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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失的花枝

在一切的不美好中执着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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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我爱读书之枢纽:一种观点

晓走 发布于:

 

我不看罗振宇,忘记是什么契机知道了枢纽这本书,反正很随意地买回来了。拿到书才发现是这么结实的大部头,3000年的中国,目录上各个章节的标题看下来,宏大感扑面而来,也因此并没排到阅读序列的前面。

疫情期间有机会在家集中读书,在看完几本小书之后,好好拿出了这本枢纽。为了不干扰自己,阅读前没有看任何推荐和评论,所有的感受都是作者和作品本身带给我的。
在读前言的时候,我有点担心,因为作者的文字有那么点晦涩,一些遣词造句在显示作者功力的同时也和读者拉开了一些距离,不像杨奎松们的行文让你完全没有障碍,我需要想,思考,才能知道作者说的是什么意思。这让我对自己的阅读进度有点担心,怕看不进去,看不下去,怕不吸引我。另外,对于作者在前言中提炼出的筋骨观点,我也很迟疑,第一感觉不是很认同,怕作者太过自说自话,引不起我的共鸣。
而后来的阅读很快打消了我的疑虑,我集中快速地完成了全书的阅读,想象中的困难并没有出现。总体来说,我还是不能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和结论,有很多推论我持保留意见。但这也是为数不多我对作者观点存疑却愿意给出五星好评的书,因为这个过程本身非常有意义。施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看待历史分析历史的方法,中间的很多观察思考,提出的观点都让我非常受启发,也有很多深以为然的部分,当然也有很多是前人的研究成果。顺着这个过程,我几乎被完全说动。而这对我是个非常新鲜有趣的体验。作者的积累很深厚,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到他对整个中国和世界历史脉络的清晰,这当然是所有学历史的人应该有的基本功,包括同时期中外的比对。但他对经济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作了很多解读,起码这些是我个人之前没听过的,对我启发非常大,不局限在之前写通史的大家们简单对经济制度的一些总结,施展从当代人以现代经济为立足点观察以往,得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最后作者对当代社会作了一些判断,这种模型式的结论我感觉和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几个阶段的描述一样,后面的分析听着有理有据,但其实还是主观判断,很难被证实,也太理想化了。包括前面作者对陆地海洋草原雪域高原等的分析推论,都还只是一家之言,难以让人完全认同其观点。而据说施展是学工科出身的,那我真是太震惊也太佩服了,这是完全把兴趣转化为专业的跨界典型,在成为专业历史人之前,绝对是花了全部时间精力兴趣去了解不是自己专业的历史的。
回到书里,记录那些我有感觉有启示的内容:
中国懵懵懂懂地走到了没有路标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这大概也是很多人会读枢纽的原因吧。
农耕有一个影响的自然约束条件,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如果一个地区的年降水量少于400毫米,人们则无法依靠农耕的方式谋生。汉人使用文化来定义的,具体来说就是以农耕生活为载体的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传播地域与是否面临其他文化竞争有关系。
游牧大帝国,部落盟主无法专断地做决策,大可汗事实上没有强迫小可汗们无条件服从自己的绝对能力,这是游牧帝国当中常见的军事贵族民主制的根本原因。蒙古部落选举大汉的忽里勒台大会,清朝入关前的八王议政,都是这种军事贵族民主制的表现。而对中原来说,敌国治理是靠庞大的官僚体系完成的。
官僚体系起于战国时期变法诸国,原本用作君主的工具以便对抗传统贵族势力,随着士族逐渐掌握了官僚体系,它从君王的工具变为对君主有更强的体系化制约。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若不想被士族所节制,只能努力扶植自己的内臣或者说家臣的力量,所谓家臣便是外戚和宦官,这两种人尤其是宦官的荣华富贵都依赖于君主的个人喜好,与其有私人性的关系,君主更加信得过他们,以此来对抗士族所掌控的外廷力量。党锢之祸中互相对抗的,实际上不是宦官与士族,而是皇帝与士族,宦官只不过是皇帝私人权力的某种延伸而已。
蒙古帝国的视角认为,大元帝国是世界帝国下面有特殊地位的一支;从大元帝国的视角来说,要对儒家的世界观有一种回应,要修前朝史。蒙古的等级制度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汉人是被蒙古1234年所征服的金朝统治下的人,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汉人之外,也包括已经汉化了的契丹人和女真人。南人是1279年才被大元完全征服的南宋治下的人。如果正朔归属大宋,大金的统绪该如何安置?如果大金有正朔,那南宋的统绪又如何安置?何况,大金也认同北宋有正朔,而南宋就是北宋的继承人,正朔显然应该在南宋。身份汉人和南人,在正朔问题上的讨论卡在这里,无法达成共识。这种争议绝不是因为元朝对于几种人的身份划分所导致的,而是宋金对峙百年来两种不同的历史记忆及身份认同所导致的。最后“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
张居正将“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中国的税制由此从“人”为税基改为“地”为税基,这给中国历史带来一个始料未及的深刻影响,提高了中国人口发展的上限——以往的朝代人口极少超过一亿,超过这个数字则会流民四起王朝崩溃,但是明末的人口达到了将近两亿才发生流民内乱。清代由于塞外民族入主中原带来的和平红利,结合于其从明朝继承下来并继续深化推进的新税制,雍正的摊丁入亩,更是使得人口一直发展到突破四亿才发生流民内乱。人口上限的提高,反过来降低了劳动力的价格,使得中国经济在发展上被锁定在特定的阶段而难以突破。而劳动力价格低,则没有以解放劳动力为需求的技术进步的冲动。
林丹汗病亡,蒙藏帝国并未获得机会现实化。其家人回归本部投降了皇太极,并交出了大元传国玉玺。皇太极于是继承了大元的法统,登基称帝,成为满洲人和蒙古人共同的大汗,满蒙联盟的军事基础就此成立。
人口压力过大的情况下,城市里容纳不下的新增人口,遂都被农村吸收,农村中过剩劳动力都被用于农村家庭副业上。这反过来对于城市里手工业工场的生存造成严重威胁,主要是技术上可以由个别家庭为单位来生产的手工业产品,主要是棉纺织领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近乎是零,城市里的手工业工场便没有任何竞争优势。只有在那些受技术与经营规模所限,农村家庭副业无法生产的项目当中,才能存活。——当时中国呈现了逆城市化道路,与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相反。当然这是因为没有工业革命带来的大工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
五口通商之后,广西籍搬运工失业,适逢银贵钱贱的经济压力,且人口已经膨胀到临界点,这成了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诱因。1856年之后,随着加州和澳洲一些矿藏的发现,世界贵金属产量恢复,白银又开始较多流入大清,以致虽然此后几十年间鸦片进口数量大于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却有着持续的白银净流入。帝国重新获得了镇压太平天国的能力,恢复景气的经济也淡化了民间对太平天国的支持。再之后西方实行 金本位,世界白银的供给过剩,白银更大量地流入银本位的大清,带来了大清经济的繁荣。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一方面大清更加开放了经济,国际贸易规模进一步加大,英国人开始主导大清海关,关税征收效率提升,大清的财政状况极大改善。由于黄金相对白银比价上升,大清货币在不断贬值,刺激出口,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到大清来投资变得有利可图,这一切合力,使得洋务运动欣欣向荣搞起来了。
大清国内的改革有三种路径,分别是李鸿章的实用派,张之洞翁同龢的稳健派,康有为的激进派。李鸿章首要关注的是事功而非德性。事功的评价标准是可以被高度物化的,此种治术可能效率尚佳,但是无法拥有更大的历史视野,无法带来更强的精神凝聚力,无从回答人们的道德质疑,乃至无法将各种不同的力量整合起来勠力同心。权术并非政治,倘不能寻找到一种新的理想,以其作为国家的精神凝聚要素,任何基于权术的自强努力都只能归于失败。张之洞翁同龢等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一旦进入到现实实践当中,两者相当难以划分,甚至根本是无法划分的。无数人在这样的一种建制当中有着现实的利益关切。任何对于“用”的改革,都会被人以“体”的名义进行攻击,最终改革半途而废。“中体西用”之说很容易沦为迂阔之谈。康党由于“体”本身获得了巨大的再解释空间,打开了变法的巨大空间。新解释本身需要被定于一尊,康有为妄人一枚,难当其任。唯有不参与实际政治从而不犯错才能确立起来,现实历史当中康有为深度地卷入了政治。
作为东亚世界的普遍帝国,其转型所要克服的惯性太过巨大,这一点与日本构成了鲜明对比。日本接触国际法较大清为晚,但迅即将国际法作为国民教育的必要内容,其对日本国民的世界想象产生了重大冲击。日本也迅速派人到西方去认真学习国际法,引入了最新的实证法路径的国际法,并依此来改造日本。这形成了大清与日本对于国际秩序之理解的巨大差异。
19世纪后期的世界,西方将各国划分为三种,即文明人,野蛮人,未开化人。西方在其国际法秩序进入实证法学范式之后,同样也建构起二元甚至多元的外交体系。只有文明国之间的关系才适用国家法来规范。更根本的问题时,究竟如何才算文明国,并无工人的可操作性的法律标准,只有笼统的一套说法而已。中国是否有文明国,便并不是依据中国是否依照国际法行事作为标准,而只是基于西方人的自主判断。西方的二元外交体系,在关乎野蛮人的问题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再是法律问题。政治问题的终极解决手段只有战争。
法币改革,南京政府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历史条件,一是通过信用货币而让中央政府获得了相对于地方势力不对称的财政能力,消灭了地方势力的军事割据,二是通过废除银本位而初步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完成这两件事情,需要组织和动用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这些成本是国民政府预支的。南京政府的恶性通胀,不仅帮助GCDR夺得了政权,而且在战争过去之后,还能借助消除恶性通货膨胀巩固其政权。国民党的统治基础是城市,受货币经济影响极大,而商品化经济程度不高的广大乡村,在恶性通胀下受到货币经济的冲击却远远小于城市。抗日战争时期,大片国土沦入敌手,敌占区的法币涌入了越发狭小的国统区里,进一步恶化了国统区货币的通胀状况。
科耶夫提出,两次世界大战证明了,起于法国大革命的民族国家不再是世界秩序的构成性力量,战后秩序必定是敌国的世界。美苏两大帝国在冷战中的对抗,是历史上海洋帝国与大陆帝国的对抗在现代的呈现形式。苏联以其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于沙俄留下的大陆秩序的整合乃至升级,美国以其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于英国的海洋秩序的继承乃至升级。
新中国对外关系出现了二元结构,即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以政党外交为基础的内层外交,和与其他国家之间以国家外交为基础的外层外交。内政与外交的界限变得模糊,对国家利益的识别也变得模糊,尤其是在终极历史时刻的关照下,各种界限与权责都被相对化,难以纳入稳定且可预期的秩序当中。
新中国两次身份决断是通过两场战争完成的,两场战争发生地都是海洋与陆地的过度地带,彼时是整个国际秩序的枢纽所在。——此为作者观点。朝鲜战争加入苏联大陆秩序,对越战争加入海洋秩序。
中国经济多年差不多是线性增长。进入21世纪,在线性的GDP增长内部,制造业部门进入非线性的高速增长,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比1980年高出很多,已无法简单用要素价格这个原因来解释。有三个条件耦合,第一是中国加入WTO顺畅进入全球市场。第二十西方世界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带来制造业流程大规模外包,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能够承接外包的对象。第三是中国土地财政,让中国以一种令人意外的方式获得了最为强大的承接外包能力。这些条件的耦合完全不具有可重复性,所以不足以成为一种其他国家可复制的模式。
分税制之前财政制度是地方财政包干。总逻辑是地方预算收支核定之后,保证中央财政收入前提下,地方超收和支出结余都留归地方支配,地方不足和超支部分,中央财政也不再补贴,地方自己形成财政平衡。随着地方活力的充分释放,发达地区上交中央财政的部分占其地方财政的比例变得越来越小,不发达地区则需国家层面的转移支付,而中央没有足够财力,呈现“强枝弱干”且枝不均衡的格局。1994年分税制改革,将城市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土地增值税、房产属等划归地方,除金融、铁道等跨区域经营行业外的服务类行业的营业税也划归地方,增值税变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种,中央75%,地方25%。制造业企业应该交增值税,地方政府所得有限,于是乡镇企业不再获得地方政府支持。建筑类缴纳营业税,建筑业对于土地有大量需求,由此产生的财政收入也归属地方,因此地方政府开始鼓励建筑业发展。之后地方政府又以土地为基础构建起发达的融资机制,土地金融成为比土地财政规模更大的资金体系,城市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获得更大动力。
近年来制造业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转移,而是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供应链网络内部结构性重构的过程。零部件、半成品的生产地、流动方向发生变化,中国倒闭的部分企业、其中的资本、人力会被本土新建的其他类型企业所吸收。真正有效的分析单位不再是国家经济,而是微观层面的企业经济,以及超国家层面的供应链经济。中国在这个供应链网络当中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压倒性规模,使得供应链的重构始终会以中国为中心。——也因为融入供应链,可能受制于人。
制度经济学引入了交易成本这个变量。供应链管理能力的重要洗净,使得交易成本的内涵以某种方式被深刻重构,以一种目前很难量化的方式令成本控制的关键发生了变化,假如不能有效地实现供应链管理,成本控制将无法做好。
大胆设想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已经被取消了。中等收入陷阱是对20世纪中后期以来腊梅东南亚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经验性总结。这些追求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其制造业过程都是以国家为单位,每个国家自己弄一摊,各国的成本构成结构都一样。这个背景下,一旦某国达到中等收入,此时劳动力价格上涨,土地价格也一定会上涨,总成本相应上涨。其他还没有进入到中等收入的国家,总成本仍然比较低,制造业自然会转移到那些地方,于是中等收入陷阱出现。而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出现,却使得生产不再是以国家为单位展开,集聚区国家之间大规模的半成品贸易,意味着已经进入工序性的跨国分工层面,制造业集聚区的行程以西方创新经济的拉动为前提。——此为作者观点,待商榷。如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和理解,后发国家是否没有危机。但供应链本身高度发达行业细分的现象的确值得关注研究。
非洲国家个别工厂的建立与工业化是两回事。其发展更可能是基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刺激当地市场化导向的农业等未第一产业,带来足够多就业,通过特色农业提升附加值,直接跨越到服务本地第一产业以及服务国际的文化旅游等需求的特色第三产业。这样的产业结构,必须依赖于一个稳定的外部贸易环境以及相对有利的贸易条件,无法独自运行。双循环结构是其前提,非洲国家没有第二产业,意味着一定要进口制成品,国民福利的水平,取决于它的出口与进口的利益差。这有必须注意国家政治生活的改变。——作者把读者的存疑也都考虑到了,都有阐述。但其所描绘的模式是否能符合实际,仍然充满未知数,有待验证。
国有应该被重新定位。有些国企掌握着关乎国家战略安全的东西,那么不应该以营利为目的,而只应该以安全为目的。其他一些诸如电信接入服务的国企,应转型为某种意义上的公益企业,成为互联网经济时代重要的管道工,做好基础设施。
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三个目标不可同时达成。这个大家都熟悉,罗德里克将其拓展,超级全球化、民主制度、国家自主权,三者只能取其二。
中国人在欧洲意大利等开班大量服装工厂,新来的中国偷渡客是工厂的廉价工人,工厂的设计师是从意大利工厂高价挖过来的,产品以意大利品牌的名义在欧洲销售。所有的过程、环节都是由在欧洲的中国人完成,但是服装标志是意大利制造。欧洲的中低端服装业以这种匿名的方式被中国人垄断。此经济活动的产出会被计入意大利GDP,收入的相当部分可能被转回中国。而华人又会寻找渠道将意大利的高端时尚品牌引入中国,帮助意大利人获得在中国的高端市场。——此现象可能有一定范围,但很值得观察。
狭隘民族主义对于自身与世界都抱持着强烈的前置观念,将自我和他者理解为不可穿透、不可被还原的致密体。而实际的世界处于不断的生成过程中,是一个历史的而非观念的世界。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世界,是一个随着工业技术和贸易网络的出现而出现的新世界,伴随技术和贸易的发展而发展,处于不断变化不断生成新内容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在近代以来深度参与到这一历史过程中,与世界形成了深刻的相互生成、相互塑造的关系。这个生成中的世界,有着无限的扩张性以吞噬吸纳各种各样自我主体性,将他们纳入进程中。即大规模全球化。
作者提出中国需要一场精神解放运动,而不仅仅是启蒙。启蒙可能带来大量信息,但只有精神解放才能帮助理解信息的意义。精神解放是要反思乃至重构认知框架。精神解放是无法通过简单的另一次启蒙完成的。——想追问的是,主体是谁?主体为国家的精神解放只能是事后总结,想做设计引领指导基本可以看作是伪命题。微观上一个个人的意志行为不可控,受教育程度、认知等无法统一,国民素质提高是一个长期过程。宏观上,别的国家未必认可中国的枢纽地位,且不愿意中国成为枢纽。
作者提出了真正宏阔的世界历史过程,人类的意识如何从彼此茫然无知,到彼此沈村误解,最后彼此实现和解,达成一种普遍秩序。——对此,我非常期待看到,因为过于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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