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鱼的思想空间

一路埋头前行的男子，就算功成名就也无法拯救乏味的婚姻和彷徨的人生，唯有青春少女的抚慰成为中年危机之下的一抹亮色。

对窗共饮时的默然，同床共枕时的克制，相处数日却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似有若无的忘年情愫，只存在于告别一刻的深深相拥，叫银幕前的我们无限唏嘘，低回不已。

他既无婚姻的烦恼，又无妻儿的拖累，终日飞在万里云端，保有绝对的个人自由，更创造出一套卓越的“背包理论”：放下生活的一切负重，从牙刷毛巾到承诺约定，轻装上阵，做永远快乐的单身汉。

但是，笑迎孤独的人，是否就不会孤独？

原来，真正放不下的那个人，是自己。原来，行囊空空的精英男，不过是故作潇洒来掩饰孤家寡人的冷清寂寞，就算坐拥全球罕有超白金卡，也不能让身边更增添一份温暖。

逝去的旧时光永远叫人心驰神往，对文化人更有致命的吸引力，哪怕从文艺青年变成了文艺中年，这份对往昔的意淫还是如此强烈。

不过午夜梦醒，现实中该吵的架还是逃不掉，没有什么大文豪大画家萦绕四周，只有苛刻的老丈人在一旁对你指手画脚。

本片最成功之处，是还原了战争中，士兵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当士兵只是战争的机器、圣战的工具，“人”的属性在反复的宣教下被剥夺，在“非人”的状态下，只需要一往无前地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随时为了国家献出生命即可，并不需要拥有个人的情感、可思想的头脑。可一旦回归到“人”的层面，便不可避免地会被音乐所打动、对家乡亲人表现出强烈地思念，并对生命的消逝感到深深的痛苦，会不由自主去考虑：自己究竟为什么会陷入当下的境地？自己作为一个人，活着或者死去，到底有怎样的意义？

本片胜在情感的真实。一个普通士兵对于生命意义、个体责任、自我救赎的探寻和纠结，一个作为人的灵魂的苏醒，并由此而产生的挣扎和感受到的痛苦，借助音乐和宗教的这两个途径产生了动人的力量，引发观众情感上巨大的共鸣。

这是艺术的胜利。

战争带来的灾难能够毁灭人的一切，包括肉体以及心灵，这一点对于战争的双方、平民抑或士兵同样如是。历史固然由胜者所写，可事实上，战争之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赢家。但通常，胜利带来狂热让获胜的一方不容易感受到其残酷。所以，战败这件事，是不是迫使或促使日本人（包括电影人）充分认清了这个事实，还值得讨论。但至少，回归到“人”，然后书写并且提供关于战争的痛苦记忆，无论是来自哪一方，都有其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看到黄东赫导演的新作《南汉山城》，突然就感叹不已。不回避敌人的强大，不丑化对手的面目，不吹嘘自己有盖世神功，冷静呈现所有做过的努力和坚守，也敢于直面曾经屈膝下跪的耻辱，并且正视国家在“或战或和”的痛苦抉择中遭受的两难处境。

在那座漫天飞雪的南汉山城，朝鲜君臣度过了史上最寒冷的47天，最终开城投降。曾经拍过《奇怪的她》、《熔炉》这些佳作的黄东赫以严谨工整的风范完成了这部苍凉悲壮的历史正剧。影片油画一般的光影效果，精致细腻的服化道、主角们出众过人的演技，加上剧中清军全程使用满语对白，种种考究让影片展现出厚重的史诗感，成为2017年韩影中当之无愧的最佳作品。

《南汉山城》139分钟的篇幅，人物塑造上，从战派、和派到骑墙派，从皇帝、士卒到百姓，包括出场不多的清军一方，从皇太极、龙骨大再到翻译官，几乎每个人的形象都立得起来，站得住脚。激烈残酷的战争场景和明争暗斗的宫廷斗争，其中还掺杂了金尚宪和渡口老人的孙女之间的忘年情谊，各种层面上的立场交锋和观念碰撞，构成了内涵丰富的影像读本，再现了历史的多元和复杂。

虽然基于真实的人物原型，但金炫锡导演（自编自导）让一个曾经的慰安妇变身热衷上访的朝阳区大妈，先把区政府信访办闹了个底朝天，最后又杀到美国国会，用流利的英语揭露日军的暴行。

在11月25日刚刚揭晓的第38届韩国电影青龙奖上，《I CAN SPEAK》斩获最佳导演奖，片中罗玉芬奶奶的扮演者罗文熙，以78岁的高龄摘得影后桂冠。回头再看国内，上万名中国观众同样在豆瓣奉上了8.8这个的分数，短评里尽是“催泪、哭惨、感人”等等字眼。大众的反馈证明：将苦难拍成喜剧，无损其本身的感染力。

把社区大妈上访的故事和慰安妇这样国仇家恨的大主题连起来，把民族的伤痛处理成商业喜剧，《I CAN SPEAK》的“大胆”着实让人眼前一亮，它拓宽了东亚地区控诉题材影片的表现手法，从前半部分的上访闹剧到后半部分听证会上的慷慨陈词，搞笑与悲情之间的转换自如且不违和，对战争的揭露、对愤怒的控制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这不能不说是本片最大的优点。

韩剧又拍出新高度。

6月10日，悬疑反腐剧《秘密森林》在韩国TVN有线台一播出，立即被中国观众打出9.1的高分，到7月30日大结局，评分不降反升，目前已经在所有韩剧中排名第四。

TVN，对，又是TVN，就是那个出品过《请回答》系列、《未生》、《信号》这一系列高分神剧的电视台，此番又请出了曹承佑和裴斗娜两位电影圈一线大咖加盟。要知道裴斗娜的上一部电视剧可是沃卓斯基“姐妹”的《超感猎杀》，而有“千面人”之称的曹承佑5年前第一次演电视剧，就完成了从影帝到视帝的过渡。所以，关于《秘密森林》，在豆瓣上有一条排名非常靠前的短评是：我就是好奇什么作家写出来的剧本能让曹承佑裴斗娜出山？

去年以来，韩国政坛因前总统朴槿惠的“亲信门”案而动荡不已，侦办此案的检察方成了舆论关注的重心。善抓热点的影视圈不甘落后，各种以检察官为对象的反腐、揭黑作品一时泛滥成灾，比如《王者》（赵寅成、郑雨盛两大帅哥联袂）、《检察官外传》（中生代主力黄政民+小鲜肉姜栋元）、《局内人》（性丑闻后复出的李秉宪和曹承佑）、《阿修罗》（郑雨盛、黄政民），电视剧方面也有《被告人》和早一些的《重击》等等。虽然每一部的表现均算上乘，但评分始终都在七八分之间徘徊，感觉上终究差了一口气。毕竟，新闻里每天都在上演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反转又反转的戏码，现实已经如此戏剧性，虚构的文艺作品再不加把劲，又怎能吸引大众的目光？

《秘密森林》的出现，把同类题材的水准拉高了不止一个台阶。

你一定可以理解克里斯·埃文斯的新作《天才少女》为什么一上映就走红（不仅仅因为他是“美队”，帅不可挡）。事实上，所有关于教育的、三观很正的影片都会在中国激起强烈共鸣，收获比境外更高的评分，比如《三傻大闹宝莱坞》、比如《死亡诗社》。因为，只要你经历过中国的教育体制，就很难不被影片中的另类“思想”所打动，而这种反体制的呐喊恰恰是中国影视生态中一块空白的飞地。

差不多就在一年前，反思体育生培养的韩国影片《4等》入围了百想艺术大赏最佳影片的候选名单。对于同处东亚文化圈的邻邦而言，韩国父母望子成龙之心切，孩子竞争压力之大，教育目的之功利都让中国观众更加心有戚戚。

围绕着怎样培养这两个“天才儿童”，外婆和舅舅、妈妈和教练，以及裹挟其中的老师、父亲、邻居就不同的教育理念展开了激烈争执和冲突，他们碰撞的焦点在于：高冷孤独的数学家和平庸平凡的寻常人，哪个更幸福？棍棒打骂下出来的第一名和随性自由的第四名，哪个更快乐？归根结底，这就是教育核心价值之争。

对比东西方电影人对教育本质的探讨，其中固然有国情和文化上的差异，但两者透露出的质疑和反思精神却如出一辙，并且最终给出的解决方案也殊途同归，即：顺应和尊重孩子本人的意志和成长规律，不以成年人的意愿绑架他们的天赋。毕竟，跟成“材”相比，成“人”才更重要的。

经过30多年的运作，“圣丹斯电影节”已经成为独立制片业的重要支柱，很多新锐导演在此脱颖而出。《神奇队长》、《追捕野蛮人》就是在2016年圣丹斯电影节上大放异彩的两部影片。

他们的共同点，概括起来讲就是：回归丛林+反思教育。这里所说的丛林，即是梭罗笔下未受现代物质文明污染的原始大自然，置身其中，重现的是人类尚存的鲜活生命力。但放眼四周，当代儿童的生活日常不是呼吸山野的清新空气，包围他们的是日益完善和越来越普及的现代教育制度，孩子们面对的不是星空和丛林，而是电子游戏和考试分数。大概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两位导演同时意识到：要想真正感受和回归到纯净的自然世界，还是要从娃娃抓起，第一步就是把孩子从现有的各种儿童管理体系中拯救出来。

已经不记得中国电影有多久没有探讨过“知识分子”的命运，甚至这四个字都逐渐从主流话语体系中退出。30多年来，国产电影中的“知识者”形象从《人到中年》里的陆文婷、《牧马人》里的许灵均，到《甲方乙方》里的姚远、钱康，到《小武》、《站台》里的小武、崔明亮，再到《小时代》里拥有高学历的各种俊男美女，终于实现了与国家、社会使命的脱钩，完成了从甘于清贫、忘我奉献到追逐美（男）色、炫耀财富的转变。

但是，《驴得水》的故事被设置在抗战时期的民国。对中国文化人而言，那是仅次于百家争鸣的先秦之外，另一个值得艳羡的“黄金时代”（许鞍华导演就直接以这个为题拍了关于作家萧红的电影），尽管战乱频仍，可知识分子拥有的精神家园始终安如磐石。在《驴得水》当中，人们看到了他们的理想、追求、抗争，但同时也看到了虚伪、道貌岸然和软弱无能。

分析《驴得水》中的人物关系，我们几乎可以梳理出横亘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前的所有难题：社会责任、官僚体系、底层民众、女权运动，以及个人功利。与这些问题面对面，撞击出种种可笑的场景，折射出知识分子无奈又好笑的处境。

《红楼梦》第三回，宝黛初次相见。黛玉大吃一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宝玉则笑：“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他“胡说”，宝玉解释：“虽然未曾见过他，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未为不可。”

看新海诚导演的新作《你的名字。》，看到立花泷和宫水三叶在一次次苦苦追寻后终于相逢，泷鼓足勇气回头，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请问，我在哪里见过你吗？”

《一代宗师》里的宫二也说过同样的话：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所谓“缘定三生、前世注定”，古今中外，动人的爱情概莫如是。

拿希区柯克式的悬疑剧来对比《哭声》，无疑是跑偏了方向。谷城是罗泓轸的马贡多镇和杰弗生镇，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沃土。套用诺贝尔奖评委会写给中国作家莫言的获奖理由：“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这无疑也是对《哭声》最为贴切和准确地解读。

谷城之于罗泓轸，如同高密之于莫言，都是幼年成长的地方，同样山清水秀又封闭传统，同样在日本入侵时受到残酷血洗，当地民众一方面纯朴天真，另一方面又蒙昧无知。他镜头中的谷城百姓，皆是孱弱又卑微的升斗黎民，仿佛鲁迅笔下未庄里的芸芸众生，有着阿Q式的可怜和可笑。不知何时何故，灾难（片中体现为外国恶魔的入侵，暗喻曾经受到日本的侵略）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面对飞来横祸，人们忙着求神拜佛，四处延请各路神仙，西方舶来的民主、法制和医学科学从来没有成为大家的依靠，就连快成为韩国国教的基督教也无力提供帮助（日据时期，基督教在韩国遭到严厉打压，“外来的和尚”显然解决不了国家被欺凌的残酷现实），而本土权贵和宗教势力又与侵略者互相勾结，利用百姓的苦难和愚昧大发横财。这就是韩国乡村的“魔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