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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戴乌丝

一颗不安份的种子正在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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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删除 索科洛夫

阿马戴乌丝 发布于:
“不要羞辱在精神领域工作的人”




南方周末    2006-08-24 14:54:37



  □本报记者 李宏宇 文/图
  
  希特勒与俗世的人有更多共同点
  记者:您在《生命挽歌》里刻画音乐家,与您在“权力三部曲”里刻画重要历史人物,手法和视角有什么不同?
  索科洛夫:我想我的手法是一样的。对我而言他们首先都是活生生的平常人。即便某个具体的人因为做了不一般的事情而成为历史上的“人物”,比如希特勒,我仍然是力图找到这些历史形象背后真正的“人”。
  就拿希特勒来说,我想要找出他内心邪恶的部分。而当我拍摄塔可夫斯基———我也拍过他的一部纪录片———我也是想寻找他们身上与平常人和世俗生活关联的东西。这些人是非凡的,那他们是否也可能有某些生活,与我们是同一个层次的呢?
  我深信,与希特勒这样心怀邪恶的人相比,那些最杰出的人物更难与普通人共处。希特勒使人类倒退,因为他把人类带回到残暴和野蛮中———倒退比前进容易多了,有才华的人是希望把人类向前推动的。希特勒与俗世的人有更多共同点,而塔可夫斯基们就更少,这是挺糟糕的。我认为艺术就应该去弄明白这一现实背后,究竟是什么缘故。
  记者:具体地说,塔可夫斯基与世俗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索科洛夫:这个问题很难答。我与塔可夫斯基的关系很近,而且是作为个人而不是电影导演之间的关系,但他与其他人的事情,我的了解并不算多。
  塔可夫斯基是个顽强的人,他能对付苛刻的意见。1979年我们认识时,他在莫斯科和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情势都很复杂。他极少见人,在家里都不自己接电话。他常去西方住,因为在他单位工作的人,和其他同行都相当公开地敌视他。当然,电影厂里也有认可他的人,但我所见的,大多是强烈的敌意,尤其与他同龄的人。他周围是个真空,没有文化的氛围。他的日子很不好过。
  我还可以告诉你,就在他去世那时候,我听到有人说:他怎么没早点死呢。他们看到他走了真是很高兴。
  都说磨砺出人才,并不一定。灵魂的苦恼已经很厉害,外部的扼制和压力更是常常摧毁了一个人。不可以羞辱医生,不要羞辱教师,不要羞辱在精神领域工作的人。这些职业需要格外的纯洁和淡泊,需要鼓励而不是伤害。
  记者:在柏林电影节,看到过您的《太阳》。天皇裕仁是二战战败国元首中惟一未受惩处的,您对他的兴趣在哪里?
  索科洛夫:裕仁天皇自1926年至1989年统治日本帝国。在这段历史时期里,曾经威胁整个东南亚的军事帝国在二战中被盟军打垮,但在1960年代获得重生,成为技术大国。可是更加惊人的转变是发生在天皇自己身上。在日本,天皇家族的根源被认为是太阳之神,即“天照大神”,天皇是神的化身;裕仁不仅在1945年9月2日签署了日本的投降书,几个月之后他还否认了自己的神圣起源,宣布自己不是神,而是人。这是彻底地与历史传统决裂。在日本有数百名高层政客为此自杀,相当一部分就在皇宫门前进行。
  裕仁有足够的勇气否决过去,给国家一个值得写入历史的未来。这个矮小瘦弱的皇帝是一个研究植物与水生生物的学者,无论从身体或精神上,他都完全不适合做一个专制君主,他甚至把皇宫变成了科学实验室,而不是嗜血战神的堡垒。裕仁天皇看重民众的生命与利益,胜过所谓国家与民族的荣誉。这是这个人的大成就,也是当时能够理解、赏识这一点的美国政治家的成就。
  但是,即便不情愿,裕仁已经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角色,这个角色究竟是什么?这还有待未来的人们来研究。
  记者:在《金牛座》里,您也用个人的视角描写了列宁。是否可以说,这多少反映了俄罗斯在观念上的解放?
  索科洛夫:没有的事。这部电影只是一小群人在艺术上的成果,跟俄罗斯电影传统或者俄罗斯社会的变迁扯不上什么关系。事实上它证实了旧问题还完全没有解决。
  记者:您在“权力三部曲”中想要表达的统一主题是什么?
  索科洛夫:我们表现这些人物,是想说那些重大的事件,极端的状况,并非出自异常的环境或命数的注定。所谓重要的历史人物都是由人类体系赋予的,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环境、遭遇和复杂性,驱使他们做出那些“非常”的举动。性格和行为才是决定性的。艺术的目的是重复最基本的道理,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百年复百年。因为人是健忘的。
  
  俄罗斯人的心里有海,日本人的海在四周
  记者:您说起过1980-1987年的那段经历,您的电影可以拍但不能公映。但这当中的逻辑让人糊涂:既然不能放映把钱赚回来,为什么还能得到国家的投资?
  索科洛夫:这是因为每一次他们都希望我能拍出他们想要的那种电影。但每次我都坚持自己的,不按他们要的方式去做,这让他们又吃惊又失望。另外,在体制内也有不少人热心地帮助我,这对我非常重要。他们的方式是给我的电影项目换个人名,不说是索科洛夫的项目,用一个假名,把制作的钱拨过来。
  记者:您拍了很多纪录片,它们的语言对您的剧情片有什么样的影响?
  索科洛夫:我一般不把我的那些电影叫作“纪录片”,我叫“非虚构片”,它们甚至比剧情长片更难拍。拍摄非虚构影片时,不能说我是在反映真实,我的态度是很主观的,是我用自己的方式来看事物,而不是事物本身的真实模样,二者完全不同。所以即使是拍非虚构影片,我也尽量加上特别的艺术形式,让它跟通常意义的纪录片非常不同。
  所以在我看来剧情片和纪录片没有什么大的差异,二者的目的都是创造艺术作品。你可以把剧情片比作药物治疗,纪录片比作外科手术,或者反过来也一样。
  记者:您似乎很少处理当下的政治话题?
  索科洛夫:我介入政治话题一点意义都没有:谁会听我说什么呢。不管我谈民族主义或者俄罗斯国家主义,出来都没听到有什么公众反应。我的言论没什么公共意义,我是很个人地拍些个人态度的电影,或者叫作者电影,在俄罗斯没人认真看。与其说我的电影影响政治……不如说影响具体的人的命运更多吧。
  记者:您怎么看您的作品与传统的俄罗斯精神的关系?
  索科洛夫:在我的纪录片《生命挽歌》里,歌唱家维什妮芙斯卡雅有一个很好的形容,我借她来答你的问。她说:如果要给俄罗斯精神下一个定义,那就是情感的无止境。俄罗斯人的所有情感都是无限的,如果残酷,我们就比谁都残酷;如果是忍耐,我们也比任何人都能忍耐。
  我曾经跟一位日本女士谈起日本人与俄罗斯人的比较,她说,在俄罗斯人的心里有一片海洋;而日本人,海洋是在四周,而不是内里。我想这是我听到过最精确的描述,我能从自己的心里深深感觉到。
  我家里有面镜子,照的时候能看到身后的书房,契诃夫、托尔斯泰、布宁……没有你自大的余地。从这些作品里我们得到那么多东西,从这里边不太能成长出一个新人。我是说,我们的内心一直就是在传统的俄罗斯精神之中。
  我坚持阅读俄罗斯经典文学,这对我有极大影响。我从来没听过披头士或者其他非俄罗斯的当代音乐,影响我的是瓦格纳和斯卡拉蒂(Scarlatti)。所以我专注于相对严肃的东西。
  主要的艺术观念不是在电影中产生的,而是在绘画与文学里。我们都在俄罗斯文学的庇荫之下。没有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著作里对自然的细致描绘,就不会有塔可夫斯基和朵辅申科(Dovzhenko)的存在。电影必须认清自己的位置。这门艺术只有与其他门类相联系,才能立足。
  我们在这个时代,尝试创造些什么,但一定不能高估自己的作品。电影还是太年轻了,它的语言尚未成熟,只是零散的音节和字母。有的大师已经拼出了很好的词汇,但整段的话语还不那么好懂。至少我是这么看的。社会把电影的重要性看得过高了,其实还有大量的实验要做,有那么多东西要学习,要研究。我的职业通常被称作电影导演,但我认为目前的电影对我并没多么重要。
  (P1176521)
  

  “我的职业通常被称作电影导演,但我认为目前的电影对我并没多么重要”———索科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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