人的尊严和爱的影片,一部对女人、对家庭、对孩子的爱的影片。瓦维洛娃在生孩子之前,身上只有军人的勇敢和原则性,缺乏女性的柔顺,生了孩子之后,她成了一个闪烁出母爱的真正的女人了。
    
    瓦维洛娃由诺娜·莫尔久阔娃扮演,她曾在《青年近卫军》中塑造了乌丽娅的感人形象,并主演过《不称心的女婿》《主席》。
    
    青春与生命的付出
    
    作家鲍·瓦西里耶夫于60年代发表了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小说发表后,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相继被改编成了话剧和歌剧。1972年,导演斯·罗斯托茨基又把它搬上了银幕,并由他和小说原作者鲍·瓦西里耶夫共同编剧。
    
    影片获1973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纪念奖、全苏电影节大奖,1975年又获列宁奖金。
    故事情节是:1942年夏天,瓦斯柯夫准尉带领两个班的女高射机枪手驻扎在一个小车站旁的村子里。车站周围是战略要地,敌机经常来轰炸或骚扰。一天,班长丽达在邻近的树林里发现了空降的德寇。于是,瓦斯柯夫带领一支由丽达、冉妮娅、丽萨、迦尔卡、索妮娅等五个姑娘组成的小分队到林中去搜捕德寇。在与敌人交战中,姑娘们一个个都牺牲了。班长丽达受重伤后不想拖累瓦斯柯夫,她托付瓦斯柯夫去找她儿子,随即开枪自杀。瓦斯柯夫满腔仇恨地直捣德寇在林中的扎营地,他缴了敌人的械,押着四个德国俘虏朝驻地走去。途中,他见到以少校为首的援兵迎面奔来,欣慰地因伤口流血过多而晕倒了。
    
    许多年之后,已白发苍苍、左手截去后按上假手的瓦斯柯夫带着已成长为青年军官的丽达的儿子来到当年战斗过的树林里,找到了当年这五个女兵的坟墓,给她们立了一块大理石的墓碑。一些没有经历过战争、到当地来旅游的欢乐的年轻人,不由自主地对着墓碑肃立致哀。
    
    影片要表达的思想是:战争本来不该是姑娘们的事,姑娘们应该和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但是,可诅咒的法西斯逼着一些柔嫩的姑娘在战争中失去了青春和生命。
    
    影片采用了鲜明对比的表现手法。导演用一组虚幻的彩色画面来表现女机枪手们曾经有过或可能会有的爱情和幸福,又用另一组严峻的黑白画面来表现女战士们现实的战斗生活。两组画面交替出现,使观众认识到:如果没有法西斯的侵略战争,这些姑娘们的生活该是多么美好,残酷的德寇使她们的生活完全变了样子。影片谴责战争与人类文明、个人幸福绝不相容。影片中,回忆与现实这两组画面的汇合,既表现了女主人公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又歌颂了她们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
    
    影片的感人力量主要来自它的真实性。小说作者鲍·瓦西里耶夫、导演斯·罗斯托茨基、摄影师维·舒姆斯基都参加过卫国战争,他们对战争有真切的感受。1992年春罗斯托茨基到北京电影学院讲课时,曾对我说:像他这样1922年出生的人,经历过这次战争的,只有百分之三的幸存者,他是这百分之三中的幸运儿,但他失去了一条腿,后来按上了假肢,是二等残废军人。战后他才从事电影,他拍摄的影片有《土地与人们》《临风而立》《等到星期一》等。他曾任第2届(1995)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又作为嘉宾参加了第3届(1997)上海国际电影节。
    
    通过本片,导演罗斯托茨基发掘了一批新演员,这批扮演女战士的青年女演员虽然没有参加过卫国战争,但在亲自参加过战争的原作者兼编剧、导演和摄影师的启发帮助下,她们感受到了卫国战争的气氛,从而真实地再现了她们上辈人的形象。如今,扮演丽达的依·舍夫丘克和扮演冉妮娅的奥·奥斯特洛乌莫娃已是著名演员。
    
    影片《第四十一》曾在我国银幕上公映过,但没放映多久,就被认为“内容有问题”而撤下来了。《雁南飞》《一个人的遭遇》《人与兽》也都已译制,后来审查通不过,也未能上映。上面讲述的其它一些影片很明确地就是作为“内参片”引进的。
    
    1962年夏,我与汪洋、谢铁骊、林杉等同志去参加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时遇到格·丘赫拉依,他悄悄地问我:“听说我的几部影片都没能在你们国家上映,不知什么原因?”我按照出国前领导给我们的指示回答了他:“你的《第四十一》在我国上映过,但观众不喜欢,所以后来就不放映了,我们听从观众的意见。”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定级别以上的电影创作人员每周持证可以到中国电影家协会观摩外国“内参片”,而那时的内参片中,西方影片少,只有《广岛之恋》(法)、《在海滩上》(美)、《金屋泪》(英)等片,大多数都是前苏联和东欧的影片。《雁南飞》《一个人的遭遇》等都是作为“内参片”与电影工作者见面的。
    
    当时领导电影的陈荒煤同志很重视提高电影创作人员的电影文化素养。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每周在电影家协会组织“内参片”观摩外,他还让影协分期分批地把电影创作人员集中起来办为期一个月的读书会。读书会期间让创作人员静下心来阅读中外电影理论书籍,观摩“内参片”。每一期读书会他都到会讲话,他强调有一些外国影片的思想内容可能不真实,但一些细节的处理却很感人。他说:“这叫做‘大不真实小真实’。对比之下,我们的影片则相反:内容是正确的,但说教多,缺乏真实动人的细节处理,所以没有艺术感染力。”荒煤同志还说:“有些影片你说它内容有问题,但它却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你简单粗暴地去批判它是批不倒的。你必须认真地了解它,甚至要批判地学习它的艺术技巧。”
    
    于是,荒煤同志让我们当时的影协外国电影研究室选出一批苏联“新浪潮影片”来作为“反修影片观摩”。于是,《第四十一》《雁南飞》《一个人的遭遇》《士兵之歌》《伊凡的童年》《晴朗的天空》等影片都列上了名单。荒煤同志说要组织全国的主要电影创作干部认真观摩讨论这些影片。
    
    为配合观摩讨论,荒煤同志布置影协的外国电影研究室把这些影片出成内部资料专集,每部影片出一个专集,专集要让人看到影片的原貌。因此,他让我们不要妄写批判文章,而是让我们把每部影片的文学剧本、镜头剧本、前苏联本国及世界各国对影片的评论文章统统译出来编入专集。如系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那就把小说的译文也收入集内。我们一共列出了十几部这一类的影片。荒煤还让我们选择一批论述电影新观念的理论文章,出四本理论专集。所有这十几本影片专集和四本理论专集要求在两、三个月内完成。于是,我们影协外国电影研究室调兵遣将,集中优势兵力,任务一分派,每个人都日以继夜地赶译,还真是按时完成了任务。现在想起来,这一批资料出得很有价值,只可惜是作为内部资料出版的,印数只有1000册,且十年动乱期间,这批资料都被作为“修正主义大毒草”,无论是单位图书馆或个人拥有的,大部分被销毁,现在幸存的已不多了。
    
    上海的一次“反修影片观摩讨论”规模搞得最大,外地各电影制片厂的创作人员也集中到上海,盛况空前。上海的不少级别不够高、未能参加这次活动的电影工作者每天都站在锦江饭店门口,希望能有机会进去观摩这些影片。这次“观摩讨论”搞了近一个月,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影协第一书记袁文殊主持这次活动,他带领我和当时的编辑、现为广西厂导演的吴荫循一起到上海协助他工作。观摩期间,荒煤亲自到上海讲话,和创作人员一起讨论影片。
    
    情况正如荒煤所说的:简单化地批判这些影片是批不倒的。记得上海有一位女演员说:“我是流着眼泪看完《雁南飞》的,明知它是毒草,可还是禁不住流了泪。可见反动的东西,艺术性越强,毒害越大。”著名导演郑君里被指名在大会上批判《士兵之歌》,他来找我和吴荫循帮他出点子。他说:“《雁南飞》我还可以批判,但《士兵之歌》的主人公阿辽沙是救死扶伤的,表现很好,我实在批判不起来,这怎么办?”我立即把荒煤说的“大不真实小真实”传授给了郑君里。我说:“阿辽沙这个人物是不错,但作者通过阿辽沙的眼睛表现了战争期间苏联国内的一些阴暗面,这不就是歪曲现实,对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诋毁吗?”于是,郑君里就顺着这个思路去准备批判稿。现在看来,当时对这些影片的批判是错误的,前苏联的这一批影片具有高度的真实性,是以人性的眼光谴责法西斯战争的残酷,表现战争与人类幸福的对立和不相容,这些影片贯穿着人道主义思想,而且艺术水平都很高。
    
    电影创作人员对待“讨论”的态度是很认真的。他们原则性地把这些影片批判一通之后,立即细致具体地分析影片的艺术处理。有好几部影片的几场戏得到了普通的赞赏,如:《雁南飞》中,鲍里斯临死前靠在一棵白桦树上,他的身子慢慢向下滑,眼睛望着急速地旋转着的白桦树梢,在旋转着的白桦树梢的背景上出现了鲍里斯想象他和薇罗尼卡结婚的画面,随后想象的画面渐渐淡去,白桦树梢旋转得越来越快,又戛然而止,银幕上出现了鲍里斯两手伸开倒向水洼的画面。又如:《一个人的遭遇》中,索阔洛夫和其他俘虏在采石场做苦役这场戏。画面上展现的是寸草不生的大采石场。疲惫不堪的、被折磨得身体虚弱已极的人们在凿石头。单调的、不断重复的凿石声塑造了一种音响的气氛。画面造型的处理更加突出了苦役的难熬:俘虏们捧着大石头一步步慢慢走上山去,另一队人在采石场的沟底走着,还有一队人在山脊上艰难地行进,身体极度虚弱的人还被德寇 碰撞而滚下山坡。均匀的凿石声,均匀而沉重的脚步声,使人觉得这种法西斯苦役式的劳动永无尽头。再如:在《伊凡的童年》中的最后一场戏,也就是在伊凡最后的梦中,孩子们在沙滩上嬉戏,一切都是那样纯净,那样光辉,只是在水边,在沙滩上竖着一棵烧焦的树。伊凡与一个小姑娘追逐着向水里跑去。这时,画面中忽然闪现了那棵烧焦的树,一片阴沉、错暗的阳光笼罩着它。这个隐喻性的画面非常富有表现力地让人看到:在伊凡的道路上竖起了一棵死亡的黑树。
    
    现在,每当我看到很多国产片中树梢旋转的画面时,我就会想起《雁南飞》,而看到主人公在画面中迈腿行走的慢镜头或黑白、彩色两组交替的画面时,我的眼前就会出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可见,观摩这些影片,对我国电影工作者还是有借鉴作用的。
    
    前苏联的“新浪潮电影”推进了苏联和俄罗斯电影的发展,它对世界影坛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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