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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克

江苏省电影电视评论学会名誉会长

http://i.mtime.com/sh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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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看张艺谋机智应答大学生

舒克 发布于:

                                         舒克

 

张艺谋又来南京了,又来南京大学了。1988年,张艺谋首次执导影片《红高粱》公映时,他应邀专程到南京参加影片的首映活动,在与观众见面时,他曾经扯着大嗓门高唱影片的插曲《妹妹你大胆往前走》;在与影评界座谈时,他曾经诚恳地表述他对中国电影发展的独特见解;在南京大学,他曾经被热情洋溢的大学生们高高地抬起来,抛向天空……转眼就是十一年过去了,张艺谋已成就为“国际大师”级的名导演。他这次是携新作《一个都不能少》和剧组主创人员全国巡回宣传一路兼程到达南京的,连日的劳累使他的神情显得有些疲惫。但是当记者拿着当年他高唱电影插曲时的照片送给他时,他又兴奋起来,指着照片中的自己说:“都十一年了,瞧我当年那样儿……”。与当年相比,他举止更加沉稳干练,可言谈话语却依然诚挚中透着幽默。在南京大学,他回答记者和大学生们的提问,依然是妙语连珠,常常被一阵又一阵掌声打断……

    “能不能给魏敏芝、张慧科们以真正的关爱”

 看得出来,张艺谋对魏敏芝、张慧科两个小主演十分爱护,每到一处,他都要细心地给孩子说这说那,象个唠叨的父亲。每一场与观众见面,聪明的张慧科说话都会有所发挥,张艺谋也会欢喜异常地看着他笑,那神情让台下的观众不时议论:“就跟他亲生儿子一样”。媒体自然也是异常关注这两个孩子,甚至在影片刚刚拍完不久,就有各路记者驱车前往孩子们所在村庄、学校,或采访、或接走……张艺谋对此并不满意,认为这对孩子来说是一种“骚扰”,希望“不要炒作”他们。 可这次全国巡回首映,张艺谋又亲自将他们带了出来。记者就此向他提出疑问,张艺谋立即收敛起笑容,严肃地回答:“这实际上是我们一直很为难的一个问题。带这两个孩子出来之前,我们跟中影公司的总经理也特别谈到这个问题。从我个人的愿望来看,我是根本就不想带他们出来。我觉得这样对他们的生活会有影响。但如果说对他们的干扰,就是在电影拍完之后。因为我们在拍摄期间,专门给孩子们请了老师,为他们补课,同时也教育孩子们怎样保持正常的心态,让他们平和地学习和生活。影片拍摄一共用了57天时间,有一半是在放假期间,所以就是耽误点功课问题也不是很大。在影片刚刚拍完,孩子们才回到各自的家的时候,也都还没什么问题,很多时髦的‘新词’他们都没有触及到。因为我们摄制组是很小心的,我自己拍电影从《红高粱》开始就有小孩,每一部片子差不多都有。对此我有了些经验,知道怎样对待他们。但就在我们回到北京做后期,我们的拍摄情况被媒体曝光之后,由于拍摄地点、就是魏敏芝她家距北京市只有三个半小时的汽车路,所以许多媒体自己开车去那儿,他们出于各种各样的想法,或者说报道的需要吧,去她的村里、学校和家里。据当地学校老师反映,自打影片拍完之后几个月来就没有断过。”

张艺谋对因为他的电影而给孩子们带来如此不断的干扰表示出极大的不安。他特别点名北京电视台《荧屏连着我和你》节目及其主持人田歌,连说了两句“非常不好”来批评,他说:“她这个节目把魏敏芝全家接到北京来,问了很多各种各样连大人都难以回答的问题,一大堆问题。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我也不知道他们想做什么。这样子我们当然就很不满意。”因此,张艺谋特别担心,在影片全国公映时,还不知道会有什么人把孩子们拉倒哪里去。所以他说:“这段公映期,如果我们不带出来,告诉你,这会他们又不知会在哪儿呢?很多人又会把他们拉倒什么地方问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们自己把他们带出来,一方面也确实是工作需要,观众都很渴望看到这两个小演员,对电影的宣传有好处。更重要的,是跟着我们走这一路,我们会对孩子负责,诱导他们,教他们怎样正确面对这件事。 但是很坦率地说,昨天晚上我们还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此行结束之后,回到北京,我们还能保证那么多媒体不再找他们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张家口地区若要在上映这个电影的时候,(影片的主要景点都在当地)当地的媒体还不随便就能把他们给接走了。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想发个呼吁,就是这次由我们制片部门和发行部门完成了宣传任务之后,全国的媒体尤其是北京的媒体是不是不要再去干扰孩子们,让他们安心学习和生活。这才是真正关爱这两个孩子。媒体的同志们要从孩子们的角度想一想,我们带他们出来只有两周的时间,最重要的是后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这样长的过程中,如果总有人反复去找他们,就会比较麻烦。我相信:只要大家都能够正确对待这件事,从孩子到媒体到社会,都能以一种健康的平常心来对待这件事的话,那么参加一部电影的拍摄对于孩子们来说,应该是个大好事,是个有意义的事,是应当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有健康影响的。”

   “我做事并不是从一个崇高的目标开始的”

许多记者和大学生们不约而同地问张艺谋:你最近做了一连串的“爱国主义”的事,诸如执导向国庆献礼的MTV、拍公益广告、退出戛纳电影节以及连续两部表现乡村教师的电影以支持“希望工程”等,可为什么又总是低调处理?张艺谋首先笑着否定了执导MTV的说法:“只是一个朋友写好了歌找到我,希望我能来指导一下,而不是‘执导’,可是我太忙,连‘指导’的事也没做。”对于拍公益广告,他也只说是为朋友顾长卫帮忙。因为顾“曾经是我的许多影片的摄影师”。而关于退出戛纳电影节的问题,他更是一路高举“免谈牌”。在大家的一再追问下,他还是简单地说:“这只是我个人和他(指戛纳电影节主席雅歌布)个人艺术见解上的交流,我没有多想什么主义。”他坦诚地说:“实际上人在社会中做任何事情,一开始并不总是从一个崇高的目标开始的。我就是这样,往往先是从朋友的关系、友情或者是某种自己的需要出发,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什么高屋建瓴的位置上,想什么社会意义、国家利益等等。为什么大家不太喜欢一些概念性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常常不是从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是从一个伟大的目标开始的,所以大家就觉得比较虚假。所以我也只有在这里重复:我根本不打算对南京的记者们和南大的老师学生们说假话,大家应当能够听得出来。”张艺谋的这句话又被热烈的掌声所淹没。

     我自己就是“一根筋”

从《红高粱》的“我爷爷”到《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从《有话好好说》中的张秋生再到《一个都不能少》的魏敏芝。张艺谋为什么总是塑造这样的“一根筋”性格的人物呢?张艺谋表白,首先他自己就属于这种“一根筋”式的人。当然,那是为了艺术。张艺谋说:“这种‘一根筋’ 的性格,或者说是一种执着的精神吧,其实是一些人的某种局限。但从拍电影的角度来看,这种局限容易产生强烈的戏剧效果。因为电影需要故事,通常人们看到的所有的好电影当中,那些人物的性格都是很执着的。如果让他们随便变来变去的话,这个故事就必然会变得没有方向、没有头绪了。‘一根筋’性格是人的一种缺点或者说是弱点,但同时又是一种优点或者说是优势。顺着这样的人物性格来制造悬念、发展情节结构和完善故事,都是很容易成功的。所以我们在拍《一个都不能少》的时候,依然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只要符合生活真实,观众能够认可,多塑造几个这样的‘一根筋’人物,没什么不好的。”

张艺谋由此谈到中国电影的创作问题:“中国电影面临低谷的根本原因就是好剧本、好电影太少,而这其中的原因又太复杂。面对这种现状,我个人所能做得很有限,就是要求自己把每一部片子都做得好一些。所以我常常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从业人员都能够从自己做起,很认真地负责地怀着对艺术的热爱去拍好自己接的每一部影片的话,可能中国电影就会有很好的起色。”至于是把影片拍成象《泰坦尼克号》那样的浪漫主义风格,还是拍成象《一个都不能少》这样的写实主义风格,或者选择什么样的主题最好。张艺谋认为那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片要有好的故事。他说:“我们今天电影市场滑坡,观众不看电影,首先是它的故事不好看。不是说你的风格特别,你的主题是希望工程,观众就会来看。不是的。拍《一个都不能少》,我们是在追求一种返朴归真的纪实风格,想把记录片的形式和故事片的内容相结合。但这样是很难把握的。因为真实的话,你比不过电视台,新闻采访、专题包括《焦点访谈》,这些都很真实,那是真正的记录片。你毕竟拍得是一部故事片,要让观众坐到电影院里来看故事。所以这两者的结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故事要能抓住人,情节要有趣味,更重要的是人物的情感不能淡化,这些东西一定要处理好,观众被吸引了,情感被激发了,大家才可能会跟着人物一块笑、一块流泪,我觉得这些才是电影成功的核心。 

  “我不是民族败类,也不是民族英雄”

被称为影坛“鬼才”的张艺谋,曾经是被骂得最凶,也被捧得最高的艺术家。他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被批为“故意展现民族的劣根性”;而他的《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又被奉为 “法制教育”、“爱国主义”的经典。对此,张艺谋只是戏称:“我不是民族败类,也不是民族英雄”。自处女作《红高粱》问世以来,他被骂或者被捧,都一直存在,他显然已经习以为常:“对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拍电影。我觉得我自己一直都没有改变,还是这样的一个人。当然我们大家都成熟起来了,我们可能会比原来显得成熟一点。但基本方向永远不会变,就是以自己对电影的热爱来拍我们所能拍摄的每一部影片。当然在中国拍电影还是有许多困难和限制的,艺术家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你必须尊重这个现实:在可能的范围以内,你来创作。那么你就可以尽可能地在创作中保持自己的个性,尽可能地保持那种原始的冲动和最初的想法。实际上,我们拍电影就是一个克服困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妥协的过程。我们每一个做电影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一点。至于民族劣根性、民族英雄等等,都不是我特别关心的问题。”

“对于大成本、高科技,我想反一反潮流”

好莱坞大成本、高科技电影冲击世界各国电影市场总是人们谈论电影的热门话题。而张艺谋认为这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倒是一些人盲目地随大流。他说:“以我现在的条件,找点投资,拍些大成本、高科技的东西,并不成问题。但我是越来越觉得大家都来玩那种高科技大制作、谈论什么商业大潮啦、票房啦、利润啦,没什么意思。我更想保持一点自己的平常心,我倒想在这个方面反一反潮流,拍一些普通人的故事,一些小故事;拍一些中小型的制作;拍一些真情感人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商业的东西不是少了,而是太多。我们就有可能迷失、丢掉一些本来很好的东西,可能成为好莱坞三流电影的抄袭者和复制品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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