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秋天的安魂曲
疾病剥夺人的尊严，而衰老削弱人的意志。当夏天逝去，留下枝头泣血一般的红色，疾患和老态便开始分工协作，用镰刀和铁锤敲打人们临行前的墓碑。阿赫玛托娃在她的晚年曾经写信给俄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说：“答应我一件事情——好好地保持健康，天底下没有什么比热敷、皮下注射和高血压更坏的事了。”年过七旬的她和大多数暮年的老人一样，身患多重痼疾，总是被病状和无休无止的药物折腾得病恹恹。不胜负荷的心脏令她无法过上在列宁格勒的日常生活 ——看看每日流淌不息的涅瓦河，嗅着香气弥漫的椴树，还有盛开的罂粟，听恼人的汽车呼啸来去。那病床上小小的一片床单轻巧地将一个人的成就、性格、情感、经历统统抹去，留下长长的病历记录和刺鼻的消毒水味儿，终结一切。人们和初生一样毫无遮拦，任人摆布。不同的是，与之前迎着春意蓬勃生长不同，这回变成了秋日枯黄的气息，能感觉到灵魂被它的寒意、冷漠一点点抽干了，只剩下枯叶在寒风中颤抖，摇摇欲坠。更糟糕的还不止于此，朋友和亲人也都相继老去，葬礼是晚年生活出现最多的派对。这些环境的变化，都从外部强加给人们严霜拷打的前奏，击溃人的意志。对于身处不同国度的老年人，他们都有着各自生活的索然无味。在美国的弗洛里达州，几名老汉选择拖家带口地入住老人院，对着电视度过最后的时日（《天茧》）；在英国北约克郡的六名来自小镇的妇女，不得不日复一日面对妇女协会无聊的讲座，眼睁睁看着陪伴多年的爱人生病死去（《日历女郎》）；住在波兰乡村年近古稀的老人，只能孤独地住在空荡荡的古宅中，仅有一只牧羊犬为伴，每天偷窥邻居的生活，等待儿子一年两次的探望（《死期将至》）。从《秋天里的春光》中，可以瞥见捷克人的晚年生活。这里已经不是十九世纪诗人聂鲁达笔下那个布拉格小城的画像，时事变迁，但能惊异的发现，他们骨子里的东西不少留存了下来：在生活中难免狭隘、世俗，却也有独特的热情和幽默。范达•贝尔的妻子艾米莉，就和大多数因循守旧的人一样，精打细算，把养老金细心存好，不同用处的放在不同的铁罐中；为图便宜，用两万八千克朗买来二手墓地，不厌其烦的去墓园打扫；最大的乐趣是收集动听的讣告，以便自己死后能够派上用场。以前盼望着四季流转，因为夏天有她最爱的大丁草盛开，冬天没有扰人的蚊蝇。现在她很少抬头看天空了，只是闷头为家务事烦恼，思考到底死后是土葬还是火化，如何能死得体面一点。与此同时，她像大多数沉淀于麻木、机械的重复动作中的人一样，忘记了生活的本质。
尤利•巴基在书中写道：“牛顿在一颗落下来的苹果上面只看见万有引力的定律，然而万有引力的定律并不重要，只有从小小的香花变到苹果这个进化过程才是重要的，这是成熟，这是生活。”范达正是以这样的心态面对每一天的生活，他七十六岁了，拥有心律不齐、胆囊炎和前列腺炎，但他没有浸泡在忧愁的苦水中,反而对此都一笑置之，用国王的气度看待生活,处变不惊。当他的谎言被揭穿时，从来都从容面对，毫不尴尬，因为欺骗不是他的本意，享受生活的乐趣才是目的。他生来与众不同，一辈子都不走寻常路，仿佛不受社会、常理和年华的约束。他有一双灿烂发亮的眼睛，永不停止做梦。让-保尔•萨特曾经这样阐述他心目中对于精神健康的理解：“首先摆脱道德，假如您是道德的，您就是顺从社会；假如您是背德的，您就是反叛社会，但在社会角斗场上反叛，您必败无疑。因此必须既不是道德的，又不是背德的，而要置身社会之上。”范达就是这样，有套区别于社会的生活哲学：他经常信口开河，谎话连篇，纯粹是觉得好玩；如果他跑去了赌场，八成因为觉得无聊；他喜欢假扮富人，挥霍并不多的那点儿家财，一来他从小过着穷苦的日子，想尝尝富裕的滋味，再者，如果花钱不能带来快乐，那还留着它干嘛用？别人都低头盘算如何节俭度日，他却仰着头看着温柔的天空，大声的感叹这真是一个好天气。邻居总是躲在家里，观望树叶一点点掉光，他却成天都在计划怎么才能周游世界，要不就是怎么打劫银行。他是自由的，无忧无虑的，放声大笑，放肆大叫，哪怕给他面对森林风景的房间也是一种束缚，这样的人生来就是为了歌唱和飞翔，而且他会一直唱下去，直到死亡夺走他的声音。
虽然大丁草的花期只到十一月，但是只要温度不低于零度，它会常年怒放；纵然身体难掩岁月的痕迹，会腐朽、衰败，但是只要保持对生活的激情，对待明天就像每个全新的一天，世界也不过是嘴边轻哼的哨音。阿赫玛托娃创作的《安魂曲》是她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列宁格勒的监狱，她的身体和精神禁受着折磨，在她的心上却盛开了花朵。
二、生与梦
梦境在伯格曼的电影中一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与他表达自己精神世界的途径分不开，他说：“我接收东西，然后再像镜子一样反射出来，夹杂着回忆、梦境与理念。”他在岁月磨砺后，愈发感到记忆淡漠，但是儿时的画面反而更加清晰可见，而那种画面又是通过情感、梦境的隧道，改变了当时的形态。他同时存在于两个世界中，而电影就是他现实与梦境的交叉点。而梦想，简单来说，就是梦境与理念的叠合，从泥沼长出一株开满繁华的枝杈。只可惜如叶芝所感叹的那样：“一个人随着年龄增长，梦想便不复轻盈；他开始用双手掂量生活，更看重果实而非花朵。”他在《讲故事的人》中，描述了一个喜欢讲故事的老头帕迪•芬林，他没有踏遍千山万水，仅凭借想象力从那些不曾存在或是未曾见过的世界中搜寻对象。“为了表达各种情绪，难道仅仅有这个荒芜的人间就够了，再不需要什么天堂、地狱、炼狱和仙境了吗？”当他身体虚弱，生活艰苦，年轻的梦想，儿时的梦境是吹进他心中的一股春风。在经历过生的路途上的洗礼和羁绊，梦的花茎便显得更加难寻。
在《秋天里的春光》中，范达的朋友艾德就感伤的说：“我听到哀乐就会哭泣，经历过悲伤，看过被抛弃的小狗的眼神。如果不是因为你早就自杀了。”在范达的身上，一直有梦的光辉，这种光芒从未褪色，反而随着年华的流逝更加夺目。令人忧伤的东西和事情，到了他的眼中就变了色彩：他拿着妻子为自己将来葬礼买的皮鞋当电话，对她的抱怨充耳不闻，掰乎自己那半吊子法语应对，顶多在她喊累的时候说小声嘟囔一句，哦，你刚才在咆哮；当旁人识破了他的“游戏”，上门索赔时，他把角色扮演到底，不为高额的赔款烦忧，依旧大手大脚，大不了去抢银行呗；对着因身体日渐不支而情绪低落的老友，奉劝对方不必伤感，既然错过了年轻死去的机会，只能死撑到底了。他大声的嘲笑疾病与死神，把它们踏进泥土，浇筑在他通往梦想的路途上。妻子不理解他，认为他只是为了年龄感到沮丧，用荒唐的做法逃避死亡。可是难道一定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就只能面对着现实的窘境愁苦着皱纹渐生的脸颊，抛却了心中最后一点点的玫瑰色吗？如果真是这样，为何春日的美好总是那么美好，身在秋天的人们总畅想春天的暖阳。与其说，范达是个异想天开的荒唐老头，不如说他用自己的方式留住春的踪影，用梦的温暖滋养四季长春的的大丁草。阿赫玛托娃在晚年饱受疾病缠身时，仍旧由着对诗歌的热爱，坚持着她的梦，当她听到收音机中的赞美诗，她依旧会潸然泪下，一扫那个晦暗一天的阴霾。如果范达没有这件梦的外衣，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一步步迈向坟墓的老头。他曾经为了妻子，放弃了自己游戏人生的态度，他变得不再大笑、胡闹，奇招尽出，不再做梦，每天都窝在房间里不得动弹，打着瞌睡，与已经死了没有分别。艾米莉这才发现自己爱着的人到底为何与众不同，那些不可理喻的骗局，漏洞百出的谎言，单膝跪地的赔礼道歉，玄妙夸张的角色扮演，这些无数的细节，把生带离了叫做痛苦的荆棘丛林，进入了一个永不凋残的美丽花园。
“生只是在寓言，梦也只是在寓言。生的路上笼罩着黑云；梦的路上闪耀着蓝空的微笑。生的路上长着恶草；梦的路上开着鲜花。人，一个身体和一个灵魂，在这两重的路上挣扎着向前进。”（尤利•巴基）
三、秋天里的春光
匈牙利演员、诗人兼作家尤利•巴基在1929年的布达佩斯，创作了一本小说《秋天里的春天》。故事讲的是一个学生和一个卖艺人的女儿，这两个 “拾得的孩子”之间发生的短暂温暖的爱情故事。故事发生在秋天，爱情在两个灵魂触碰的瞬间产生了春天般的温暖。除了名字相仿，小说与电影的故事并不相同，但都恰恰是因了某种幻梦与情感，在本应是秋色正浓的时候，有了春天的吻痕。在小说中，秋天不只是季节，也是“烦忧的生活”，也有当年作者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那种对于生的悲痛的感触。在电影中，秋天也不只是飘落的枯叶，也是布满银丝的发梢，更是意志消沉步入绝望境地的哀叹。在这种情境中，悒郁乏味的生活中，一点点微笑，一点点希望，一点点光芒，都再次燃起了生命的火焰，就像是春天，凭着那纯洁、蓬勃的空气，就有理由更加热爱生命。生与梦应该是同在的，春天总是会来到的，无数个春天，只要在心中保持着那颗暖阳的热度，走到哪里都是春天。
不仅仅是生活与精神的冲突，范达与妻子之间的冲突也烘托了这一主题，从一次次争吵中闪现出无限乐趣。你可以说这是生活中的琐事烦心，不过，加上童心和爱情的热度，这就是一出人生喜剧，基调已经写好，只需要尽情去玩乐和欢笑。叶芝说：“让我们大胆向前，尽管去抓住心灵需要的任何猎物吧，不要害怕。这一切都存在，都是真的，人间，只是我们脚下的一片尘土而已。”一直梦想着乘着热气球环游地球并不可笑，也不荒谬，对于范达来说，那将是一次生命的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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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看电影·午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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