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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ut

轻如红毛儿,海那白船儿...

http://i.mtime.com/sal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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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今天起得早,上午写博客

salut 发布于:

     


 

昨天下午和CCTV王有聊了一下午+一晚上。俩人直到哈欠连天,散伙。他的确是个有意思的人,难怪周围伙计不少。学[疯狂石头]里一众角色“稳,准,狠”,方言好厉害。不愧是学语言出身,有天赋。有机会拉他弄点网络恶搞,不知会否有趣。

 

席间还聊到了老美,老德,老法的工作风格。观点有趣,说老美非常PROFESSIONAL,工作专著,玩也疯玩。而老德就死板很多。老法及其它欧洲国家则散漫得多。说有个笑话,几个人约会时间,比如9点见面,日本人会提前一点到,老美会差不多9点到,老德会九点零零分到。德国人的表好啊,哈哈。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自己也想用HD制作一部短片,思路还是“多线合一”。聊天间说到了大学毕业生重回中专学一个手艺的新闻,推荐他加入主题。后面看他拉钱的本事了。希望能够促成。

 

这是昨天的补记,本来早上是想写写张有待的。既然前面写了这么多,废话也就少一点吧。多年来断断续续听他的节目,不算听众,摸不准脉,只是倒听图说感觉他是个很会经营自己的人。装扮得傻傻酷酷的,其实心底很有把握。

我一直自认音乐素养不高,也确实跟不上有待的音乐步伐,听他的节目八卦的关注多于音乐本身。不过倒也乐在其中,八卦背后是文化,很小资吗。不过也无妨,有待他妈还是上海人类。今早翻看他的一篇文章,知道了一点点背后的故事,摘录到下面。记做补充:

 


 

张有待:我的音乐生活

苌苌=文 2004年4月5日

 

当年十八九岁的《新音乐杂志》的听众,现已年近三十,他们中有的自组乐队“麦田守望者“、”果味VC“,”新裤子“;更多的人一参加工作已经记不得听收音机了。但如果他们还听音乐,大多是通过听有待的节目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乐队和风格,摇滚、朋克、电子、或爵士乐的旋律在他们的生活中盘旋,帮助他们回忆往日时光。如今十八九岁的孩子,在有待论坛上叽叽喳喳讨论新淘来的唱片,张罗“S/M俱乐部”的下一次活动,成群去“九霄”跳舞,37岁的有待仍然和他的听众一样,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音乐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从你拥有的第一张唱片,到让你最难忘的一首歌曲,音符记录下了岁月的痕迹。了解一个人听音乐的历程,就是了解一个人的生命轨迹,甚至于体验一代人的成长经历,那些在你生活当中不同时期出现的音符,就成为了你生命的配乐。”这是有待在新节目《我的音乐生活》的开头娓娓道来的一段话。做了十年的纯音乐节目,今年的有待以音乐人的访问者姿态出现。那些在我们的青春里刻上印痕的乐手,何勇、艾敬、张亚东,开始在午夜的收音机里讲述他们听音乐的历程……让我们就着有待的思路,对他回访一下吧。

 

“爱”来自于昨天,“希望”是明天

一天黄昏,我妈下了班从幼儿园接我回家。路上,我们进了一家商店。那时正是冬天,北京的商店都在中间生一个火炉,在昏黄的光线中,飘来了钢琴的声音。这是我关于音乐最早的记忆,好像是被切下来的一段,我既不记得之前的事,也不记得以后的。它折射的影像仿佛是一个梦境,长大后,每每听到钢琴曲,不管是拉赫玛尼诺夫还是柴可夫斯基,有些片断总会把我拽回到那个场景中。 我小时候,大部分时间只能听到样板戏。音乐启蒙多少受了母亲的影响。她在上海长大,喜欢听爵士乐,那时她们几个朋友常聚在一个人家里听爵士唱片,她会带着我一起去。70年代后期,我家买了一台索尼牌录音机,随机附送的试音带上有一首旋律优美的乐曲,让我非常着迷。有一天,父亲的朋友聂华苓来我家做客,知道我喜欢听音乐,于是把她从美国带来的两盘磁带留给了我,一盘是柴可夫斯基,一盘是莫扎特,我才知道那首乐曲是莫扎特的《朱庇特》,我由此进入了古典音乐的殿堂。 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有了立体声广播,每星期两个小时,放一部交响乐作品,我把它们整部录下来。我上中学后,同学来我家玩儿,看到我抽屉里有很多磁带,想借去听,但一看那些名字就兴致索然,觉得特奇怪。我却从中得到一种满足感,好像我听的东西都是别人不能理解的。 高一的那个夏天,北京的音乐开始活动多起来,李德伦指挥中央交响乐团把贝多芬的1到9号交响曲都排练了一遍。一开始我特别兴奋,排队买票去看,却发现旁边左右的人聊天、磕瓜子、中间鼓掌,而听古典音乐这时在社会上成了有文化的标志,挺没意思的,正好也到了反叛的年纪,我就开始寻找一种新的声音。 那时中国刚刚开始开放,听音乐就是在寻找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来自地球另一端的文化让我感到神秘和好奇,于是总有种想了解的渴望。我一直没有找到那种想要的声音,直到上大学后,听到PRINCE的《紫雨》,超过我想要的100倍。音乐对我来说是一种生理需要,突然想听不同类型,都是出于耳朵的需要,需要一种声音来满足。 80年代中期,艺术院校是文化圈最活跃的地方,在大学食堂吃顿饭,都跟今天去俱乐部似的。文化精英都在这里出没,你经常能看到平时见不到的好玩的人。我正在十八、九岁的年纪,开始在我们学校的舞会和外面的摇滚party上放音乐。所有在北京做音乐的人,都知道中戏有个“有带”,特有磁带。通过音乐,我认识了很多朋友,音乐在我的生活中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 有个周末,我在学校的地下排练场做一个小Party,许晓峰(注:现为华纳中国总经理)带来了一个美国人肯尼•布鲁姆。肯尼站在我旁边,看我用双卡录音机做MIX,念叨着我放的每一首乐曲的名字,他喜欢我的音乐品位,给我起一个外号叫“DJ”。那时他俩合作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一挡外国流行音乐节目,就把我找去写文字稿。于是在毕业之前,我就踏入了广播这个行当。 “不要浪费你的天赋”,这是我非常喜欢得一句电影台词,也是广播对我来特别有吸引力的原因。1993年,我开始在北京音乐台主持摇滚音乐节目《摇滚杂志》(后改叫《新音乐杂志》),我记得刚开播的时候,有人问我的理想,我说希望十年后能够有人因为听我的节目而改变自己的生活。BEATLES改变过很多人,这是我觉得音乐最伟大的地方。音乐给了我生活,改变了我的生活态度,我希望给人同样的感觉。

 

有很多听众觉得我的节目有几年有变化,但没人了解这个变化是为什么。我做电台节目,有一段时间受到的打击特别大。我在节目里一播错什么东西,就不能做直播了。慢慢地,“不许直播”变成了一种惩罚性的东西,就好像对一个小孩说“今天不许吃饭”。这些错误大多和音乐有关,有时候,即使觉得可能要捅漏子,可就是觉得不播不行(1999年因为在节目中播出沙子乐队的"膏药",而致使该节目被强令改为录播)。于是我就在家里录节目。我把自己家里弄得跟电台似的,我理想的电台直播室就应该像我家一样,四面墙都是唱片,需要什么唾手可得。我家里有麦克风和播音台,本来是为了家里有电台的气氛,不是为了在家做节目的。 那段时间,每次在家里做节目的时候都会生气。录播和直播不一样, 最大的不同是现场直播让人有激情,我拿着我的唱片到电台做节目,对将要放的音乐充满感情,在我放的时候,它再一次打动我。在家做录音,有时会为录一个一小时的节目忙5、6个小时,时间一长,我就烦了,不想说话,我做节目的时候带的这种情绪,是没有人知道的,那段时间,我在节目中很少说话,我找了个借口说——“让音乐说话”。 在这段时间,我觉得生命当中得的最大支持的就是有人在听我的节目那一刻。这是一种爱吧,我爱音乐,我爱做节目,有人听我的节目,爱我的节目,就给了我最大力量,有了这个力量,我也有了希望。所以我总在节目最后说一句“LOVE AND HOPE”。如果爱来自于昨天,希望就是明天。你有了昨天的这些爱,会对昨天感到感激,如果你对明天有希望的话,爱和希望就会共同支撑你度过孤独失意的时光。 渐渐地我习惯了做录播,沉浸于自己的游戏中。我喜欢按照某种逻辑来放音乐,一般来说,我选的第一首歌都是最近我听到的,让我特别有想放出来的欲望,就从这首歌开始,它会让我联想到接下来放什么歌,就从我的唱片库里搜寻线索,有时是按照音乐家的线索,有时候是音乐元素。或者歌名的线索。我在CLUB做起DJ以后,在广播中也开始对音乐的衔接特别注意,会考虑一段音乐结束的时候,用什么样的音乐来接它比较舒服。心理障碍解除后,我的话又多起来,但我自己还是喜欢听没有配上说话的版本,因为音乐首尾起来就像一首歌。 那次做张炬的节目,还有几次做列侬的时候,我在节目中失控。听到他们的歌,再推起麦克风,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被我自己想说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最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弗兰克•辛纳特拉的《My Way》,这是一个成熟男人的心声,好多事情我也做过,但是不能后悔,还有纳金•科尔的《我们相爱吧》让我止不住泪流满面。这些时候,我的另一个我就在笑,高兴极了,音乐还能让我如此感动,充满激情。

 

十年经验,厚积薄发 这些年来,与我的电台生活并行的一条线是做PARTY的DJ。一开始只管放音乐,后来开始组织筹划地下乐队的小型演出活动。后来有了跳舞音乐,同时,我也对那些乐队失去了兴趣。翁嗡、瑞士的“奶酪”组合和我经常在一起做跳舞PARTY,穿梭在北京刚出现的跳舞Club里。那时人群不固定,活动场所也不固定,每次活动前,都得我们自己复印宣传品到处发。而时机成熟的时候,机会就会找上门来。 日坛公园南门有一个意大利餐厅,它的老板问我们是否愿意每个周末在那里搞活动,于是我们有了第一个固定的场所 CLUB FM。在FM 的时光,是我做DJ以来最快乐的一段记忆,我可以放各种各样电台不能放的,大家意想不到的音乐。有时门口都挤的进不来,我喜欢看到舞动的人群伴随着夏日的清晨同时出现在我眼前。 在我的生活中,新的机会总是在一件事即将结束的时候来到。无论CLUB FM的音响和装修,还是我们的合作方式都不是从长考虑的。它存在的时间很短,就一年的时间。就在它进入尾声的时候,我有了做“九霄”俱乐部的机会。 “九霄”的投资另有其人,由我全权管理经营。35岁以前,我所做的事情都是从个人喜好出发,不考虑商业利益。随着年龄增长,我发现,社会的价值标准在变化,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就是金钱。有商业头脑的艺术家才是成熟的艺术家,我觉得我也该成熟了。以前做演出,做Party,从一开始就知道不会有回报,但我把它们看做是一种经验的积累,就好像往银行里存款,现在是取出来用的时候了。 我做过的很多事赔钱。像“山羊皮”(Suede)的演唱会,不管人们说它意义如何,商业上不成功,那就是失败。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与我一同做这个演出的人(沈黎辉、沈永革)仍然相信我做的事情是对的,值得赔钱,所有和我合作过的人,都在后来成为我特别好的朋友。他们的支持让我有更大的信心和压力,我就得琢磨如何在这个市场上找到一个机会——尽管这个机会很小,抓住它,开发它的价值。我觉得我渴望得到回报的动力,是想回报支持我的人。 店运作起来之后,可能有好几个月你做好多工作却不见成效,但正是前期的积累,带来了今天的人气。即使在Club的辉煌时刻,人挤得进不来的时候,我都会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假象。我对中国的市场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人们突然来到你的俱乐部,夜夜笙歌,或者突然呼啦一下全消失,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而我只能坐在店里,想想哪里还可以做的更好。现在中国的市场还不像国外那样,只要你用心付出就能得到回报,但我看到它正在慢慢变好。 有一次看达利的谈话,有记者问他,画画卖给石油商会不会把他的艺术庸俗化,他说,我需要极大的金钱来保证我最高的艺术自由。他的话让我想到我的一个苦闷是没钱做我想做的事,比如我特别想当一张流行音乐唱片的制作人,我知道怎么能把它做得最好;或者做演出。现在我必须证明我做的事能挣到钱,才能获得资金支持,做更有意义的事情。金钱是这个社会的润滑剂,机器不同,油都是一样的。这些认识在近些年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也影响了我对音乐的认识。这也是有的听众觉得我的节目变得“商业化”的原因,我的内心开始不抵触商业化的音乐,商业的华丽音乐也不是那么不好听,我听这些音乐的时候,带着尊重之情。尊重一个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歌手,尊重她的成功,比如麦当娜,是无法让你单纯从商业化的角度去贬低她的。学会尊重,然后去学习,让自己做得更好,不管你是那个领域。 我有时也会听收音机里的流行音乐排行榜,国内的流行歌曲做得越来越好了,我觉得中国更需要流行音乐的发展,当大众欣赏流行音乐的水平提高了,我们就会去制作有质量的流行歌曲,进入良性循环。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去谈非主流。大众的品味提升了,所有都会提升。不能贬抑地去看待商业和大众化,你做好大众化文化市场的同时,也为非主流音乐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环境。最近我开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都市之声”做音乐总监,放国内的流行音乐。我不可能再把这个台变成摇滚台,怎么把控电台的音乐品质,同时又具有大众流行性,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一直觉得我有很多能力和经验没有机会施展,这正好是个好机会。 我最喜欢的城市是斯德哥尔摩,美丽而且亲切,有很多二手唱片店。但在2月份的时候会想念洛杉矶,可能是每年去那里转播格莱美的缘故。今年的这次旅行,最大的收获是我在一美元的店里找到了NEW order第一版的Blue Monday,还找到79年发行的一张朋克合集,封面是毛主席在金水桥上弹吉他。去的时候带了两个空的唱片箱,回来的时候塞的满满的。这是近来最让我高兴的事。

 

张有待:北京音乐台DJ;三里屯“九霄俱乐部”经营者、DJ;PARTY策划人,迄今为止,中国成功的大型Rave Party纪录由他策划的万人长城Party所保持;Suede乐队2003年北京演唱会也是由他一手促成。

(感谢Funkie、健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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