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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秒二十四个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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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面具之下的秩序、正义和暴力

zerone 发布于:

 

 

《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面具之下的秩序、正义和暴力

 

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狄更斯

 

1

 

“我看到,将要从这个地狱中出现一座美丽的城市,一群了不起的民众。我看到,我为之牺牲的那些人,过着安宁的、有价值的、富足而幸福的生活。我看到,我在他们心中,在他们的子孙、世世代代子孙的心中,被奉为神明。我做了一件比我所做过的好得多、好得多的事;我就要去比我所知道的好得多、好得多的安息处。”

 

在电影《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的末尾处,警察局长戈登在蝙蝠侠(韦恩)的墓前诵读了这一段话,仿佛是终于洗去了污名的蝙蝠侠在牺牲之前留下的一段美好预言或祝福。

 

这一段话源自19世纪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在小说的结尾处,狄更斯深情地为“为爱而自我牺牲”的西德尼·卡顿虚构了他的“预言”,不断重复的“我看到……”一唱三叹。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从中提炼出了这个压缩版本后,同样深情地献给了他的银幕英雄蝙蝠侠。

 

好莱坞大片《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和文学史经典小说《双城记》的关系远非止于此。诺兰承认,在他弟弟(这部电影的编剧乔纳森·诺兰)的推荐之下,他读完《双城记》后,“全然喜欢上了它,完全理解狄更斯的意图……我在写剧本初稿时,脑子里全是《双城记》”。此外,《双城记》所具有的史诗性、戏剧化同时充满深情的基调,也是诺兰所追求的。

 

2

 

《黑暗骑士崛起》的故事以高谭市之被颠覆为中心,其中描写的底层大众对富人的审判和驱逐、混乱的街道、“人民法庭”……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对法国大革命中的巴黎的描写。

 

除了在故事设置上的相似之外,在人物塑造上,暴乱的幕后主脑米兰达和平乱英雄蝙蝠侠被赋予的心理动因和价值参照,与《双城记》中对特雷丝·德法日等革命者和卡顿等拯救者的塑造同样相似。

 

米兰达和特雷丝所掀起或参与的“革命”都带有强烈的复仇色彩,在仇恨中难以自拔,前者因为父亲,后者因为姐姐;而蝙蝠侠和卡顿则始终站在爱和自我牺牲的一边,前者为保护高谭而与炸弹同爆,后者则为成全心爱的女孩而代替别人走上断头台。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理想:他既反对贵族对农民的迫害,也反对大革命胜利后人民对贵族的专政;既反对统治者的暴力,也反对反抗者的暴力,认为革命中的暴力只有疯狂而盲目的仇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会造成新的灾难。

 

以狄更斯的人道主义理想看来,建立一个新的秩序需要理智与宽容,需要仁慈与博爱。他希望以发扬人性中的善良去战胜社会中的罪恶。马内特医生、达奈和卡顿的爱和牺牲,正是他期望的理想的表现。(达奈自动放弃财产和贵族特权、马内特医生则为女儿而宽恕仇敌。)

 

狄更斯说,爱总比恨有力。无疑,诺兰在思想上继承了狄更斯“为了爱而自我牺牲”的19世纪人道主义主题,同样既承认了现成秩序中不公正的存在,并谴责这种不公正,同时也坚定地认为通过暴力革命纠正这种不公正只会使情况更糟。

 

至此,根深蒂固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妨碍诺兰正视、深思现成秩序中一种新力量的崛起所打开的新可能性。或者,这种“爱”和“牺牲”所支撑的意识形态正是诺兰确保自己的作品在西方主流文化中流通并获得利润的“护身符”或必要的“空能指”。

 

3

 

在《黑暗骑士崛起》中,蝙蝠侠代表了一种保守力量,或许一开始他就是保守的。

 

在首部曲《蝙蝠侠:侠影之谜》中,影子联盟接纳并训练韦恩,试图让他带领联盟摧毁高潭市,因为他们相信那里已经彻底堕落,腐败和不公已经渗透到城市的方方面面,他们深信自己的摧毁行动像《旧约》中耶和华用硫磺与火摧毁堕落之城索多玛与蛾摩拉一样是正义的。

 

尽管韦恩幼时目睹父母被害,深切体会城市的堕落,但他仍然认为那里仍有无辜的人、心爱的人、值得他保护的人,他相信正义不等于复仇和毁灭。

 

所以,蝙蝠侠一开始是现成秩序(体制)的补充,而不是秩序的反面。他的暴力永远不会超出这个秩序所圈定的合法界限。蝙蝠侠成为现成秩序得以被忍受的希望和幻觉,那些崇拜蝙蝠侠的人会对自己说:尽管这个体制糟糕透顶,幸亏还有蝙蝠侠来伸张正义,所以一切还是可以忍受的。

 

可是,如果一种秩序腐败了,不公正成为其内在的一部分,既不全然推倒秩序又维护公正,这是可能的吗?就像,既吃到蛋黄又不打破蛋壳,这是可能的吗?

 

显然,《蝙蝠侠》系列中的反面人物忍者大师、小丑、贝恩都不抱有这种幻想。如果说小丑还停留在把玩人性中的恶、拒绝信任任何虚伪的秩序、文明和正义的阶段的话,那么贝恩则是有组织、有预谋地颠覆现成秩序,试图彻底改造城市,他谴责富人和权势者,要求恢复人民的力量,号召人民“夺回你们对城市的领导权”,“我们不是来征服的,而是来解放”,“做你想做的”……

 

可惜,诺兰并没有认真思考作为现成秩序之补充的暴力和作为新秩序之诞生、新合法性之重新奠基的暴力之间的区别,他最终把蝙蝠侠和贝恩意味深长的区别简化为善与恶、人道与反人道的区别——激进的解放者或革命者要改变的就包括这些简单的、“自然的”区分得以可能的基本价值坐标和条件。

 

换句话说,诺兰无法想象真正激进的解放运动,他有意或无意地停留在狄更斯以来的价值坐标当中,急于给“人民的力量”贴上“反人道”“恐怖”的标签。

 

我们不能忘记,蝙蝠侠的面具下面始终是一个富豪、现成秩序的受益者,即使是一个资助孤儿院的“好的”资本家。也许,蝙蝠侠和他所代表的“正义”,正是不公正的秩序维护自身所需要的面具。诺兰维系着“不伤及秩序而维护正义”的梦想,这也使得他的电影成为某种美好的面具。

 

4

 

尽管诺兰强调,故事成型于经济危机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之前,但我们在看这部《黑暗骑士崛起》时,很难不由其中哥谭动乱场景联想到纽约的“占领”运动,甚至联想到两年来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革命运动。

 

现实中的反政府运动,电影虚构中的动乱以及被影射的法国大革命历史,在这部电影中构成了一种强烈的“互文”效应,折射出独特的政治意味。

 

在这部电影中,诺兰虚构了一个贝恩领导的、寄居在下水道中的“地下世界”,这不简单地是一个全然黑暗、野蛮的世界,也是一个像吉米这样的孤儿能找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世界。像吉米这样的弱势人群不再能在“地上世界”找到自己的工作和出路,这其中包含着诺兰对现实状况的影射。

 

无论是阿拉伯世界中权威体制下的受压迫民众,还是“自由民主”世界中经济泡沫的受害者,都是一种秩序中原本看不见的部分。或者说,任何一种秩序都包含着被它压抑、抹杀、“冲入下水道”的“地下世界”。

 

而现在,这个世界蓄积了自己的力量,试图通过群众运动在各个角落发出的自己声音:我们过去并不存在,但现在我们存在了,并且我们能决定国家的历史。

 

针对这些群众运动,法国哲学家巴迪欧在《历史的重生:反叛和起义的时代》(2012年)中说,“历史的重生”这个概念的核心内容就是:原本不存在者获得了自己的存在(那些原本躺着的、屈服的人,终于觉醒了,站起来了),这是暴力所发掘出来的,这也是政治的永恒部分。

 

“历史的重生”显然是针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福山认为,由自由民主体制所带来的普遍繁荣、自由平等的世界中,每个人“争取承认的欲望”都得到了满足,进而成为沉溺于个人安乐、没有理想追求和公共精神的“最后之人”。而此次经济危机及其引起的群众运动表明,自由民主体制内部依旧有着自己的“阴暗面”和“不满”,政治和历史仍保有隐蔽的动力。蝙蝠侠表达了解决这种被压抑的阴暗力量之威胁的幻想性弥补方案。

 

在这个意义上,《黑暗骑士崛起》含蓄地表达着西方主流文化世界对自身体制的某种焦虑,这大概是自上世纪80年代末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提出以来,在“乐观的”好莱坞电影中很难看到的情绪。

 

2012.8.30

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 The Dark Knight Rises(2012)

8 .8 / 8 .0

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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